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事器物记录中的观念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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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不同时代的不同记录来看,中国农事器物并非被简单地作为孤立的"器物"予以描述,而是被人为地赋予了诸多意涵,成为"天工"之技、"本土智慧"、"民艺"乃至"平民历史"的载体;这些记录还将农事器物纳入不同的范畴,如南北区域、世界共时与历时系统、"文化生态",甚而间接借助"残片"来"构想"失去的整体;在再现农事器物与人的关系时,不同的记录具有不同倾向,或指向器物的性别、阶层意味,或偏重器物的操作方法,或强调"物我一体,人器合一",或舍弃平民的声音而转向文人自我的诗意表达。这些记录所反映的观念,与社会背景、学科发展、记录者及目标读者等影响因素有关。不容忽视的是,近年记录中普遍呈现的对传统农事器物的"拯救"偏好,蕴含了对文化原真性的冀盼和想象,实质上是对民间文化主体的僭越,而对农事器物的部分现代机械化现实的遮蔽,则将民间与民众框定于过去时间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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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涉及到三个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概念:文化(Culture)、史学史(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①以及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一般来说,史学史是对过去历史书写和历史观念的总结和反思,是人们在自身历史意识支配下所进行的文化活动.本书写作的学术背景是当下学界对晚清民国学术史的研究兴趣对的日趋高涨,一方面,这一时段的历史背景丰富,是中国真正同西方大规模接
本文拟通过介绍北美史学界用新文化史方法研究政治史问题的四部专著,展示新方法对政治史研究范式和具体政治问题的影响。这四部专著分别是《唤醒中国》、《塑造共和国民》、《公民之辩》与《迷信体制》。这四部专著从不同切入角度回应了杨念群提出的“政治史”研究盲点,而且讨论的主要是民国政治史,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专门选取民国政治史,一是因为这段政治史受正统史学叙事范式影响最深,也因此最能体现新方法的冲击,二是
本目录"初编"和"续编"分载朱政惠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版)和《海外中国学评论》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5月版).
美国汉学开始于19世纪中期来华的传教士,到20世纪40年代已有上百年历史.经过百年发展,美国汉学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规模都取得一定进展.虽然如此,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汉学仍处于发展成形时期.以研究队伍为例,1928年,美国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院长蔡斯(George Henry Chase)曾致函燕京大学洪煨莲,由于"柯立芝(A.C.Coolidge)教授的逝世和明年将去华盛顿国务院的亨培克(S
戈鲲化是美国哈佛大学聘请的第一任中文教习,被称为"中国赴美任教第一人".作为中美文化交流的先行者,他与美国汉学研究的起源直接相关.如当时《哈佛纪事》(Harvard Register)所称:戈鲲化"是他所隶属的古老国家以及我们所属的新兴国家间的一种秘奥的联结".这种中西、新老间的相互联结,具有重要的文化蕴涵与意义.本土文献资源的缺失,在戈氏自己多年生活的国度,却未能找到相应的资料,无论如何总是一件
在美国早期传教士中国观中,卫三畏(S.Wells Williams1812-1884)的中国观处于总结地位.卫氏的中国观一方面对此前西方中国认识的简单化倾向做了清理;而与此同时,在承继裨治文中国认识的基础上,卫氏更为系统地从西方近代化的视角检视中国文化,实质上也开启了十九世纪后半期传教士力图"会通中西"的先声.
中国自古既有重视风俗的传统,除了加强对各地风俗的观察,还把风俗提高到"治国安邦"的政治目的,并采取了一些移风易俗实践.宋代风俗在承继隋唐五代某些特征的同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呈现出一些鲜明的时代特点,尤其民间风俗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对官方风俗产生渗透和影响,使上下风俗出现了交流与互动.在宋代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生活语境下,宋人在重视风俗的同时,倡导正确的社会风俗观,并从政策法制、科举教育、帝王官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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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风俗观强调风俗的政治文化特性,并将移风易俗看作教化治国的重要举措.明嘉靖初年,针对广东"重淫祀"、"礼教不兴"的风俗现状,时任广东提学副使的魏校以广州府城为中心,发起了覆盖广东大部分地区的捣毁淫祠运动.对此,历史学者科大卫和井上彻已有深入研究.但他们着重从地方社会与国家整合的角度呈现魏校毁淫祠的过程及历史意义,而忽略了事件本身作为中国传统移风易俗实践的意义.本文立足于中国传统的移风易俗观念
神话形成于人类的史前时期,经过世代口耳相传积淀成为人类重要的文化成果,在民间文化传统中一般具有神圣叙事的特征。神话的神圣性源于它的文化功能,主要表现在神话不仅是宗教信仰的重要载体,而且是传统民俗的不可多得的教科书。神话的延续与传承往往与民间节俗和婚丧嫁娶人生礼仪等重大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本文以民间逐渐恢复的丧葬和祭祖习俗为例,认为许多民俗仪式环节都离开神话的解释,否则就会变得无所适从。其中,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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