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国201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为《法律适用法》)第4条将“强制性规定”在立法上进行初次确立后,“国际私法中的强制性规范”问题也成了近几年来国际私法学界颇为关注的问题。虽然强制性规范在国际私法领域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是仍然存在仁者见智的看法。对于我国而言,这一制度虽然在国际私法中得以确立,但与欧洲国家相比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还不够成熟。随着近年来国际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对外经贸往来日益频繁,涉外民商事纠纷也日益增多,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中对国际私法中强制性规范的适用频率也有所增加,但实践中对这一法律适用的制度的不合理适用时有发生。这就不利于国家重大利益的维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会影响我国在民商事领域的对外交往。因此,对强制性规范在国际私法领域的适用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2012年12月10日通过并于2013年1月7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称为《解释(一)》)第10条通过不完全列举的方式对强制性规定进行了一般性的描述,这是在《法律适用法》第4条的基础上对这一制度在具体操作上的一种补充和完善。然而与欧洲国家国际私法上较为完善的强制性规范机制相比,我国的强制性规范尚未形成健全的体系,比如对外国强制性规范适用问题上的沉默以及缺少对弱者利益进行保护的保护性强制性规范等。本文通过相关国际条约以及其他国家在立法上以及司法实践中对强制性规范的具体适用进行分析,希望在借鉴别国经验以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力图在我国涉外民商事关系中如何更好的发挥这一制度的作用寻找答案,从而充分发挥国际私法在我国的功效。本文主要分三部分进行分析和讨论:第一部分主要是对强制性规范这一概念进行界定。该部分首先从强制性规范在国际私法中的理论源起谈起,探讨了这一理论的历史形成过程。接下来,由于强制性规范这一概念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理解和功能,因此要对其在国际私法中的含义进行定位。最后,国际私法中的强制性规范与公共秩序制度、法律规避制度以及直接适用的法等排除外国法适用的国际私法制度,在适用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因而容易产生误用,因此从理论层面将其进行区分,这对于强制性规范的正确适用也有所助益。第二部分讨论的是国际私法中强制性规范在国际立法及实践中的发展状况。首先从最具代表性的欧共体1980年《欧洲共同体关于合同债务的法律适用公约》(以下称为《罗马公约》)以及后来将其取代的2008年《关于合同之债法律适用的第593/2008号条例》(以下称为《罗马条例I》)为切入点,探讨了国际立法中的强制性规范的发展情况。《罗马公约》和《罗马条例I》这两个国际条约对强制性规范的规定较为系统全面,被后来的许多国内立法所借鉴,因而对于国际私法中强制性规范在国际范围内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次,通过对荷兰、加拿大、罗马尼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国内立法中关于强制性规范的规定的分析比较,总结出国际私法中强制性规范的两个发展趋势,即对法院地国强制性规范适用的确立和对外国强制性规范的承认。最后结合国际社会的司法实践来说明国际私法中强制性规范在具体案件中的适用方式及演变。第三部分立足我国的现状,探讨分析了我国国际私法中关于强制性规范的适用状况并提出完善建议。首先对我国《法律适用法》第4条和《解释(一)》第10条进行了分析解读,进而指出在我国国际私法中强制性规范的适用类型为法院地国的强制性规范的适用,适用方式也由原来的间接适用转变为直接适用。并通过《法律适用法》施行以来对第4条进行引用的关联案例,分析了强制性规范在我国国际私法中的实践状况。最后,在对立法和实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关完善建议,诸如借鉴《罗马公约》和《罗马条例I》中的立法模式,对国际私法中强制性规范进行分类,为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作出保护性强制规范的特别规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