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是我国现代史上公认的卓越外交家之一,他以强烈的个人特色和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国际外交的民族尊严,改变了对外屈辱关系。一直以来,国内外历史学界及社会各界学者对顾维钧的研究著作及研究成果层见迭出,这些前辈多以宏观体系或国家层面等视角分析他外交实践的主要成就与外交思想,在这些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作者由困惑提出问题,即在外交实践中的“传奇”做法和经历的内在动因究竟是什么?他是如何形成自己的政治人格,并在历史的舞台上展现和修正的?本文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主要运用哈罗德·拉斯韦尔所创和发展的的政治人格理论(1)对顾维钧的政治人格进行分析研究。[1]第一章提出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与意义,对顾维钧的生平和本文所需的政治人格理论作了简要介绍,同时阐释了人格和政治人格的概念以及学界对顾维钧的研究现状。第二章分析探讨其政治人格类型为理论家型政治人格,哈罗德·拉斯韦尔按心理驱动力将政治人格类型划分为鼓动者型、行政者型、理论家型等。拉斯韦尔理论中对理论家型的描述可概括为那些以科学或者启蒙为专业的,亦或在哲学中的那些思想佼佼者。他们创立出某种系统性的体制或模式。顾维钧不仅以学国际法和外交学为基础,对国家政体等体制能进行详细地观察与研究,也可以在此基础上阐述某种设定下的制度及提出建设性方案,这是确定其为此人格的主要依据。第三章从个体视角和社会层面探讨他的政治人格形成过程,哈罗德·拉斯韦尔的理论认为政治行为是政治行为者的私人动机向公共事务的转移,其中包括作为基础价值的权力,是不同个体的人格把自身特征代换成公众目标,而后依据公众的利益将其政治活动合理化的结果。理论结合关于顾维钧的史料,分析其私人动机从反抗父权逐步转化为对落后制度改革的盼望和对国家地位的提高,最终与国家与人民反抗列强侵略的需求相结合并反映到政治人格的形成上。第四章试图在其外交生涯中选取两个典型案例,分析对其生命主要外交活动与其政治人格的互动影响,认为他在巴黎和会上的惊世之举可看做是其政治人格形成后的集中体现。[2]之后其政治人格大体上没有变化,但在灵活度上较之前提高很多,政治个性更加稳定和策略得当,吸收了多年外交斡旋的经验教训。外交领域的这些经历既是演绎了其超然的理论家型政治人格,又在某种程度上修正并完善了人格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