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家里哭，一直哭”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突然被剥夺一切职务之后，他难以习惯赋闲之后的特殊生活，他觉得自己进入了实际上处于软禁状态的退休生活。
　　当然，赫鲁晓夫“被退休”后的物质生活倒还不错，继任者勃列日涅夫亲自为他落实了待遇标准：有一辆轿车，一套郊外小别墅，还有一笔不错的“特殊养老金”。
　　据美国人陶伯曼在《赫鲁晓夫全传》中说，赫鲁晓夫退休后的第一天早晨就非常消沉，吃了安眠药还是一夜未眠，早饭几乎都没有动一下。
　　退休之初的赫鲁晓夫很像抑郁症患者，他最常做的事情是散步，在别墅内的空地上来回踱步，散步时总是一言不发。
　　据赫鲁晓夫之子谢尔盖回忆，赫鲁晓夫总会心情沉重地重复说：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只有人民需要我，生命才有意义，但是现在没有人需要我了，生命也就毫无意义了。”
　　当赫鲁晓夫的一个孙子在学校里被校长问起他爷爷在退休期间干些什么时，回答是“我爷爷在家里哭”。多年后在被问及同样问题时，赫鲁晓夫的家庭厨师的回答也差不多：“他坐在家里哭，一直哭。”
　　抓住一切机会重温他的领袖生涯
　　在熬过了下台初期的极度不适之后，赫鲁晓夫渐渐走出抑郁症的状态，一度热衷于摄影，常常带着相机去远足拍摄大自然；越来越积极地料理他的花园，带领全家人在家中种植蔬菜，小孙子成为他的头号助手。
　　同时，赫鲁晓夫下意识地抓住一切机会重温他的领袖生涯。他经常走到附近农场的地里，对农民们可怜的收成表示出一个领导人式的忧心忡忡，渴望提出他高瞻远瞩的农业建议。他甚至用望远镜监视地里干活的农民，每当有负责人出现时，他就急忙赶过去提出他的意见。
　　成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
　　不过，在逐步抛弃抑郁症的同时，赫鲁晓夫却又走向了另外一个同样高危的身份：不同政见者。
　　据谢尔盖回忆，赫鲁晓夫对勃列日涅夫的政绩表示出了相当大的不满：他对苏军1968年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表示不满，尽管他自己在1956年也曾下令出兵匈牙利；他对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表示不满，尽管中苏交恶的始作俑者就是他本人。他的强大逻辑在于，“如果是我当政”，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作为不同政见者的一大症状，赫鲁晓夫退休后几乎收音机不离手，特别爱听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这样的“敌台”；相应地，赫鲁晓夫对自己曾珍爱的党的喉舌表示出相当程度的不屑。他在说到《真理报》时斥责说：“这简直就是垃圾！”
　　赫鲁晓夫甚至成了反动集会的召集者。各路不同政见者、艺术家、导演都成了他家的座上宾。很快，赫鲁晓夫从一个勃列日涅夫的批评者发展成了一个苏联体制的异议者。
　　作为一个“不同政见者”的巅峰，赫鲁晓夫在1966年8月开始撰写回忆录。其间可以说是和克格勃斗智斗勇，最后竟然在嚴密的监控之下，偷偷将手稿成功地运到了美国，于1970年正式出版。
　　（摘自《华声文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