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之英蕤,有秀有隱」:劉勰〈隱秀〉義涵重釋

来源 :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十三次年会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sans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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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基本假定是:刘勰自云「文之英蕤,有秀有隐」,乃是指出文学的两种表现结果;藉此做为本文重释刘勰《文心雕龙》〈隐秀〉义涵的研究焦点.虽然此一议题乃是近现代龙学研究领域中的熟题,然而综观学者研究进入,其虽始于此篇之补文的真伪问题的考证,并以此展开一连串有关〈隐秀〉篇之探讨:但无论是从微观、局部的研究路数进入,认为其是刘勰探讨语言文字之创作修辞上的问题,或是从宏观、全局的后设性诠释进入,展开连类引申之论证,探讨有关刘勰「隐秀之美」的创作论问题,或将其连类引申到有关美学思想的议题等,本文认为仍有可反思与重新诠释的空间.准此,首先本文将藉由前行研究成果在基础性研究与理论性研究这两部份的反思,做为重释刘勰〈隐秀〉义涵的基础.其次,本文预设:各家之诠说,理应符合刘勰《文心雕龙》全书理论体系,以避免将〈隐秀〉义涵的诠释窄化为语言形式技巧,忽略其中所隐含之作者内在「情思」的创作元素,甚至忽略此篇文论所要承载的文学性与理论性位置与功能.因此本文提出回归文本重新诠释《文心雕龙》〈隐秀〉篇义涵的研究视野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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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刘勰的文学观念,多年来人们进行了不断的阐释。不过,就阐释中的观点来看,又可以基本上分为三类:即将刘勰的文学观念归之为儒家的,或者道家的,或者佛家的,由此也导致了互相间的争议。对于这些观点的片面之处,笔者已经做出过检讨,认为刘勰的文学观念完全是“自己”的,是尊重儒道释而不限于儒道释的。如果将之归结为儒道释中的任何一家,都是对刘勰的误读,同时也是将依附性的思维方式强加给了刘勰。自然,在涉及到刘勰的
本文欲重探刘勰对《楚辞》的评述,主要是想由文献解读、概念分析、文化研究的方法,重新探勘《文心雕龙》中的《楚辞》论述.先将《楚辞》置于《文心雕龙》理论体系中,对〈辨骚〉篇进行诠释,并析论其在《文心雕龙》中之理论地位.再说明由对《楚辞》的析论被编入「文之枢纽」,影响了《文心雕龙》的理论架构及批评方法.在理论上,楚骚为儒经之衍变;但在实际批评上,刘勰却常使用以《楚辞》与《诗经》对举并扬的方法进行叙述.而
《文心雕龙》〈哀吊篇〉缕述哀体吊体之写作纲领与技巧,可归之文论.但是,〈哀吊篇〉用以品评名篇名作之理论本源,则为「人道见志」与「述道言治」之学,此当归之子学.易言之,文心〈哀吊篇〉述文论而据子学为本,堪称刘勰「文皮子骨」之论.细读〈哀吊篇〉,凡易学术数、文论之华实、情理、正论,以及子学「操业」与「身名」之课题皆有,〈哀吊篇〉乃子学与文论之跨界论述,悉备于一篇之内,用特表出之而加以细读.
从阮孝绪《七录》"国史部"著录内容以及《文心雕龙·史传》篇所论列的史书范围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正史"观念是编年纪传二体并重,并包括"杂史"在内.在"正史"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正""杂"之分是重要的起点,这在刘勰的理论表述中有所体现.正统论则是其"正史"观的核心思想.他强调皇权正统,以《春秋》为史学渊源之正统,以《春秋》之义为史学思想之正统,并且主张以正统精神来矫正"诬矫""回邪"之流弊.《史传
历史求真,关注经验的事实性;文学求美,关注虚构想象的可能性:二者在历史编撰中有无契合点?这正是《文心雕龙·史传》所纠结的问题.刘勰提出"务信弃奇",以之排除虚构、想象等文学性因素在史传中存在的合法性.他也认识到历史编撰过程中情节化、叙述化、意识形态植入、意义植入等会导致历史对经验事实的游离,造成史学与文学亲和.在刘勰的描述和对历史的想象中,历史游走在文学想象虚构与科学事实之间,即与科学契合,也与文
刘勰论「诸子」,以五经为评论子书得失为基准,且重视诸子之文学表现,含摄于广义之文,与研究先秦思想之学者、《文心雕龙》前此之论文家,或着重诸子之思想学说、或置于文体分类之外、或略言诸子思想文辞之价值者,可谓独具慧眼;而纪评《文心雕龙·诸子》有言:「此亦泛述成篇,不见发明」等,对本篇颇有异议.撰写本文,由检绎〈诸子〉之重要内容观点,含括:诸子之名义性质、诸子之源流发展、五经枝条,诸子为学家壮观、战国诸
刘勰"风骨"说、钟嵘"风力"说和陈子昂"风骨"说是中国古代"风骨"论的三个著名个案.从概论"文笔"到专论诗体,"风骨"说的内涵变化体现了六朝到唐初文体观念的发展."风骨"、"风力"、"骨气"等概念从人物品评进入文论,反映了评论者对生命整体结构与文章整体结构间同构关系的自觉.作为一种譬喻性概念,"风骨"、"风力"和"骨气"的具体内涵须在具体文论语境和文体结构观念中才可确定.因为"骨"原本在生命整体结
因从事写作教学,一直特别关注《文心雕龙》作为一部文章学巨著的实践品格,其《定势》篇与写作过程中的动态把握正相契合,值得从实践角度深加探讨。当前学术界对《文心雕龙·定势》篇的研究解读己不在少数,综览各家观点并细读原文,深受启发的同时,联系写作实际也有些不同的考量,本文拟从两方面对写作实践中的“定势”问题再加申述,以待商榷。从实践角度看,写作过程中的"定势"之势可从两方面理解:语势及情势."定势成文"
转韵问题,从现有材料看,曹魏时期就己提出来了。《文心雕龙·章句》说:“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从刘勰这段话来看,魏武帝曹操对押韵有过论述。这应该是可以见到的批评史上对转韵也是押韵问题的最早论述。主要看诗。从创作来看,押韵转韵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一些乐府,己经不转韵。但似乎从汉代文人诗开始,更多的诗不转韵。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之后,六朝至唐五言诗多不转韵
中国诗歌走上格律的道路,与音乐分离还是结合的问题引发了学界的讨论.笔者认为声律论的出现,是诗乐分离的产物,是为了促成诗歌自律,这是六朝文艺自觉的必然结果.刘勰之前,沈约对声律论的贡献非常大.沈约等人为代表的文学新变符合历史潮流,是六朝文艺精神自觉的必然产物.文学自觉促使文学理论家自觉探寻文学发展规律.于文采的自觉追求之外,又进一步探寻声律的规律.或者说,对"形文"、"声文"、"情文"的共同追求,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