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启蒙思想家提出天赋人权以来，人的权利就有了不容置疑的神圣性质。权利依赖救济。公务员的行政人与自然人的双重身份，决定其不应拥有凌驾于一般社会成员的额外权利，同时当其基本权利受到损害时，特别是遭受来自政府机构的侵犯时，同样拥有依法定程序与方法寻求帮助与救济的权利。在法治行政的今天，当其它地区行政发展的进程中体现出大幅度保障公务员基本权利时，我国行政法理论和实务视野中，对公务员权利救济局限于内部行政救济，排斥司法救济，已不能适应宪政发展与人权保障的时代要求，本文力图从公务员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定位的角度立论，梳理其理论基础的演变，并比较大陆和英美法系法治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做法，从制度创新角度提出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完善构想。设想稳妥渐进地改造现行公务员权利救济的制度，引入司法诉讼程序。作者认为，这样才能切合建立和谐社会的宗旨，促进公共行政能力的提高，与尊重宪法，建设宪政国家和保障人权的目标亦不相违背。 全文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全文的奠基部分，界定本文讨论主题的定义和范围。先从行文所研究的公务员的界定、公务员权利、公务员权利救济等相关概念的层层解读入手，就论文所涉主题的概念划定一个大致框架，并在框架内展开讨论。 第二部分以公务员与国家关系的定位为讨论主线，详细阐述了西方国家随行政法学产生而发展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从历史发生学分析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指出该制度并不是受特别权力关系影响。接下来，行文梳理作为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批判依据的人权理论、宪政理论；对特别权力关系进行修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