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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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5日是任继愈先生100周年诞辰纪念日.国家图书馆向社会各界人士发出信函,为即将举办的"任继愈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征集论文和纪念文章,笔者有幸收到了约稿函.按照约稿函要求,需要就"任先生在文化遗产整理和保护方面"的成就进行学术探讨,实非所长,力不能及,非敢妄议.因此一段时间以来,迟迟未能动笔.作为在任馆长领导下工作了近20年的老员工,深感任馆长留给大家的不仅是丰硕的学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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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5日是任继愈先生100周年诞辰纪念日.国家图书馆向社会各界人士发出信函,为即将举办的"任继愈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征集论文和纪念文章,笔者有幸收到了约稿函.按照约稿函要求,需要就"任先生在文化遗产整理和保护方面"的成就进行学术探讨,实非所长,力不能及,非敢妄议.因此一段时间以来,迟迟未能动笔.作为在任馆长领导下工作了近20年的老员工,深感任馆长留给大家的不仅是丰硕的学术成果,其伟大、质朴的人格魅力,更为我辈之楷模.因此思来想去,找出了纪念任馆长的一篇旧作,该文刊载于2009年9月8日《中国文化报》,记述了笔者与任馆长在工作交往中的一些平凡小事.现将这篇短文奉上,以寄托缅怀与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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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中國和法國20世紀以來重要哲學家的壽數，以及兩國哲學家和普通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的差異，可以發現一個似乎乖謬的事實：法國哲學家在社會境遇優於中國哲學家的情況下，壽命總的來説低於中國哲學家的壽命。
近來傳播媒介的諸多消息中,北大哲學家是長壽群體的消息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當中更有知名學者為此有精力和興趣做專門的研究和思考.
20世纪80年代,笔者在三联书店,责编《当代学人学记》丛书.熊十力《玄圃论学集》及贺麟《会通集》《郑天挺学记》中都有任先生的忆师之文.因工作的需要,笔者与先生通过信,印象深刻.笔者讲述了与任继愈先生工作、学习中相处的点滴，分享了编书工作、书稿审校中的经历，表达了对任先生的怀念之情。
任继愈先生论儒家与儒教的思想,较集中地反映在他所撰写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论儒教的形成》和《朱熹与宗教》等论文中.在这些文章中,任先生首先指出儒家与儒教的不同,认为春秋战国时代,孔子所倡导的儒家,尚只是一个学术流派(哲学学派),还不是宗教,作为宗教的儒教是后来才形成的.
任继愈先生从1987年5月至2005年1月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笔者从1987年12月至2000年3月任副馆长,有幸与先生在一个领导班子共事十余载.在退休前,先生送笔者八个题字"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以此来鼓励鞭策笔者人老心不能老,还要发挥余热,多为社会做点事.认识先生到他去世的20余年的时间里,先生给笔者的关怀、支持和指导,笔者永生难忘,受用不尽.本文回忆与先生接触的几件事,深情缅怀任继愈先生.任
笔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61级的学生.当年,每次从32斋学生宿舍出发,到第一教室楼去上课,都要从燕南园的东墙外经过.燕南园林木蓊郁,幽深静谧,里面住的都是仰慕已久的文化大师,包括副校长、佛教史专家汤用彤先生和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等.这是一块文化圣地.作为一年级学生,常常驻足门前,窥探园中的景物和动静,希望见到一两位大师的身影,然而却难得有这样的幸运.哲学系有一位老师和上面两位大师都有密切
任继愈先生去世快七年了,笔者写了本文来纪念所敬重的先生.这些回忆非常琐碎,七宝楼台,拆卸不成片段,但写下来,对于大家了解一位大哲学家的风貌,或许有一点点的帮助.1978年笔者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结果如愿被北大中文系录取,导师是冯钟芸先生.主要方向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史.笔者也因此认识了任继愈先生.中国治学的传统,文史哲不分家.为了研究魏晋时期的文学,必须对魏晋玄学有所了解,所有
任继愈先生四次今译《老子》的工作,受到学界包括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先生百年诞辰之际,重读先生的《老子绎读》,收益良多.先生早在高中时代,就关注当时学术界关于《老子》问题的讨论.1956年,为了给保加利亚到北大读书的留学生讲老子哲学,他今译了《老子》,书名《老子今译》.后来又对这个今译本有所修订,称《老子新译》.到20世纪90年代,巴蜀书社请他主编《中国古代哲学名著全译丛书》,他自己又第三次今译《
从1910年清政府学部将从敦煌押运进京的敦煌遗书交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以来,国图收藏敦煌遗书的历史已跨入第二个百年.任继愈先生始终对敦煌遗书、国图所藏敦煌遗书及其整理工作极为重视,从1984年起,即指示、指导笔者从事敦煌遗书的整理、编目;进而组织团队,为国图敦煌遗书的修复、编目、出版付出巨大的心血.现国图敦煌遗书的编目、出版工作已基本结束:馆藏敦煌遗书的图录,即《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146册已
任继愈馆长离开大家已经六年多了.在这段时间里,笔者也退休离开了工作十多年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但是,只要提起在出版社的工作,看到出版的图书,笔者心中就会想起与任继愈任先生相处时的点点滴滴,脑海中常常浮现出坐在任先生家客厅的藤椅上向先生请益的情景。笔者有幸有十年的时间,在老馆长麾下聆听教诲,为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做一点事情.但任先生思虑深阔,与他的相处,多是谈出版社的工作,谈古籍整理与出版,并未能完全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