唐贞观初年,太宗应治国之需,下令魏徵、褚亮、虞世南、萧德言编撰了一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匡政宝鉴《群书治要》。该书将上古五帝至隋唐以前的中国治道之学删繁就简,囊括其中。它作为一部为太宗成就“贞观之治”,为日本平安时代开创承和、贞观年间盛世局面发挥重大作用的施政参考书,具有突出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群书治要》的灵魂与核心在于其道德教化思想,中国古来本土文化传统的精神特质高度浓缩于其中。深入把握该书所蕴涵的道德教化思想,无论对于理解《群书治要》,抑或用于指导现实人生,皆具有根本性的研究意义;同时,也可为当今系统有效地领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征与治国纲要,辨明道德教化推行过程中方针策略的科学与错谬,提供一条便捷的途径。通观《群书治要》的道德教化思想,其着眼点在生命实践,是意在解决人生真问题的、直接关乎身心修养的学问。因此,本文在写作方法上,秉持“向里用力之人生”与“向里为己之学”的态度,着重从精神、心理层面以及宇宙、社会和人生的关系角度加以解读,经史合参,理事并重,兼顾该书内容的特殊性与思想效用上的普遍性,从本末、自他、体用的内在关联中把握道德教化思想的源头和脉络,以期较为准确地理解该书所折射的中国文化固有的精神传统,即它所代表的伦理道德教化的精神、人的精神、民族的精神,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它曾产生的历史影响,以及对当今之社会人生的启示意义。在论文结构上,第一章对《群书治要》特征加以概观,介绍该书的总体特征、教源宗旨、文献内容、文体章法和功用价值,以此见出作为全书核心意蕴的道德教化思想的生成土壤。第二章阐释“道德教化”四字在《群书治要》中所具有的明确深厚的含义,指出它既有别于西方文化之指称,亦不同于当今社会所流行的通俗见解。综合该书文本内容、教化的字源意义以及中国哲学伦理学特质和研究方法,可知对道德教化的认识不能对象化地向外求取。教化是旨在立人格、淳风俗、遏恶扬善的道德感化,是成于伦理双方、以心应心的自然流现基础上的感动兴发之效。这种据于明德之力,以身率导之,合天地之道、顺万物之情的教化之道,是该书所彰显的中国道德学问的宗趣所在,也是古来知识分子所终生致力的人格追求和明君治国所崇尚的政治理想。道德教化源于古圣人之观民设教,以五伦教化为始基启人发明本心,随顺民情而施以净涤之功,以此来助其成全本善之性,获得安乐的人生。为了深化对“道德教化”的理解,论文又分别从道德与知识的关系、道德与伦理的关系两个维度加以辨析。指出,道德不是客观知识,而是知行合一的生命实践。道德之宗旨在于修己尽伦,于尽伦中修身显性,伦理之精神在于以对方为重而忘我无私,修道德、尽伦理都是为了明其明德。道德系乎人心,人生又特重在人的社会生活,因此有怎样的道德——心灵的层次与水平,便会有怎样的伦理关系。道德是人的生命之寄托,伦理则是成就道德的土壤。在既前章探明了道德教化的含义后,第三章则重点对《群书治要》道德教化思想的理论基础加以阐说。指出,基于对存在事实的了解与尊重,一个人才会将他的道德生命不可动摇地置于首位并能时时提起自觉,为了有能力利益家国天下、实现生命永恒的价值而修养道德、奋进不止。这一存在事实即《群书治要》中随处可见的宇宙观、社会观和人生价值观,即天地人一体、身家国天下一体和身前身后一体。论文分别将人的生命置于天地之间、横向的时空与纵向的历史当中全面观照,以此呈现中国古人生存的动力源泉和强大的信念基础。对于人的存在结构了然于心,则无论教育的施受双方,对人的性命之敬重、对上行下效的重要性的认知便会提到一定的高度,对于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应当以何为根本、中心、次第、取舍等自然易于明朗,所谓不待教而后能。第四章《群书治要》道德教化的实践方法,是通过对该书中富有代表性的经句的解读,从教与学两方面进行要点阐述。从教之一面,指出其核心在净化人心,根本在尊道贵德,关键在为政施教者之身体力行。从学之一面,指出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心也,是人所以为人的标志。求仁当返身内求,克己复礼,在对人伦事务的尽心付出中逐渐默契。在具体践行上,则首须领会圣人言教之宗旨与归趣,志于性道之所由,务求君子之不器,素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并能时时寡过知非与自强不息,如此方能涵养日深,德能日进,乃至学为圣贤。而尊师重道作为道德教化之所维系,是延续圣贤道统之必须,亦是中华悠久文明前承后继、与时俱进之寄托,因此文末复对尊师重道之礼义作以申发和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