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犯罪数量攀升、社会危害性急剧增大,对此,邓小平提出“一手坚持改革开放,一手坚持打击经济犯罪”,经济犯罪立法成为经济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启动“83严打”到出台针对外汇类犯罪的单行刑法,再到刑法修正案频繁对经济犯罪进行修订,都表明我国刑法立法在经济犯罪领域的犯罪化趋势明显。然而,这种过于频繁修改和补充立法规定的做法却反映我国经济犯罪的立法科学性存在不足,对经济犯罪内在规律的把握也不够深入,导致立法修订被认为仅仅是“应急之需”,难以有效发挥其预防和惩治功能;不仅如此,我国刑法对经济犯罪的立法规定长期以来过于强调惩罚功能,忽视了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科学衔接的问题,带来“规制漏洞”风险。这都说明,尽管经济犯罪立法体系已经形成,但经济犯罪的立法科学性仍有待提升,在何谓经济犯罪立法的科学性及其界定标准等方面仍存在诸多误区与问题。本文基于经济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以及刑法在经济犯罪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通过分析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法秩序统一原理等与科学立法原则的相互关系,试图寻找经济犯罪的立法科学性实现的理论标准以及实践进路,希冀为经济犯罪的科学化立法提供理论支持。全文除引言外,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经济犯罪立法科学性之基本梳理”,通过分析梳理经济犯罪的演进特点,阐述经济犯罪涵义流变的历史背景,挖掘经济犯罪概念的核心内涵和规制范围;借助对“科学性”涵义的历史分析,比较得出经济犯罪立法科学性的独特性内涵;分析了将科学性标准视为外生于刑法规范体系的现象存在的误区及其产生的危害。第二部分“经济犯罪立法科学性之问题考察”,指出刑法典为主模式导致与前置性经济规范衔接不畅,也导致前置法规制领域被压缩,为解决此问题,学界提出的观点较多,形成的共识较少;从司法的角度反向考察经济刑法的立法科学性,可以发现司法解释与科学性标准存在冲突;从经济刑法立法的现实需求出发,发现虚置的附属刑法导致经济“灰色行为”犯罪化正当性不足。本部分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整理分析。第三部分“经济犯罪立法科学性之标准厘定”提出了对应的经济犯罪的立法科学性规范标准。分述如下:经济犯罪立法的科学性问题之所以能独立存在,有其独特原因与相当的条件,即经济犯罪代际更新规律与经济刑法谦抑性和保障法地位两方面原因与条件;判断经济犯罪立法的科学性必须从“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两方面考虑,前者主要包含立法的事实性标准,后者主要包括立法的规范性标准、具体立法目的、合宪性标准。第四部分“经济犯罪立法科学性之实现路径”,在对具体问题类型化的基础上,以经济犯罪立法科学性的理论基础和规范标准为指引,提出具体完善路径:一是针对经济犯罪立法犯罪化过程中易突破刑法谦抑性问题,设定经济刑法犯罪化的合理限度;二是针对司法解释与立法明确性的冲突,提出完善经济刑法司法解释的方法;三是针对经济犯罪刑法规范体系与前置法的衔接难题,提出提高经济刑法立法协调性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