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苏联先于美国成功发射斯普特尼克人造卫星（Sputnik I）之后,掌握决策权力的美国统治集团,出于推行争霸全球的对外战略需要,以及攫取各自小集团政治经济利益的动机,在国内制造恐慌气氛,大力鼓吹所谓“导弹差距”。美国情报界政治野心膨胀,加之其侦察能力确有不足之处,遂投相关利益集团之所好,配合演出了长达数年的“导弹差距恐慌”。在此过程中,美国情报界以其特殊地位深度介入国内政治斗争,迅速扩张权力,甚至变成为中枢决策部门之一。但是,以艾森豪威尔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在运用情报机构的同时,从顶层设计上采取多种方式,将情报界诸机构置于激烈的内部竞争之中,始终把控住对情报工作的领导权,这对后世的美国国家战略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尝试从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特殊时期入手,通过对“导弹差距”时期的美国情报体系的研究,梳理出战略情报与决策的一些规律性关系,不仅考察情报体系、战略情报工作等“情报”本身的内在机制,还探讨了“情报”与“战略”、“决策”的关系,和它们最终作用于美国国家安全、对外政策的结果。本文重点从五个部分开展研究:第一部分介绍了战略情报的概念、内涵、特点和冷战初期美国情报体制,为本文的研究打下基础。第二部分介绍了“导弹差距”时期美国战略情报任务的实施,包括这一时期的基本战略态势、“导弹差距”争论和美国开展情报侦察的手段。第三部分聚焦“导弹差距”时期美国的国家情报评估,研究了其形成、审议和影响机制,并对这些评估做出具体考察。第四部分是在第二和第三部分的基础上,分析战略情报与美国政府决策之间的关系,重点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和研究落脚点,解释了战略情报在美国决策中的作用和地位,并根据美国情报界在“导弹差距”时期的失误,提出我方在开展战略情报工作时应当注意的问题。本文认为,情报工作服务于战略决策,决策与情报这两者是主从关系。它们共生于同一种政治体制之下,本质上对于捍卫国体,维护扩展国家利益的诉求和战略目标是高度一致的。一般而言,情报界始终有成为决策者的原始冲动,而决策者则永远有绝对掌握情报界的基本需要。在某些具体情形下,强势的情报机构可能拥有塑造决策的能力,甚至侵蚀部分决策权力。然而,决策者依赖情报工作,但是作为权力的掌握者和国家的掌舵者,决策者又会因为政治考虑而对情报界施加影响,或者从政治考虑出发来决定是否认可情报工作的结果。因此,情报工作会受到决策者的干预,还会受到情报机构自身主观性、情报机构间的意见分歧、各种政治关系互动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往往会导致情报工作的失误,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导弹差距恐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总的来看,“导弹差距”时期美国战略情报工作的失误可以为我方战略情报工作的开展提供一些经验教训。从“导弹差距”时期美国战略情报工作的失误来看,工具性是情报工作的天然属性。不论情报工作对于决策的影响程度如何,情报工作只是决策范畴的一部分,为了使决策者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情报机构应当尽可能为决策者提供客观的情报产品,而不能根据情报机构的主观因素去塑造和侵蚀决策权力。同时,虽然决策者对于情报界有管制的权力,但不应当过于干扰其情报工作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