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导致税收增长产生一定的下行压力。为应对经济减速所推出的大规模减税以及其他财政支出相关的刺激性政策,更令财政压力紧绷。中国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再次提出了“特别国债”,面对日益倍增的财政压力,这一政策措施的提出使得财政赤字货币化再次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对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政策协调配合之间存在失衡的情况。首先,在面对突发事件冲击时,财政货币政策能否形成新的组合来应对冲击以及该组合能否成为常态化政策工具;其次,积极的财政政策通常与稳健的货币政策搭配,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效果为中性偏紧,货币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影响了财政政策的效果,导致财政政策无法发挥其积极作用,政府被迫通过明股实债来规避融资限制,反而增加了隐性的债务风险;最后,财政和金融之间存在的失衡,表现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者之间调控界限的模糊,主要是由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货币政策被迫承担部分财政职能,影响了整体的协调使用效果。鉴于此背景下,对于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在梳理财政货币政策单一或组合的目标、理论基础和传导机制的基础上,采用分数协整向量自回归（Fractional Cointegrated Vector Autoregressive,FCVAR）模型对我国1993年以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情况进行定量分析。主要研究发现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价格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效应,数量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明确。同时,利率对于通货膨胀率的调控能力要强于货币供给量,政策的叠加使用会增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2）财政政策整体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效果较显著,债务和赤字对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解释力度更高;因而不同的政策工具组合可以实现多样的效果。根据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提出4点政策建议:（1）虽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所调控的宏观目标存在差异,但由于央行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导致政策影响其对应目标存在偏误,为保证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使用的效果,央行应当保证其独立性以确保货币政策的有效性。（2）适当探索央行政策实施的多样化,增加政策在应对特殊时期的灵活性和可操作空间。（3）我国对于货币政策的过往使用以利率的政策性调控为主,这使得利率与市场存在割裂,为保证资本合理流动,必须加快完善利率走廊,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4）增强财政政策的规则性,有效约束各级政府的赤字财政行为和防范各种潜在的债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