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诗在汉末蓬勃兴起，至南朝得到长足发展，并达到鼎盛。七言诗在此时确立起来，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后人多重视此时五言诗的发展研究，而对七言诗在此时的发展发展历程则较少关注。现试就几个比较重要的时期的七言诗发展来给南朝七言诗发展脉络做以简单的梳理。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世传七言起于汉武柏梁台体。按《古文苑》云：‘元封三年，诏群臣能七言诗者上台侍坐，武帝赋首句曰：“骖驾驷马从梁来。”自襄而下，作者二十四人，至东方朔而止，每人一句，句皆有韵，通二十五句，共同一韵，盖如后人联句而无双句与不对偶也。’后昭明辑《文选》，载东汉张衡《四愁诗》四首，每首七句，前三句一韵，后四句一韵，此则后人换韵体也。古乐府有七言古辞，曹子建辈拟作者多。驯至唐世，作者日盛。然有歌行，有古诗。歌行则放情长言，古诗则循守法度，故其句格调亦不能同也。大抵七言古诗贵乎句语浑雄，格调苍古或穷镂刻以为巧，务喝喊以为豪，或流乎萎弱，或过乎纤丽，则失之矣。”这两段文字对七言诗的形成发展作了一个简要的概述。吴讷之言，更是具体分析了七言诗的类别，各类别的风格及用韵特征。这些特征都可以在南朝诗歌发展中找到相应的轨迹。关于七言诗的起源，另有源自《楚辞》一说。他认为句句用韵本是楚辞之生气勃勃格，楚辞中的《乱》，虽然含“兮”字为八言，但其音节与格之七言无异。因而“七言者，楚《乱》之变体歌诗也。”王运煕先生认为七言诗到了南朝时期，发展非常缓慢。然而正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鲍照的七言、杂言乐府，“永明体”的格律和对仗，以及“宫体”诗柔婉绮靡风格促成了七言诗的发展和完善，并最终在唐<WP=41>代达到了高潮。鲍照的七言或杂言乐府诗，不拘一格灵活动人，既有柏梁体延留下来的句句押韵的形式，又有他发展变化来的隔句押韵的形式。还有每句押韵和隔句押韵的杂言体诗。艺术表现方面则吸收了汉魏以来民间谣谚的自然活泼的风格特色，同时又继承了前代文人的写作方式，技巧和思想感情。他的诗歌不仅形式上有创新，语言清新自然，运用叠字，顶真的方法，营造一种起伏流畅的艺术效果。鲍照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作的七言诗的诗人，并且他第一次将隔句押韵的方式引入七言诗的创作中来。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是一首思妇主题的诗歌，因为节奏单一而缺少灵动的变化，诗歌整体平缓。鲍照的七言和以七言为主的杂言诗，变句句押韵为隔句用韵，并且可以自由换韵，这是一个重大的创新，是七言诗的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步。他大量地描写了征夫、思妇以及像他自己那样在仕途上极不得志的下层士人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很少用典，而且语言华丽却又自然。“永明体”的特征在于将“四声”引入诗歌创作中来，并力求回避八种病犯。除此之外还要求两句之间的对偶，可以说声律和对仗是其最主要的特征。沈约、谢朓、王融是“永明体”的重要诗人.他们将声律和对仗运用到诗歌创作中来。至梁代,讲求对仗和声律的七言诗出现了。宫体诗在梁代大盛，作家作品辈出，影响也很深远。萧纲、庾肩吾、徐摛都是非常著名的宫体诗人。一般我们习惯于将梁代文学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以萧纲为界，前一时期以沈约、王融等人为代表，创作上仍有很重的“永明体”的痕迹；后一时期则以萧纲、萧绎、徐摛、庾肩吾等人为代表，是真正的宫体诗创作时期。梁代中叶形成的宫体诗风一直延续到陈、隋，直到唐初陈子昂提出“兴寄说”、“风骨说”才渐渐沉寂。陈代的整个创作风格主要延续梁代，<WP=42>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有徐陵、庾信、 江总、阴铿、陈后主等人。在这些作家作品中，七言诗的创作已相当普遍，形式也更加多样。他们开始尝试 一些新的形式，将齐梁以来的声律论和对仗等手法大量地运用到七言创作中来。七言乐府自鲍照开始大量创作并开创了转韵的形式之后，在形式上，渐渐演变出隔句押韵、句句押韵的纯七言诗。风格上由鲍照的险俗，演变出吴均的清拔之气和以陈后主等人为代表的绮靡秾艳。七言近体包括七言绝句和七言律诗。七绝的滥觞是鲍照的《夜听妓》和汤惠休的《秋思引》。王运熙先生认为这种七言古绝不一定直接渊源于民歌，很可能是从隔句用韵的七言长篇中脱胎而来的。至梁陈两代，七言古绝的数量也在加大。萧子显的《春别诗》、江总《怨诗》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七言律诗的滥觞是简文帝和庾信的《乌夜啼》，此时声律论和骈文对诗歌的影响日益巨大，除此二人以外，萧子显、元帝都是代表作家。陈代徐陵《杂曲》为二十句，江总《秋月新宠美人应令》为十四句，《内殿赋新诗》是十二句，多于八句的成为后世排律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