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拒斥和放逐是一个在社会生活中层出不穷的现象,根据美国2010国家健康访谈调查的结果,8%的员曾有过被拒斥的经历,而在12-18岁的青少年群体中,比例提升到27%。这样的经历无疑对受害者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不仅仅影响个体的情绪,甚至会导致个体的认知偏差。Twenge等人(2007)的研究发现,社会拒斥减少个体的亲社会行为;而Buckley等人(2004)的研究表明,遭到拒斥的个体会对拒斥自己的评价者表现出更强的攻击或反社会行为倾向。道德伪善理论指出,坚守道德是要付出代价的,很多人选择为利益而妥协甚至违背道德,做出言行不一的行为,与当初的亲社会意愿背道而驰。那么,社会拒斥是否会对道德伪善行为产生促进作用,其中的内在机制又是什么呢?对此,本研究将采取问卷研究与实验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探索社会拒斥与道德伪善之间可能存在的中介变量,如自我概念清晰性。研究一以347名大学生为被试,发放社会拒斥问卷,自我概念清晰性问卷,以及道德伪善问卷。研究二以80大学生为被试,随机分为社会拒斥组及控制组,社会拒斥组在被群体拒斥后测量自我概念清晰性并做Batson道德伪善任务,控制组在被群体接受后测量自我概念清晰性并做Batson道德伪善任务,随后测量两组被试将积极任务分给他人的次数及自评道德程度。研究得到了以下结论:(1)社会拒斥正向预测个体的道德伪善水平,即经常受到社会拒斥的个体道德伪善的水平越高。(2)自我概念清晰性在社会拒斥和道德伪善间起不完全中介作用。(3)社会排斥组的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低于控制组,社会排斥组的道德伪善水平低于控制组,自我概念清晰性是社会排斥和道德伪善间的中介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