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国际译学界内发生了一场范式变革: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领域已涉及影响翻译的种种因素,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西方翻译理论学者对女性主义翻译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导致了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产生。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使人们必然关注翻译活动的政治、社会及历史等文化本质层面。随着文化身份研究的日渐升温,作为身份研究重要内容的性别话题由此浮出水面。性别话题作为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女性主义译者强调译者的主体作用,强调译者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并且认为女性的作品由女性来翻译更能完美地再现女性的特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的是颠覆将女性纳入社会底层和将翻译纳入文学附庸的哲学传统。为此,女性主义必须探讨翻译是如何被“女性化”的过程,解构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以及构成其哲学基础的性别逻辑,因此对翻译的性别角色、对规定性的“忠实”伦理以及语言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质疑。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传到中国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译论家们纷纷撰写文章宣传其翻译理念,促使我们思考传统翻译理论的不合理之处,引发了翻译概念和翻译思想的一场革命。基于中西方各异的文化传统以及翻译实践,他们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也凸现各自的特点。中国翻译界的主流倾向还是“忠实”与“通达”。在此种翻译环境的熏陶下,中国的女性翻译家即使有反男权文化的意识倾向,但也是属于“温和派”。西方激进的女性翻译策略中把原文的风格或主题完全篡改的作法,在中国女性翻译界中也难以找到共鸣。《简·爱》被称作英国早期女性文学的代表作。作者夏洛蒂·勃朗特以真实的女性体验和深刻的笔触塑造了具有强烈的叛逆意识和抗争精神的女性新形象——简·爱。通过这个形象,作者表达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宣扬了在爱情、婚姻上两性平等的思想,提出了女性通过自我奋斗而争取独立自主和维护人格尊严的理想,表现了对女性解放的关注和思考。在《简·爱》的诸个中译本中,当代著名女翻译家祝庆英的译本较受欢迎,从1980年出版至今一版再版,印行已逾300余万册。本文主要是通过对女性主义及其翻译研究,以及对两者结合的探讨进行历史性的回顾,指出女性翻译主体研究现时所取得的成绩和不足之处,再配合以对祝庆英《简·爱》译作的分析,研究其中的女性主义倾向及采取的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