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国银行业开启了开放银行模式的全新探索,其核心在于数据的开放共享,但掣肘于封闭的市场环境以及滞后的法律规范而发展缓慢,开放尚未及于金融数据。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各国开放银行的建设都是建立在金融数据的开放之上,在法律架构上均确认了数据可携权作为开放银行的理论基础。2021年8月20日,历时多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简称《个保法》）出台,其中第四十五条在法律架构上规定了数据可携权。基于开放银行可持续发展、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需要以及个人加强金融数据流通的现实需求,开放银行天然的是数据可携权的应用场景,本文提出应当首先在开放银行中引入数据可携权。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数据可携权这一数据权利,通过对该权利在我国开放银行中引入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可能面临的障碍等三方面的论证分析,基于对国外有益经验的借鉴,提出对数据可携权在我国开放银行发展中引入的思路建言。除引言和结语之外,本文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数据可携权以及开放银行的概念进行明晰,以数据可携权的理论基础、权利架构作为开端来介绍数据可携权,厘清数据可携权的权利内容,并对开放银行这一数据可携权的应用场景的概念以及主要发展模式进行介绍。第二部分分析了开放银行模式中引入数据可携权的必要性、可行性。首先,在开放银行模式中引入数据可携权具有其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数据可携权的引入是开放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二是开放银行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市场需要,三是个人金融信息主体自身加强金融数据流通的现实需求。以上三点必要性表明了应当先在开放银行中引入数据可携权。其次,在我国开放银行发展中引入数据可携权具有其可行性,主要体现在我国具有数据可携权本土化的法律基础和金融领域具有引入该权利的市场基础。基于上述两点表明了数据可携权可以且有必要在我国开放银行中引入。第三部分是对在我国开放银行中引入数据可携权可能面临的障碍进行剖析。本部分梳理了在思想观念层面、实施层面以及立法赋权层面可能面临的障碍。首先,在思想观念层面,当前存在银行管理者的数据共享意识匮乏以及个人金融信息主体的主动行权意识缺失等两方面问题。在实施层面,数据可携权的引入可能会增加金融数据流通过程中的数据泄露风险以及加重中小银行及企业的经济成本负担。在立法赋权层面,数据可携权在我国开放银行引入的权利架构尚未建立,存在权利义务主体规定笼统、权利客体界限模糊以及权利具体内容不明等问题。第四部分是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开放银行模式及其数据可携权的规定的研究。本部分主要考察了按照国家治理模式的不同划分的三种开放银行模式及其中的数据可携权规定,即监管强制型、政府主导型以及市场自发型的开放银行模式,为下文在我国开放银行中引入数据可携权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提供借鉴参考。第五部分是针对如何破除第三部分提出的可能面临的障碍,在借鉴第四部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给出的对策建言。首先在思想层面,应当转变银行业传统运营理念以及增强个人的权利意识。其次在实施层面,建议优化实施细则,从国家监管与行业规范双管齐下,协同发力。最后在立法层面,建议完善立法设计,增强数据可携权在法律规范体系中的体系性和协调性,将数据可携权写入《民法典》,同时在金融行业规范中加入金融数据可携权的规定,建构数据可携权在开放银行中的权利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