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创刊于上海的《现代》杂志，是一份具有很强兼容性的现代文学刊物，它以开放性的姿态打开了一个与世界文学连接的窗口，培养并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比较成熟的现代主义流派，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作为“一·二八”淞沪战事后上海最为典型的文艺刊物，《现代》一定程度上也为当时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依托。 本文将广义上的《现代》杂志文本理想化地划分为四种形式，即文学性文本、批评性文本、广告式文本和公示性文本(公示性文本内化到了编辑理念中，不做专门论述)，试图通过对文学性文本的再讨论确定《现代》杂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存在性的意义和地位，更希望通过批评性文本、广告式文本的分析、体验、论述，揭示纯文学杂志《现代》鲜被提起的一个侧面，即《现代》在“现实意识”下不自觉地与政治、商业达成了共谋，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实施了对《现代》杂志理想状态的隐性消解。 概括起来，本文主要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引入了“理想的共同体”这一概念，从施蛰存的编辑理念入手，将《现代》杂志的“理想的共同体”建构成为一个多元的、对话型的带有契约性质的话语空间，并指出这一话语空间另类的政治合谋性质。 本文第二部分是对《现代》文本的具体化研究。《现代》中的批评性文本是一个笼统的范畴，因为《现代》中普遍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很少。通过对左翼与“第三种人”、“自由人”的文艺争论这一个案的分析，揭示出《现代》在一定程度上与政治达成了共谋，从而完成了从文学公共空间到政治公共空间的部分转型，并以潜隐的方式破坏了《现代》自身的理想状态。接下来，通过对《现代》中的广告与广告中的《现代》及广告文化本质的多维认知，揭示出广告的存在增添了《现代》的公共领域性和消费意识形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现代》完成了与商业的共谋，从而实施了对纯文学杂志《现代》的隐性消解。最后，重点介绍了共谋困境下的《现代》文学实践。通过对“现代”派诗歌、新感觉派小说的再讨论，重申了《现代》在政治、商业共谋的双重困境下的艺术实践的重要意义。 本文的第三部分是对整体的《现代》文本结构及其现世价值与存在限度的简单概括。《现代》的文本实践，一方面维护了《现代》作为纯文学杂志的理想状态，另一方面又使这种理想状态处于隐性消解的危险与事实当中。 本文在结语部分进一步指出纯文学杂志《现代》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