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被世人称之为“发展的奇迹”。然而，在全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地区经济增长与发展水平呈由东向西递减的格局。同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缓慢，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缓慢、与东部沿海地区差距日益扩大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以往，学术界多从自然条件、历史原因、经济基础、人文环境、政策因素以及劳动力素质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正是上述原因，导致当代中国的地区发展差距及其扩大。在充分借鉴现有理论成果及其观点的基础上，本文运用政治学、行政学有关政府能力的理论，把当代中国地区发展差距及其扩大与地方政府能力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认为：当代中国的地区发展差距，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缓慢，是由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地方政府能力强弱的差异无疑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现实原因。对此，我们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 就地区经济发展的要素、地方政府在地区发展要素形成与积累中的作用以及地方政府能力与地区发展差距的作用机理而言：首先，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多种多样，主要有自然条件、资本、技术、人力资源和制度安排。上述要素的交互作用，制约着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其次，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要素形成与积累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是改善和合理利用自然条件；二是促进地区资本形成；三是开发和引进技术；四是开发人力资源；五是制度创新。最后，地方政府能力与地区发展差距直接相关，即地方政府能力对于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地方政府能力强弱的差异导致地区发展差距及其扩大。 地方政府能力是由诸多单项能力构成的完整体系。考虑到经济规划发展能力、市场制度创新能力、资源汲取利用能力、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人力资源开发能力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本文围绕上述五个方面的能力选取能够反映其相应本质、特征的22项具体指标，通过西部民族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能力与地区发展差距、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相关性的实证分析，揭示和验证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作用机理：地方政府能力强可以促进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反之，则延缓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 地方政府能力强弱的差异，是造成当代中国地区发展差距及其扩大、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 地方政府能力，既是政府发展的直接结果，又是地方政府与其行政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必然受其所处自然、社会环境的制约。从政治学、行政学的角度入手，我们将地方政府能力的制约因素区分为三大类：一是自然、历史和人文因素，即恶劣的自然条件加大地方政府的行政成本、落后的历史起点致使地方政府面临不利的发展基础、低下的教育水准限制地方政府发展作为的有效发挥以及多样的文化差异对地方政府提出特殊要求，等等。二是政策因素，主要有对外开放政策造成的地方分权不均等、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东倾”以及复杂民族关系下“重稳定、轻创新”的政策导向等。三是体制因素，即非均衡制度供给导致地方政府缺乏创新动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不力；制度安排致使国有企业比重过高影响政企关系理顺；制度创新风险大、收益小、成本昂贵；路径依赖造成制度变迁处于“锁定”状态；行政体制改革滞后导致机构臃肿、财政负担沉重；以及非正式制度安排及其“意识形态刚性”增加制度创新成本，等等。这些制约因素的存在及其不同组合，使得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形成和拥有不同的公共行政能力，从而对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产生不同影响，并由此导致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缓慢以及地区发展差距扩大。 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有效控制进而逐步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明智的选择和可行的途径在于加强地方政府能力建设。为此，本文提出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能力建设的总体思路：一是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二是要区分差异，分类建设，各有侧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能力建设的对策组合： 首先，对于中央政府和东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而言，要给予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能力建设外部条件的输入：一是构建“集分平衡”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二是分别不同类型地区下放权力；三是区分具体实际给予特殊政策；四是根据不同需要提供公共物品；五是在协作中加大对西部民族地区的支援和帮助。 其次，对于西部民族地区各省区地方政府而言，提升自身能力，既要根据面临的相同行政环境和普遍需要，进行“能力同构”；又要结合各自实际和特殊需求，进行“能力异构”。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有效地加强、改善和提升地方政府能力，进而控制和缩小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