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强调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对于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模式转轨的探讨成为金融研究的热点问题。从1998年开始,数量型货币政策一直是我国人民银行所用的货币政策主要方式。一般来说,数量型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货币供应量,且央行以基础货币为操作目标。目前,相对存款准备金利率和再贴现利率而言,目前我国央行对货币市场调控主要采用公开市场操作,而公开市场操作主要采用回购交易。但纵观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国家,价格型货币政策已经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对我国来说,伴随利率完全市场化的形成,我国货币政策只有逐渐转向价格型才能对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进行有效调控,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选取利率而不再是基础货币了。价格型货币政策是以利率、汇率为调控工具,以资产价格变化、微观主体财务收入和成本的预测为调控目标,央行与居民互动的间接的货币政策手段。我国的货币政策如果想要实现向价格型的转变,那么有效的基准利率是这一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而我国目前还无法实现对基准利率的直接控制,因此需要通过对相关利率(对SHIBOR具有绝对影响力)的控制来间接调控基准利率。就美联储而言,其中介目标是预期实际利率,操作目标是联邦基金利率,美联储通过有效的公开市场操作来影响回购利率的波动,从而实现对联邦基金利率的间接、有效的控制。我国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有效转轨可以充分借鉴美联储经验。与此同时,基准利率的作用是在金融市场上发挥其基准性,其他利率的波动以及金融资产的定价都以基准利率为基础。央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操作时,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如回购交易、现券买卖、央票等)来影响基准利率,通过基准利率的变化来使引导整个利率体系发生联动效应,进而影响投资、消费、资产价格水平,最终实现对整个经济的调控。自2007年以来,我国不断发展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作为基准利率,其是我国建设基准利率体系建设中最重要、最根本的一步,也是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向价格型模式过渡的有力保证。通过央行大力推动,其发展极为迅速,市场影响力逐渐扩大,目前资金供求、资金成本和对货币政策的预期可以基本通过SHIBOR的变化得到反映,其已经渐渐发展成在我国金融市场体系中具有指标性作用的利率,为融资工具、票据的定价等提供了参考。从完整性、形成方式、发挥作用的领域等方面来看,SHIBOR基本具备市场基准利率的资格。由此看出,SHIBOR的逐渐发展和完善为向价格型货币政策模式转轨奠定基础。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的交易方式主要是回购交易,加之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规模一直保持着较低的水平,远低于债券回购市场,导致其发展远远滞后于债券市场,因此回购利率在货币市场中占据很高的地位,降低了SHIBOR作为基准利率的影响力。故有学者认为是否可考虑将回购利率和SHIBOR共同作为基准利率,而本文的有关讨论可以对这一问题予以回答。若SHIBOR与回购利率具有一定的动态相关性,那么中央银行可以运用回购操作达到调控与影响回购利率的目的,将回购利率的波动传递给SHIBOR,从而控制SHIBOR的波动,并且通过对SHIBOR的有效调控影响长期利率,使整个利率体系发生改变,进而影响投资、消费与资产价格,最终影响产出。因此,探究回购利率与SHIBOR的动态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能检验人民银行努力追求和实现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是否可行。本文的研究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提出研究问题的背景与意义、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与创新点和论文框架。本文首先介绍国内关于基准利率SHIBOR的相关文献,再介绍美联储关于联邦基金利率的有关文献。第二部分是SHIBOR与回购利率的统计性描述,为之后的实证研究作铺垫。主要介绍SHIBO R的基本框架,包括其命名、报价团与报价机制、信息发布机构和监督管理机构;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的发展：指标的选取；SHIBOR与回购利率的统计性描述,第三部分为我国SHIBOR与回购利率联动性实证分析,选取2007年1月4日至2015年4月3日的市场上较活跃的7天银行间市场质押式债券回购利率和7天SHIBOR的日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了计量方法有时间序列的ADF单位根检验、向量自相关模型(VAR)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主要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具体分析SHIBOR和回购利率之间的联动性。第四部分为政策建议,认为要提高利率政策的有效性、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完善SHIBOR形成机制、大力发展同业拆借市场、不断完善利率传导机制、未来公开市场操作应以现券交易为重心。研究表明回购利率对SHIBO R的波动有很大的影响,验证回购利率与SHIBOR的联动性,说明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回购市场具有传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