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上市公司的巨大商誉泡沫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中重要的金融风险影响因素。我国上市公司商誉总量从2014年到2016年进入爆发性增长阶段,商誉总体规模达到1万亿,截止到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的商誉总额达到1.18万亿,16年间商誉总额上升了33倍。上市公司商誉问题频频暴雷,造成整个资本市场动荡,诸多民间投资者深受其害,这些市场乱象亟需解决。年报问询函作为证券交易所市场监管的主要手段,在防范金融风险,规范企业经营活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年报问询函与公司财务披露联系密切,引发的舆论压力和行政监管压力可以形成对管理层的有效约束,对于防止商誉操纵行为和抑制商誉泡沫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对年报问询函与商誉泡沫之间具体关系进行探究,从抑制高管行为、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确定合理定价等角度分析对商誉泡沫的抑制作用。此外,问询压力也会传导至审计师,影响其对关键审计事项的判断和后续执业行为。公司高管商誉操纵行为在更为严格的审计程序之下更容易被发现,因而高管为了规避风险,减少其违规行为,会使商誉水平趋于合理化。因此本文进而探究了审计师对于关键审计事项判断在年报问询函与商誉泡沫之间发挥的作用,这对于完善审计制度,规范资本市场提供了参考。本文基于当前研究,结合威慑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相关理论,以2017年到2020年A股上市公司披露商誉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分析年报问询函对于商誉泡沫抑制作用。在研究时将商誉泡沫划分为超额商誉和商誉减值,分别进行探究,并且分析了问询强度对商誉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从审计师角度,探讨审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做出的判断在年报问询函与商誉泡沫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根据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企业上一年收到年报问询函时,其后续的超额商誉会降低。第二,企业若上一年收到年报问询函,后续商誉减值计提的比例也会降低。审计师关键审计事项判断在年报问询函与商誉泡沫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第四,年报问询函强度越大对商誉泡沫的抑制作用越强。并且通过进一步探究,发现这种抑制作用对处于高市场化地区和两职合一的公司更为显著。综上,本文丰富了商誉的影响因素研究和问询函的经济后果研究,拓宽了审计准则和问询制度协同效应研究领域。而且本文根据实证结果从高管的能力建设和权力监督、问询监督治理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等角度提出相对应的政策建议,可以为交易所的市场监管和商誉规范问题提供一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