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何晏《论语集解》与郑玄《论语注》作文本比较,意图不在于引申《论语》的哲学思想,而在于探寻如何接近《论语》经文本意,研究一种权威注本是如何确立的。这对于总结中国经典诠释学的规律或许不无益处。郑玄《论语注》久已失传,与何晏《论语集解》本来无从比较,所幸上个世纪初于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发现郑玄《论语注》若干残卷,加起来有半部《论语》篇幅,两书的比较研究由此可以进行。这篇博士论文结构主要分为三大部分,共计10章。第一大部分,介绍汉代各种《论语》传本以及何晏《论语集解》的形成,并探讨《论语集解》一书的撰作者。《论语集解》署名五人,何晏列最后。这篇论文认为《论语集解》实为何晏一人所撰,而空挂四人名头。具体理由如下:一是何晏的政治危机感,有拉拢对立面以求自保之意图;二是编撰者五人分属不同两大政治集团,很难真正坐到一起合作编书;三是从《集解》八家注分布看,八家注分插全书,极其细碎。这样一部书由多位作者分工合作,恐难操作。四是何晏父亲名咸,《集解》一书避讳“咸”字,凡提包咸皆称“包氏”。何晏讳“咸”字可也,岂有其余四人也跟随避讳之理?五是何晏为曹操养子、驸马,属曹氏集团之人,王肃为司马昭之岳父,为司马氏集团之人,从何晏引入王肃《论语注》看,何晏或有投合司马氏集团的政治用意。根据这五条理由,本书提出新的推测和假说,有待方家批评指正。第二大部分,从第3章至第9章,这一部分将郑玄《论语注》残卷内容与与何晏《论语集解》所引各家注一条一条作对比,并做出孰好孰差的评论,主要是注释文本的对比和评论。评论的标准,从意义方面说,首先要接近经文原意,经文原意不容易确定或有歧义,“以义长者为胜”;从语境方面说,必要时须交代经文背景,但不能凭空想象或穿凿附会;从根据方面说,有佐证且证据坚强者为胜,以经注经最好,推测性意见不作为证据;从文字方面说,要力求简明。好的传注点到为止,不须连成文,以给读者思考空间,而不是代替读者思维;从风格方面说,汉儒讲求实事求是,解经力求允当、平实,卑者无须拔高,浅者无须凿深;从时间顺序说,同义的传注首列最先者,以尊重前人的发明权。如此等等。通过这样的对比,发现郑玄《论语注》有数十条注完全抄袭前人,而未注出处。郑玄注《礼记·曲礼》“毋勦说”称:“勦,……谓取人之说以为己说。”郑玄本人正坐此病。论文第7章专门讨论郑玄抄袭前人的问题。郑玄是儒家大贤,历史地位崇高,从未有人说他抄袭前人,但此章列举几十条证据证明他抄袭。虽然这样做对于一个久负盛名的大贤来讲,有“大不敬”之嫌,但求真求是应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这一章是这篇论文最大的创新之处。第三大部分,即最后一章,关于《论语集解》何晏注部分,是否具有玄学特征问题,这已经成为了近年学术界讨论的焦点。学术界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论语集解》何晏注部分有玄学特征;二是认为《论语集解》何晏注部分没有玄学特征;三是认为《论语集解》就其全书而言,是“儒玄兼综”的。笔者的看法接近第三种观点,但论述的理由和方法与时贤有所不同。这篇论文的切入点是:从《论语》文本的性质说,《论语》中既谈论“形而下”的礼制问题,也谈论“性与天道”的“形而上”问题。关于礼制等“形而下”问题,是汉魏八家的长项,何晏选取其中优胜者即可,无须另注。关于“性与天道”的“形而上”问题,曹魏正始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家要比古文经学家高明。何晏“出以己注”的部分正反映了玄学的这一优点,而对于何晏注中玄学思想的论述是通过与郑玄注作对比来凸显的。最后对何晏《论语集解》定位,认为这是一部“儒玄并综”《论语》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