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和日本发生了两场重大的变革运动——同治中兴和明治维新。纵观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这两大改革所面临的国情和背景，相似点极多，然而，这两个事件的最终结局却大相径庭——同治中兴并没有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危机中挽救中来，只是从时间上延缓了大清封建帝国的灭亡;而明治维新则改变了日本的发展道路，成为其由弱变强的关键。因此，本着追根溯源的目的和以史为鉴的原则，对发生在约略同一时期的这两场决定中日两国历史命运的变革进行比较就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同治中兴和明治维新改革中领导集团的比较，来揭示其截然不同结局的必然规律，以期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角度来思考一些历史现象。　　本文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关于同治中兴的失败和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许多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并提出了不少发人深思的见解。但对两国领导层的差异进行分析比较的专著却还未问世。笔者揭示出人的因素，特别是领导者的力量因素在改革中起到的巨大作用，希望能为学者们在中日关系史方面的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以史为鉴，鉴往知今，这就使得本文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代的中国正处于继改革开放以来飞速发展的变革期。借鉴一百四、五十年前的本国与邻国的改革，并从这两场改革的结局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本文或能提供一些拙见。　　放眼当今世界，全球一体化成为发展趋势，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为了更好地顺应潮流，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都势在必行。领导集团在改革中的作用确实不容忽视。　　本文通过研究1862-1875年的同治中兴和明治维新的领导集团，发现中国同治中兴的领导者主要是文人士大夫阶层，而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则主要是武士阶层。　　中日的领导集团是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两个团体。他们在指导思想和处事风格上都具有非常大的差异性。　　中国同治中兴的文士领导层奉行中国传统文人的处事风格和行为模式，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从客观上说，他们因中央统治者大权在握而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从主观上看，他们又饱受程朱理学宣扬的封建等级观念的熏陶不敢逾越雷池，奉守儒学“中庸”的保守文化思想的影响而不敢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制度。　　日本明治维新的武士领导集团则以糅合了中国儒家学说和西方民权思想的武士道精神为指导。从客观上说，日本武士领导集团得到了具有进取精神的明治天皇的信任和全力支持。从主观上看，武士领导者具有准确的判断力和果敢的执行能力，还富有牺牲精神。　　可见，在某种程度上，领导集团对国家价值和力量的影响远胜于国家的制度形式。希望本文的比较，能为中日近代改革的比较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