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人类胎盘的形成始于孕卵的植入，涉及胚胎外滋养细胞对子宫上皮和基质的浸润，是母胎组织相互作用的结果，包括一系列复杂的增生、植入和分化的过程。人类胎盘形成的一个特殊性是早孕期细胞滋养细胞的高度浸润性，这是其它哺乳动物无法相比的。人类滋养细胞浸润与肿瘤细胞不同，是个定向调控的细胞浸润过程，时间上限制在早孕，空间上限制在子宫内膜、子宫肌层上三分之一和相应的子宫螺旋动脉，因此浸润过程的顺利进行对胎盘发育和正常妊娠的维持都是必需的。虽然控制滋养细胞浸润的分子机制目前还不清楚，但许多研究已表明，其浸润过程可能受到滋养细胞和局部微环境分泌物的精细调节，如激素、细胞因子、生长因子和细胞外基质糖蛋白以及各种转录因子等。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型受体(peroxisome proliferators activated receptors，PPARs)是近年发现的一类核激素受体超家族，PPARs处于多种信号转录途径的交叉点，与肿瘤和多种代谢性疾病密切相关。在PPARs超家族中，目前包括三种亚型分别命名为PPARα、PPARβ及PPARγ，其中生物学功能最复杂和研究最多的是PPARγ。PPARγ是配体依赖的核转录因子，其配体包括天然配体：15-脱氧-前列腺素J2(15-d-PGJ2)、亚油酸、脂肪酸、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衍生物等，以及合成的配体：如抗糖尿病药物噻唑烷二酮类(TZD)，非甾体类抗炎药，如吲哚美辛和布洛芬等。研究发现，PPARγ被配体激活后，通过激活PPAR反应元件(PPRE)启动核内靶基因的转录，在转录水平上抑制多种细胞的增殖、侵袭、分化和凋亡。最近基于鼠的遗传学研究表明，PPARγ在胎盘形成中起重要作用，PPARγ不仅对滋养细胞浸润分化是必须的，而且对滋养细胞成熟建立母胎转运也是必须的。通过对人胎盘的初步研究亦显示，在滋养细胞中有PPARγ的表达，在胎盘滋养细胞来源的绒癌细胞系JEG-3中也鉴定出了PPARγ，这为进一步研究其在滋养细胞浸润异常的妊娠并发症中的作用提供了依据。浸润是一个主动的生物化学过程，细胞具有浸润性与其能分泌蛋白分解酶，溶解细胞外基质有关。滋养细胞的浸润也不例外，尽管其机制仍不清楚，但研究表明，与胎盘形成有关的滋养细胞浸润受到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的调节。在浸润过程中，滋养细胞表达各种MMPs，所有的MMPs对滋养细胞浸润能力的影响并不是同等重要的。因MMP-2和MMP-9分解基底膜的主要成分Ⅳ型胶原，是参与细胞滋养细胞侵润的关键酶，许多胎盘激素和细胞因子对滋养细胞浸润的调节都是通过控制MMPs的分泌而实现的。尽管一些研究提示，由于PPARγ及配体与滋养细胞浸润有关，可能代表着一种新的、有前景的治疗滋养细胞浸润异常的方法，但其具体的作用机制还不清楚。在一些类型细胞中，已有研究表明PPARγ可通过调节MMPs发挥作用。Liu等研究显示，在人类髓细胞白血病细胞系K562和HL-60中，PPARγ被配体激活后通过细胞外基质和下调MMP-2和MMP-9的表达抑制细胞的粘附和浸润，PPARγ配体可能作为抗白血病有潜能的制剂。Zafifiou等研究显示，在肾皮质成纤维细胞中，PPARγ激动剂吡咯列酮通过抑制细胞生长和下调MMP-9、TIMP-1和TIMP-2活性可明显改善肾小管间质纤维化进程。Chang等给予PPARγ配体可诱导非小细胞肺癌分化，及逆转肿瘤细胞的恶性表型，表现为抑制MMPs表达和抑制瘤细胞锚定非依赖性生长。因此，进一步研究PPARγ与MMPs的关系，将为明确PPARγ在组织细胞中的作用机制提供有价值的科研资料。目的本研究主要阐述：通过检测PPARγ、MMP-2和MMP-9 mRNA和蛋白在早孕6-8W和11-12W胎盘中的定位和表达，探讨其与细胞滋养细胞浸润的关系；PPARγ激动配体15-d-PGJ2和Troglitazone及拮抗配体BADGE对培养的早孕早期和早孕晚期细胞滋养细胞浸润能力的影响；在培养的早孕细胞滋养细胞中PPARγ激动配体15-d-PGJ2和Troglitazone对MMP-2和MMP-9的表达调控作用；进一步明确PPARγ与滋养细胞浸润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为PPARγ配体药物最终应用于临床提供理论和实验依据。方法本研究通过免疫组织化学、Real Time RT-PCR和Western blot技术检测早孕绒毛组织中PPARγ、MMP-2和MMP-9 mRNA和蛋白的表达；利用细胞培养技术分离早孕绒毛细胞滋养细胞进行原代无血清培养，并通过免疫荧光细胞化学技术、体外浸润实验和扫描电镜技术观察和检测培养的细胞滋养细胞中PPARγ的表达及其配体对细胞滋养细胞浸润能力的影响；通过免疫荧光共聚焦技术、Real Time RT-PCR和Western blot技术观察和检测PPARγ配体对体外培养的细胞滋养细胞表达MMP-2和MMP-9的调控作用。结果1、PPARγ蛋白主要定位在早孕绒毛细胞滋养细胞核及绒毛外滋养细胞柱和细胞岛的细胞滋养细胞核内，MMP-2和MMP-9阳性颗粒主要存在绒毛细胞滋养细胞和合体细胞滋养细胞胞浆内，绒毛间质细胞内亦有阳性染色，且早孕6-8W绒毛PPARγ表达量高于11-12W(P＜0.05)，而MMP-2和MMP-9表达量在孕11-12W高于6-8W(P＜0.05=，与PPARγ呈负相关；2、体外无血清培养的细胞滋养细胞PPARγ蛋白亦呈阳性表达，绿色阳性信号主要定位在细胞核中；PPARγ天然激动剂15-d-PGJ2和合成激动剂Troglitazone使用浓度为0.1、1和10μmol／L，培养48h后两种激动剂均抑制滋养细胞浸润，呈浓度依赖关系，且15-d-PGJ2作用强于Troglitazone，当15-d-PGJ2浓度为1和10μmol／L，Troglitazone浓度为10μmol／L时对细胞滋养细胞浸润的抑制作用与对照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且两种激动剂对6-8W细胞滋养细胞的抑制作用强于11-12W，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PPARγ拮抗剂BADGE使用浓度为0、20、50μmol／L，结果显示，可剂量依赖性地促进细胞滋养细胞浸润，在50μmol／L可使6-8W细胞滋养细胞浸润能力增加约二分之一倍，而且BADGE可不同程度地拮抗激动剂对滋养细胞浸润的抑制作用，当BADGE(50μmol／L)与15-d-PGJ2(10μmol／L)联合培养时细胞滋养细胞浸润能力比单独15-d-PGJ2(10μmol／L)培养时明显增强，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当BADGE(50μmol／L)和Troglitazone(10μmol／L)联合培养与单独Troglitazone(10μmol／L)培养时细胞滋养细胞浸润能力虽增加，但无显著性差异(P＞0.05)。3、离体培养的细胞滋养细胞经不同浓度的PPARγ配体15-d-PGJ2和Troglitazone作用48小时后检测发现，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加MMP-2和MMP-9mRNA和蛋白的表达强度依次下降，呈现浓度依赖趋势。当15-d-PGJ2浓度为0.1μmol／L、1μmol／L和10μmol／L，Troglitazone浓度为1μmol／L和10μmol／L时，MMP-2和MMP-9 mRNA和蛋白表达强度明显下降，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P＜0.05)。15-d-PGJ2对细胞滋养细胞下调MMP-2和MMP-9 mRNA和蛋白表达的作用明显强于Troglitazone，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结论1、在早孕胎盘组织中均表达PPARγ、MMP-2和MMP-9，从早孕6-8W到11-12W随滋养细胞浸润能力的增加PPARγ表达逐渐下降，MMP-2和MMP-9的表达逐渐增加，PPARγ与MMP-2和MMP-9之间呈负相关，且在6-8W组MMP-2表达量多于MMP-9，而11-12W则MMP-9多于MMP-2，但无显著性差异。2、PPARγ天然激动配体15-d-PGJ2和合成激动配体Troglitazone均可抑制细胞滋养细胞的浸润，且15-d-PGJ2的抑制作用强于Troglitazone；两种激动剂对6-8W细胞滋养细胞的抑制作用强于11-12W：PPARγ拮抗配体BADGE可促进细胞滋养细胞浸润，且可部分逆转激动配体对细胞滋养细胞的抑制作用。3、PPARγ天然激动配体15-d-PGJ2和合成激动配体Troglitazone均可下调人细胞滋养细胞表达MMP-2和MMP-9，且15-d-PGJ2的下调作用强于Troglitazone。4、PPARγ在调节滋养细胞浸润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而且其作用可能是通过调节MMP-2和MMP-9的表达实现的，为深入探讨PPARγ及配体在滋养细胞浸润机制中的作用提供实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