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体制下国民党对大众传媒实行严格的控制，以行政法令、经济渗透以及意识形态手段管理媒介市场，控制媒介言论，使得传媒以政治系统的“侍从”角色存在。1975-1987年是台湾政治转型的重要阶段，在经济起飞带来中产阶级力量壮大的同时，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媒介精英纷纷要求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宪政”体制下的有限新闻自由空间和政治家办报的传统以及台湾权力结构的封闭性使得精英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大力传播民主观念。　　 精英与传媒互动机制的形成、发展与台湾威权体制下特定的政治文化体系、权力结构密不可分。精英在区域顺从型的政治文化体系内，通过大众传媒传播民主革新观念，借助大众传媒议程设置、授予地位等功能，批判现有的统治缺陷，巩固自身的地位，赢得民众的关注与支持，开展社会动员，组织党外势力的核心团队，为民主化改革积蓄力量。精英与传媒的互动机制通过国民党内改革派的“知识问政”、党外借助政论杂志的斗争、媒介精英的政治声援等途径为政治系统输入民主诉求，给威权体制的决策者施加改革压力。　　 大众传媒的发展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制约。国民党自身的改革、“本土化”策略的实施、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文化心理的转变都影响着精英与传媒互动机制的发展。一方面，这一政治参与机制为戒严时期台湾的“公民社会”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戒严体制下传媒与政治的依附性也对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带来隐患。　　 总结台湾政治转型中精英与传媒互动机制的成因、发展，分析其对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正负面效能能够为改革开放阶段我国传媒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在深化体制改革的道路上，要适度保障新闻自由，新闻媒介要担负培育公共领域的职责，有效运用舆论监督，提高政府决策的公开透明性，要正确认识传媒、政府、受众之间的关系，尤其要明确媒体的角色定位，妥善应对精英与传媒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