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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欧阳修与曾巩的结交及其文学史意义--兼及欧阳修与曾巩文道观之异同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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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江西吉安343009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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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第十三届年会暨全国学术研讨会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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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期
其他文献
关于“中国文章学”的产生时代，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讨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文章学的产生时代是南宋。如慈波在一篇文章的附记说：“将文章学成立的时间断在宋代，更确切地说，在南宋。”①我们认为，这个问题还有待认真讨论。我们认为，中国文学学成立的时代定在魏晋南北朝比较合适。
会议
《晋书·礼志》中收录了傅成、挚虞的“二社”讨论文章。这两篇文章呈现了西晋说理文的一种形态，主要表现在注重辨名析理和经传注解。虽然这两篇文章是同事同时而作，但在说理方法上尚有差别，这与作者的儒家学术取向和当时学术思潮有关。
连类是两汉论说重要的修辞方法，包括铺陈连类与譬喻连类，这同时也是两种意义构造的形式。前者在汉人论说实践中渐趋减少，后者则愈发受到重视，并带来连类概念的意指偏转。汉人以铺陈连类说理，在句式使用与篇章布局层面皆有营构，其减弱铺排、顿挫行文以凸显叙事与说理义脉的笔法，又与赋作的文章学机制相通。譬喻连类则被赋予了更具精神向度的意涵，在修辞与观念层面都与诗赋讽喻相系，其中可见连类论说具体的抒情面向，也呈现出
有关行状的起源问题，较多歧见。未有证据表明奏疏类的“状”与“行状”之间存在继承关系，按照逻辑推理，二者的发生动因应是一致的，区别仅在于书写对象的在世与否。从所处阶段而言，行状文与诔文不在一个环节上，是分属相连的两个环节内的不同文体。无论是目录著作的编排分类，还是单篇文章的撰作时间，《先贤行状》都与成熟的行状文体龃龉不合，没有理由相信《先贤行状》中的文章属于行状文体。对于行状文体的考察，应该充分注意
秦汉时期丈人已有意识地使用骈体进行创作，出现了广义上的早期骈文作品，这些作品多保留在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史书当中，史书对其经典生成起到了一定作用。由于史书的收录，得以保持秦汉骈文的总体风貌，多个体裁的骈文在史书中得以保存；史书在采录文章时因循以文传人和以文述史的原则，选取有价值的文章加以载录，这一选取过程使得所选骈文初现经典性；史书载文时所著论述，通过本事作用、首因作用、名家作用等，推动着秦
游侠是贵族传统的产物，是古代武士教育的孑遗。战国时期，侠与儒都是法家所批评的对象。游侠虽犯禁，“人主皆礼之”，社会地位很高。汉初游侠尚有利用价值，故汉高祖对游侠比较宽容。随着统治的稳定，游侠的破坏性越发突出，统治者的打击、儒生的批判、世俗之人的贬抑均为游侠的生存带来了不利的因素。造成汉代游侠生存困境的原因有：游侠的利用价值降低；游侠对皇权造成了颠覆的威胁；游侠给社会治安造成了不稳定的因素。在儒与吏
宋璟《梅花赋》真作在宋代即已失传，但由唐至清此赋的相关讨论却从未停止。在伪作出现前，皮日休、李纲是《梅花赋》的重要传承者；而伪作出现后，元代方回、刘埙等人对伪作的保存及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降及清代，《历代赋汇》收录宋璟《梅花赋》，乾隆皇帝因幕宋璟为人而喜其《梅花赋》，纪昀等人则怀疑《梅花赋》的真实性，而清代翰林院馆课多以宋璟《梅花赋》拟作为题，则更促使士子们关注、认识和学习此赋。尽管已被认为是伪作
张华《女史箴》是晋代箴文典范作品。箴文假女史阐发后妃之德，劝戒贾后应谨守妇德，期望通过讽谏令贾后有所醒悟。西晋官箴写作继承和创新并举，张华《女史箴》既继承了官箴的书写传统，同时又是“官箴王阙”的变体。两晋箴文的箴规对象和书写内容，在继承两汉传统的基础上，也涉及到一些新的领域。两晋箴文在形式上的新变，不仅局限于语言修饰的增加和文风的趋向华美，而且在体式在有了新的因子，如：箴辞前加序，序文方便作者交待
理学家是宋代铭文的主要创作群体之一，铭文亦可看作宋代理学家较普遍使用的一种文体。从作品思想意蕴看，理学家铭文逐渐下移至日常生活，成为理学家截取生活片段、留存生活记忆的一种书面载体，真实反映了宋代理学家的精神生活与人生价值选择。以铭文“鸣道”可看作是宋代理学家的一种自觉文体选择。究其原因，铭文的体用与理学家文章观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一方面，铭文“正名审德”的道德属性与理学家“明道”文章观具有内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