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改变了外交所存在的环境,外交不仅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成为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功能之一.从国际环境的变化来看,国际制度与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分别从顶层和基层改变了现代外交赖以立足的生存环境,15世纪以来先后经过意大利人、法国人和英国人设计的现代外交正在发生制度性转型,外交的国际法原则和游戏规则开始受到严峻挑战,正在走向一种新的外交形态,即协商性外交,协商性外交将挑战国家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内外有别等传统外交游戏规则,构建一种不同于国家外交体系的新外交体系.全球化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要求协商性外交体系朝着反西方外交体系，反国家外交体系，反秘密外交体系，以及反政府外交体系四个方向发展。总之，国际制度的重构离不开对全球市场经济和全球公民社会部门能量的疏导和引入。在这种所谓“混合多边进程”中，非政府组织不同于国家行为体，“它们深入到了国家内部，同时又超越了政府的界限，诉诸于跨国的团体、联盟、专家和价值认同。”它们超出了单纯的咨询人的角色，在日程设定、方案拟定和监督实施方面发挥着与日俱增的作用。只有在制度上通过改革现有制度和创设新制度等方式，将全球公民社会等非国家行为体的能量引入国际公共事务的治理，国际制度的合法性才能根本解决。对于非政府组织的这种重要作用，基欧汉和奈曾经深刻的指出：“如果没有非政府组织某种形式的参与，要想维护多边治理之岛的合法性看来是不可能的。”概括而言，国际制度的未来形态很可能是政府间国际制度、非政府制度和国家制度相互耦合的产物，在其每一个环节上都形成了完整的制度约束。当然，国际制度的重构并不意味着国际制度因完善而终结，由于国际制度内部存在着国家间的权力角逐和利益矛盾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复杂社会矛盾，制度的变迁始终不会终结，只能从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