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目的:检验企业员工负性情绪调节预期、社会支持等预测变量对工作投入影响的相对重要性,并探讨社会支持在负性情绪调节预期与工作投入间所起的作用。方法:随机抽取相同规模企业的500名员工,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其施测负性情绪调节预期量表(NMRE)、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中文版Utrecht工作投入量表(UWES)。工作投入量表共17个题项,分为三个维度:活力、奉献、专注。利用SPSS21.0及MPLUS7.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工作投入在不同性别、年龄、工作年限、受教育程度的员工当中存在显著差异。男性的工作投入程度显著高于女性,41岁及以上员工的工作投入程度显著高于25岁以下、26-30岁、31-35岁、36-40岁的年龄组员工的工作投入程度,工作年限为10年以上的员工的工作投入程度高于一年以下、1-3年、4-5年、6-9年及的工作年限的员工的工作投入程度,受教育程度为硕士及以上的员工的工作投入程度高于初中及以下、高中、大专及本科的工作投入程度;(2)企业员工负性情绪调节预期影响工作投入的途径在本研究中有两条:一是直接预测企业员工的工作投入,二是通过社会支持间接影响工作投入;(3)社会支持三个维度即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在负性情绪调节预期对工作投入影响中起着多重中介作用,其个别中介效应大小不同。结论:(1)不同人口学变量企业员工在工作投入上存在显著差异;(2)企业员工负性情绪调节预期可以直接预测工作投入的状态,且企业员工的社会支持水平在负性情绪调节预期和工作投入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企业员工负性情绪调节预期可以直接预测工作投入,也可以通过社会支持三个维度即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来间接预测员工的工作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