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历来对魏晋玄学有很深入的研究，考察玄学兴起的背景，人们自然把目光投向东汉末年，所以对东汉后期士人群体特别是其代表人物“名士”进行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虽然学者们对这一问题也有很多的探讨，但是有的侧重于对一事一议，有的侧重于对某个历史人物进行研究，而从士人在东汉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及其精神世界构成的角度方面来探讨还没有，笔者就从这一方面出发，探讨东汉士人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体制之内，他们如何应对这种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他们构成了怎样的精神世界，他们的精神世界在东汉末年又经历了怎样的转变。本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言部分，这一部分笔者主要总结了前人对东汉后期士人群体和汉末思潮与魏晋玄学的关系，指出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价值及意义。同时笔者总结了前人对东汉政治文化思潮，东汉政治运作，东汉士大夫的构成，东汉后期党锢之祸的发生等问题的认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展开讨论，尽量把前辈的研究成果都吸取进来。第二部分笔者讨论东汉政权建立之初的一系列体制化举措将传统的士人牢牢地控制在为东汉政权服务的范围之内。传统士人已经接受并在维护这种体制。对于皇权，他们服从；对于外戚，他们合作为主，斗争为辅：对于宦官，他们坚决斗争。外戚与宦官都是皇权的异化。东汉士人对皇权、外戚、宦官的态度本身就显示其矛盾的地方。这样按历史的逻辑发展，东汉士人遭受挫折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党锢之祸”与东汉士人的精神世界出现转变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第三部分笔者讨论东汉中后期党锢之祸与“名士”大量出现的关系。并对名士最初了界定，考察“名士”与东汉选举及清议的关系，我们会发现，清议品评人物是为了形成士林舆论，士林舆论的形成又深深地影响了朝政选举，这一切都是在外戚与宦官交替操纵政权，士人仕途受阻，无法行使自己的政治力量下发生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名士看成是士人的代表，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体现了士人的众生相。按照他们的表现划分，我们可以把当时的名士划分为清流名士、浊流名士、伪装名士、隐逸名士、学者名士五种类型。第四部分东汉政权选举的强化、儒家思想的贯彻，天命皇权的传播，这些都加深了人们对东汉政权合法性的认识，东汉士人也成为体制内的士人，东汉后期名士们被几种意识所左右着，就是“忠汉”情结、“禄利”心态、“名节”信仰与“隐逸”情怀，这几种意识相互交织构成了东汉后期名士的精神世界。而它们的此消彼长则直接决定了名士们在现实中的抉择。最终“忠汉”情结淡化，“禄利”心态上升，“名节”信仰缺失，“隐逸”情怀加剧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东汉后期名士逐渐嬗变成魏晋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