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重视国家行为体的硬力量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力量理论，强调软力量具有硬力量难以达到的政策效用，可能成为国家对外关系中的优先选择。实际上，单一的软力量或者硬力量研究都很难揭示二者在推动国际关系发展中的运作规律与作用。学术界就软硬力量及相关概念的界定众说纷纭，至今尚未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为明确研究对象和范围，本文第一章首先对软硬力量概念和理论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和界定，以便为后文进一步阐述打下理论和逻辑基础。本文认为，外交目标的实现与软硬力量的协调运用呈正相关关系。易言之，软硬力量的协调运用能够发挥二者的最大效能，促进国家外交目标更稳健地实现。为验证这一假设，本文在综合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分析工具：即从性质协调、机制协调和互动协调三个方面来分析国家软硬力量运用的总体情况；同时从国际形象、国际地位、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四个方面来考察国家外交目标的实现情况，从而探析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期为中国对外关系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为验证上述假设，本文选取了1949年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践为考察对象，以“三个协调”为分析工具，对中国软硬力量的协调运用与外交目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分析。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领导人的代际更替以及国内体制机制的变革，中国在不同时期的外交目标和软硬力量的运用并非一成不变，因此，有必要进行分期考察。各时期的划段的依据主要是考虑中国对外政策也即软硬力量协调运用政策在某一时期的内在一致性和外在表现的连贯性，以便探讨相对稳定的政策与国家外交目标间的关系。考察发现，在毛泽东时期，中国软硬力量的运用总体而言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这种鲜明的个性深刻影响了软硬力量运用的性质协调：与社会主义国家、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开展软硬力量的合作，与敌对国家、老牌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国家则突出革命和斗争。软硬力量运用性质协调的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机制的协调运用：中国被既有国际机制的主导者--欧美等发达国家认定为挑战者，很难有效利用国际机制来发挥本国的软硬力量，这不可避免地延缓了部分外交目标的实现。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1年苏联的解体，为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执政时期。当时的中国判断世界主题已经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因此，始终贯彻执行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软硬力量运用政策。软硬力量运用政策从意识形态回归客观理性，中国由此迎来了持续、稳定的发展。以合作为基调的软硬力量运用，使得国际社会开始重新认识并愿意与改革开放的中国加强往来，中国由此开始融入国际社会并初步通过国际机制来运用自己的软硬力量。这一时期的互动协调主要呈现为硬力量对软力量的带动作用。从1992年开始，第三代领导集体引领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中国继续执行和平、发展、合作的外交政策，争取和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促进实现和谐世界；强调软硬力量的合作性运用，不仅重视政治影响力和经济竞争力，而且重视形象亲和力和道义感召力；利用国际国内机制运用软硬力量的水平不断提高，努力利用自身的软硬实力构建自己的规范性战略体系；更加注重软硬力量的互动来推动国内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和外交目标的实现。通过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回顾可知，软硬力量的协调运用可以促进国家外交目标的实现，更好地优化国家对外关系。因此，在对外关系中，外交决策部门应认真研究制定符合国际国内实际的软硬力量协调运用的政策，通过软硬力量的性质协调、机制协调、互动协调来促进国家外交目标和国家利益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