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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获悉，著名史学家蒋星煜先生的“文集”已在付梓中，不日即可面世。这次《蒋星煜文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共9卷，计有450万字。在蒋星煜94岁高龄时出版他的文集，自然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日前，怀揣这个好消息，我登门拜访了这位前辈。我们相约上午9 点半见面，怎奈小车被堵高架，我即用手机向他报告路况，并说要“迟到”。电话那头传来蒋先生爽朗的话声：“不用急。现在堵车很正常，你‘笃悠悠’来，安全第一。”老先生的善解人意，不由使我轻松许多。结果我晚到了一刻钟，可一进门，出迎的蒋先生却连说，没关系，没关系。
访问前辈长者，我一般都选择下午三四点钟，好让老人打个午觉。可约蒋先生时，他却偏偏选择了上午。我当时还纳闷。蒋先生这时才告诉我，他一般会客均安排在上午，倒不是他要午睡，而是下午他要看书写东西。
“啊，你还在‘爬格子’？”我有点吃惊。
“现在年纪大了，主要看点材料，但有新发现，或有心得，就须‘笔录’。”
“您每天写多少字？”
“去年，我每天还能写一二千，现在只能写一千了。哈哈，每况愈下。”
望着蒋先生，背不驼，手不抖，耳聪目明，思路清晰。我不由请教，如何保得如此好身体？蒋先生笑了：“很简单，一要动，二要静。所谓动，既动手，又动脑，70年来，除文革期间剥夺我的写作权力外，我从未停止过写作。所谓静，就是心要静，宁静致远。我一生经历了太多的人与事，但用唯物史观看问题，那些恩恩怨怨在我心里已化作烟云。我做人坦荡，注重的是学术文化的健康，所以活得很自在。”
我由衷佩服蒋先生——他的记忆，他的思路，谈及70年史学之路，一页页如大事记般清晰可见，不仅年份，甚至月、日，都能记得。他打开书橱，不时取出有关书籍，向我一一佐证。蒋先生一生已有70多本（包括各种版本）著作问世，总量达千万字。但这次出文集，他舍弃了一半。“小东西就不收了，主要是专著和重要论文，约占十分之八；另外十分之二是小说、故事等历史文学作品。”先生眯着他的眼，说起来还真有几分得意。
初露锋芒，23岁出版第一本书
蒋星煜，生于1920年，江苏溧阳人。肄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曾任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职员，中华教育电影厂编辑，南京中央通讯社记者。1949年后历任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华东文化部艺术处干部，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蒋先生告诉我，他的启蒙老师是他的外祖父。这位晚清秀才思想并不保守，他不但担任过清末民初废书院改学校后的小学校长，而且还做过孙中山警卫团的文职军官。童年的蒋星煜刚学会走路，就常被外祖父领着泡茶馆了。那家名叫“大公和”的茶馆，是当时江苏溧阳城里最高级的茶馆，茶客中有中学校长，有著名的中医和西医，还有一些颇有名声的画家、书法家。旧货店的老板常会带着一些自认为值钱的文物古玩，到这里来请求鉴别，找寻买主，这时茶馆俨然成了一个文物鉴定和拍卖的场所。蒋星煜耳濡目染，逐渐懂得了一些有关文物的知识，同时也看到了在茶馆里上演的世事百态。外祖父还时常给他讲历史故事和唐诗，从六七岁时起，逐步将他引入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殿堂。蒋星煜十二三岁前，已读了许多中国古典小说。十六岁又读了鲁迅、郭沫若等大家的作品，并开始涉猎外国文艺，阅读世界名著。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蒋星煜就读于复旦大学英文会计专业。抗日战争爆发，中断了他的学业。他辗转来到重庆，经人介绍，谋得一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管理员的职业。带着思想上的苦闷和惆怅，他一头扎进书堆里，钻研起经史子集，通读了《二十四史》，进而还对经济、考古、宗教、书法、中医等进行研究。图书馆里有一个小房间，放置着马列主义著作，原本这是供御用文人歪曲马列主义和污蔑共产党用的，而蒋星煜光顾后，却在这里学起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有一天，他突然悟彻：自己虽身处乱世，却能在图书馆里搞学问，很像古代的隐士。这一想法竟发展成他的研究。他开始广泛收集中国历代“隐士”的资料，并开始从中国文化与其产生和发展关系作研究。由此形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当它出版时，这年他才23岁。1988年，该书由上海三联书店影印出版；未隔几年，上海书店将它作为“民国丛书”之一，再度重印出版。
在当年重庆，蒋星煜每天读着报刊发表的反映欧洲战场的通讯和报告文学，对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精神深受鼓舞和启发，于是，创作小说的念头油然而生。他根据一些电讯稿构思写成了一篇描写意大利人民反抗墨索里尼法西斯统治的短篇小说《威尼斯的忧郁》，寄给了《中央日报》副刊。当时副刊主编是孙伏园，看到这篇以描写意德两国知识分子内心痛苦和对法西斯不满、从人性深度揭示反法西斯主题的小说，他被打动了，于是以一整版的篇幅刊发了这篇小说。半个世纪后的1995年，中国作协向全国三百多位在抗战时期从事文学创作的老作家颁发荣誉纪念牌，蒋星煜以这篇小说位列其中。
不凡著述，惊动前辈大家
在蒋星煜的客厅里，蒋先生指着几本他的书告诉我：他的著述至今仍有影响，与几位大家的重视分不开。
1943年，《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问世，让他没想到的是，这本书引起了现代思想家、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的关注。1948年梁漱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引用评论了蒋星煜的论点，并因之将隐士作为中国文化的第十四特征而加以研究。60年后，蒋星煜参考了梁先生的意见开始为此书的修订而忙碌。
他回想起60多年前，离开孤岛上海，在大后方的图书馆里担任管理员时，晚上回到宿舍，就依靠一盏幽暗的菜油灯，握着一支毛笔，埋头做读书笔记。喝一口茶，却感觉喉咙发毛，仔细一看，杯子中停着不少大大小小的虫子，原来进入无人之境时，除了蚊子还有那么多虫子陪伴着他。埋首于浩瀚书海，沉浸于学术研究，蚊叮虫咬已浑然不觉。一个小小图书管理员，就这样写出了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印记的第一本书。 蒋星煜五六岁时就习颜体，稍后对颜真卿书法理论发生兴趣，尤其钦佩颜真卿敢与丑恶作斗争的勇气。1945年，他完成了《颜鲁公之书学》的书稿。为了找人出版，稿子转到了杨家骆的手中，杨先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时杨正在替国民党元老李石曾编《世界学典》，他与李石曾谈起《颜鲁公之书学》里有“民国成立后李石曾家藏《刘中使帖》真迹”一语，李大为惊奇。就凭这一点，李石曾一口答应为此书出版帮忙。
1946年，世界书局的编辑找到已回上海的蒋星煜，说李石曾以世界书局董事长的身份，已将《颜鲁公之书学》交该书局出版，并表示：“原稿封面题签（蒋星煜自题）是道地的颜体，就用这六个颜体字吧！”然而蒋星煜做梦也没有想到，李石曾还将此书稿呈请书法界权威人士沈尹默审查。此书的第一章《颜鲁公之人格与书学》中，引述了沈士远说沈尹默的一句话。沈士远在《跋陈伯稼颜鲁公碑帖目》一文中曰：“儿时塾师授余兄弟赵孟頫书，谓习是书可以工书法，博时名。仲弟临抚，辄肖，书以日进。余则手拙如僵，而于轻倩绰约之姿，尤非所宜。”沈士远先生所说的“仲弟”，就是沈尹默。沈尹默对这段话肯定不会满意，因为他从不承认曾经师法赵孟頫，而只承认师法王羲之。但此语出自其兄沈士远，让他很难反驳。
果然，沈尹默审读蒋星煜的书稿后，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李石曾说：“蒋君大著拜读一过，略有笺语以备参考而已。全书条贯明晰，引征详赡，其用力可谓深矣。唯于前贤评断处过于勇敢，微感不安。然此自关于年事，亦未可厚非也。”这“勇敢”二字，原是一种幽默的口吻，实际上是粗率之意。但是沈认为书稿出于小青年之手，表示了宽容的态度。要不要让这位书法大家的意见有所反映呢？编辑征询蒋星煜的意见，蒋星煜坦言，沈先生的审查意见应当公之于众，不如将他的信作为代序，让读者去评断。于是《颜鲁公之书学》的扉页上就有了《代序——沈尹默致李石曾书》。
作为中国的戏曲史家，蒋星煜对发现和考证五代戏曲有卓越的贡献。戏曲界老前辈任二北在他的《唐戏弄》中引用了蒋星煜关于《唐人勾阑图》与《辽兴宗为后妃伴奏》的全文，无疑这是对蒋星煜的最大肯定。蒋先生说，我是不会忘记前辈大家对我的鼓励和支持的。
几度“闯祸”，老同志挺身保护
然而更使蒋星煜难忘的是，他的一生曾几度“闯祸”，是“老同志”们将他保了下来。
1950年12月，蒋星煜看了电影《武训传》后认为，影片对“武训精神”的表现是充分的，也是成功的。早在抗战时，他就在重庆北温泉听陶行知先生讲过“武训精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他从历史学的角度写了一篇《〈武训传〉与中国封建社会》，投给《大公报》。文中写道：“由于历史条件限制，武训对封建社会的反抗只有不彻底的义学，但是他的精神却是最值得歌颂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的精神，而他祈求的穷人都有书读的日子，在他死后半个世纪，已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的巨大胜利而来临了。”
不料1951年5月16日，在《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特别针对蒋星煜文中所述的“武训的精神却是最值得歌颂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的精神”这句话，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此刻他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不久，华东局文化部副部长黄源和戏改处副处长伊兵找蒋星煜谈话，说，“夏公”（夏衍，时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已承担了电影《武训传》所有问题的责任，你就以“由于政治上的无知”为题，在《大公报》上作个检讨吧。伊兵还叮嘱蒋星煜暂时最好不要写文章，如果将来再写的话，也用笔名为好。蒋星煜知道，这是领导设法让他过此难关，他从心里感激这几位领导对他的爱护。他由此“遵嘱”，后来用了两年“布谷”的笔名。
蒋星煜早在1957年已写出七万多字的《海瑞传》，在海内外广为传播。1959年，毛泽东号召大家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4月，《解放日报》一位编辑特来找蒋星煜，要他写海瑞。蒋星煜觉得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精神，最主要的是学他敢于为民请命，不怕得罪皇帝，不怕坐牢和杀头，于是决定写海瑞在户部主事任上因谏嘉靖皇帝而下狱的一段史实，来表现其刚正不阿。不久，他的《南包公——海瑞》在《解放日报》全文刊发，报纸还加了编者按。
1962年4月，《解放日报》一位编辑又找蒋星煜约稿，请他写篇历史小说，提倡魏征那种敢于说真话的精神。当时他不知道提倡魏征精神的就是毛泽东，但出于政治上的谨慎，他还是从《毛泽东选集》中去找写魏征的理论依据。还特地重读了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有关李世民经常接受魏征的谏劝而正误的史实，并以此作线索来展开故事。历史小说《李世民与魏征》刊载于当年7月8、9两日的《解放日报》上。
谁知到了1965年，蒋星煜的这篇《李世民与魏征》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上面有人提出要严厉惩办作者，可这时解放日报党委书记魏克明和市文化局党委书记李太成却主动承担责任。
“文革”结束后，蒋星煜曾经问李太成当年为什么要这样保护他，李太成说：“老蒋啊，你不知道，我参加革命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过，后来我自己逃回。可对我审查得很严啊，差点造成冤案，送掉老命！这使我悟出一个道理：对待人的问题，一定要慎重再慎重，再不能让我的遭遇在其他同志身上重演。”
“文革”期间，批判《海瑞上疏》时，蒋星煜首当其冲。粉碎“四人帮”后，蒋星煜与魏克明在华东医院的病房里相见时，都不禁老泪纵横。魏克明叮嘱蒋星煜，撰文谈谈《李世民与魏征》的写作经过，让这一公案真相大白于天下。蒋星煜欣然从命，几天后一篇题为《魏征精神何罪之有？》的文章交到魏克明手中。魏克明写下了很有激情的编者按：“《李世民与魏征》和《南包公——海瑞》两篇历史小品，都是当时本版《朝花》副刊根据毛主席有关的讲话，先后约请蒋星煜同志撰写的。当年，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两次传达毛主席的有关讲话时，张春桥都在场，他完全知道这个背景，知道发表这两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贯彻毛主席广开言路的精神。《李世民与魏征》发表时，姚文元是《解放日报》编委会委员，他对这篇历史小说也说过几句好话。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两篇文章即被打成‘大毒草’，成为《解放日报》的两大罪状，连续批判达数年之久。作者蒋星煜同志也因此受尽折磨。很明显，这是‘四人帮’及其余党有意制造的一场冤案……魏征和海瑞精神何罪之有？” 《西厢记》研究，情有独钟
作为蒋星煜的学生，曾任上海市文联党组副书记、秘书长的乐美勤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到：“他是来给我们开讲《西厢记》的，他的讲课引经据典，幽默轻松，令我们大开眼界。他把张生和崔莺莺的人物心理剖析得微妙透彻，令我们对古典戏曲产生浓厚的兴趣。在《西厢记》的版本研究和考证上，他是下了极大功夫的。他研究《西厢记》的著作在台湾及日本东京等地出版，影响很大。他的《明刊本西厢记研究》曾获中国剧协戏剧理论奖及文化部科研成果奖……”
《西厢记》是中国戏曲史上的最高之作，自元末明初起，即有“旧杂剧，新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的盛誉。而蒋星煜对《西厢记》可谓情有独钟。可以说，《西厢记》研究伴随他一生。2004年，他在《〈西厢记〉研究与欣赏》的序言中说，“我从建国前后开始《西厢记》的研究，倏忽之间已经历了五十五个寒暑，著作也出版了五部，另有一部是和上海图书馆合作编著的。”
建国初期，蒋星煜在华东戏曲研究院研究《西厢记》的同时，还为华东越剧实验剧团排练《西厢记》的剧组人员作辅导。1958年起，上海戏剧学院接受上海市文化局的委托，多次举办编剧研究班、训练班等，蒋先生应邀主讲《西厢记》。“文革”期间，蒋先生虽“身在牛棚猪圈，或在工厂的反应锅旁，还是常常想起普救寺西厢的溶溶月色，想起‘碧云天，黄叶地，西风紧，北雁南飞’等千锤百炼的佳句，想起‘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所烘托出来的苍茫暮色中张君瑞和崔莺莺的离愁别恨”。（《明刊本西厢记研究·后记》）
“四人帮”粉碎后，蒋先生来到上海图书馆古籍组工作，他如鱼得水，接触到了较多的明刊本《西厢记》和有关文献、书目、书影，又向顾廷龙、潘景郑先生等许多版本学、目录学的前辈那里学到不少这方面的知识。
1978年上海艺术研究院戏曲所成立，蒋先生调入研究所，主要的工作是编纂《中国戏曲曲艺词典》，而个人的研究专题仍是明刊本《西厢记》。他多次到浙江、江西、湖南、安徽、陕西、河南、北京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并抓紧一切机会觅求有关明刊本《西厢记》的资料。自1979年起发表论文，至1981年，将第一批成果共20篇论文、附录3篇，汇集成《明刊本西厢记研究》。1979年—1999年，蒋星煜先生共发表《西厢记》研究的论文一百余篇。分别由日本、台湾、上海等出版了《西厢记罕见版本考》《西厢记考证》《西厢记新考》《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等专著。
蒋先生对《西厢记》所作的是全方位的研究，对一部名著，具有这样宽广宏阔的视野，进行这样深入独到的探索，获得如此众多首创性的成果，是少有的。诚如著名的戏曲理论家刘厚生所言，蒋先生在《西厢记》上的成就，必将载入史册。事实是，他已被公认为戏曲史领域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领先学者之一。
笔者手记
与一位94岁的长者对话，你丝毫无枯燥之感，反而让你兴致勃勃，讲的虽是旧闻，却不时赋有新意。蒋先生笑道，我是与时俱进。我知道，除了《〈西厢记〉研究与欣赏》外，他近几年撰写出版的还有《〈桃花扇〉研究与欣赏》《中国戏曲史钩沉》等，均可被列入中国戏曲研究的传世力作。然而蒋先生却坦言，这些书只代表了过去，从现在来看，我们对戏曲的文献研究很不够。他指出，中国戏曲文化博大精深，而对其挖掘和整理，任重而道远。蒋先生说到这里，似有一点激动：现在重演、重拍名著频繁，这暴露了我们创作上的大大不足。其实中国古籍文化、古典戏曲是个巨大宝库，大可挖掘。当然，这或许，似大海捕鱼，或似大海捞针，得花大力气。但他认为，能让珍珠发光，是值得的。这是一位老戏曲史家的希望。我想，为繁荣中国戏曲，他的意见值得我们重视。
访问前辈长者，我一般都选择下午三四点钟，好让老人打个午觉。可约蒋先生时，他却偏偏选择了上午。我当时还纳闷。蒋先生这时才告诉我，他一般会客均安排在上午，倒不是他要午睡，而是下午他要看书写东西。
“啊，你还在‘爬格子’？”我有点吃惊。
“现在年纪大了，主要看点材料，但有新发现，或有心得，就须‘笔录’。”
“您每天写多少字？”
“去年，我每天还能写一二千，现在只能写一千了。哈哈，每况愈下。”
望着蒋先生，背不驼，手不抖，耳聪目明，思路清晰。我不由请教，如何保得如此好身体？蒋先生笑了：“很简单，一要动，二要静。所谓动，既动手，又动脑，70年来，除文革期间剥夺我的写作权力外，我从未停止过写作。所谓静，就是心要静，宁静致远。我一生经历了太多的人与事，但用唯物史观看问题，那些恩恩怨怨在我心里已化作烟云。我做人坦荡，注重的是学术文化的健康，所以活得很自在。”
我由衷佩服蒋先生——他的记忆，他的思路，谈及70年史学之路，一页页如大事记般清晰可见，不仅年份，甚至月、日，都能记得。他打开书橱，不时取出有关书籍，向我一一佐证。蒋先生一生已有70多本（包括各种版本）著作问世，总量达千万字。但这次出文集，他舍弃了一半。“小东西就不收了，主要是专著和重要论文，约占十分之八；另外十分之二是小说、故事等历史文学作品。”先生眯着他的眼，说起来还真有几分得意。
初露锋芒，23岁出版第一本书
蒋星煜，生于1920年，江苏溧阳人。肄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曾任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职员，中华教育电影厂编辑，南京中央通讯社记者。1949年后历任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华东文化部艺术处干部，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蒋先生告诉我，他的启蒙老师是他的外祖父。这位晚清秀才思想并不保守，他不但担任过清末民初废书院改学校后的小学校长，而且还做过孙中山警卫团的文职军官。童年的蒋星煜刚学会走路，就常被外祖父领着泡茶馆了。那家名叫“大公和”的茶馆，是当时江苏溧阳城里最高级的茶馆，茶客中有中学校长，有著名的中医和西医，还有一些颇有名声的画家、书法家。旧货店的老板常会带着一些自认为值钱的文物古玩，到这里来请求鉴别，找寻买主，这时茶馆俨然成了一个文物鉴定和拍卖的场所。蒋星煜耳濡目染，逐渐懂得了一些有关文物的知识，同时也看到了在茶馆里上演的世事百态。外祖父还时常给他讲历史故事和唐诗，从六七岁时起，逐步将他引入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殿堂。蒋星煜十二三岁前，已读了许多中国古典小说。十六岁又读了鲁迅、郭沫若等大家的作品，并开始涉猎外国文艺，阅读世界名著。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蒋星煜就读于复旦大学英文会计专业。抗日战争爆发，中断了他的学业。他辗转来到重庆，经人介绍，谋得一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管理员的职业。带着思想上的苦闷和惆怅，他一头扎进书堆里，钻研起经史子集，通读了《二十四史》，进而还对经济、考古、宗教、书法、中医等进行研究。图书馆里有一个小房间，放置着马列主义著作，原本这是供御用文人歪曲马列主义和污蔑共产党用的，而蒋星煜光顾后，却在这里学起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有一天，他突然悟彻：自己虽身处乱世，却能在图书馆里搞学问，很像古代的隐士。这一想法竟发展成他的研究。他开始广泛收集中国历代“隐士”的资料，并开始从中国文化与其产生和发展关系作研究。由此形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当它出版时，这年他才23岁。1988年，该书由上海三联书店影印出版；未隔几年，上海书店将它作为“民国丛书”之一，再度重印出版。
在当年重庆，蒋星煜每天读着报刊发表的反映欧洲战场的通讯和报告文学，对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精神深受鼓舞和启发，于是，创作小说的念头油然而生。他根据一些电讯稿构思写成了一篇描写意大利人民反抗墨索里尼法西斯统治的短篇小说《威尼斯的忧郁》，寄给了《中央日报》副刊。当时副刊主编是孙伏园，看到这篇以描写意德两国知识分子内心痛苦和对法西斯不满、从人性深度揭示反法西斯主题的小说，他被打动了，于是以一整版的篇幅刊发了这篇小说。半个世纪后的1995年，中国作协向全国三百多位在抗战时期从事文学创作的老作家颁发荣誉纪念牌，蒋星煜以这篇小说位列其中。
不凡著述，惊动前辈大家
在蒋星煜的客厅里，蒋先生指着几本他的书告诉我：他的著述至今仍有影响，与几位大家的重视分不开。
1943年，《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问世，让他没想到的是，这本书引起了现代思想家、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的关注。1948年梁漱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引用评论了蒋星煜的论点，并因之将隐士作为中国文化的第十四特征而加以研究。60年后，蒋星煜参考了梁先生的意见开始为此书的修订而忙碌。
他回想起60多年前，离开孤岛上海，在大后方的图书馆里担任管理员时，晚上回到宿舍，就依靠一盏幽暗的菜油灯，握着一支毛笔，埋头做读书笔记。喝一口茶，却感觉喉咙发毛，仔细一看，杯子中停着不少大大小小的虫子，原来进入无人之境时，除了蚊子还有那么多虫子陪伴着他。埋首于浩瀚书海，沉浸于学术研究，蚊叮虫咬已浑然不觉。一个小小图书管理员，就这样写出了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印记的第一本书。 蒋星煜五六岁时就习颜体，稍后对颜真卿书法理论发生兴趣，尤其钦佩颜真卿敢与丑恶作斗争的勇气。1945年，他完成了《颜鲁公之书学》的书稿。为了找人出版，稿子转到了杨家骆的手中，杨先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时杨正在替国民党元老李石曾编《世界学典》，他与李石曾谈起《颜鲁公之书学》里有“民国成立后李石曾家藏《刘中使帖》真迹”一语，李大为惊奇。就凭这一点，李石曾一口答应为此书出版帮忙。
1946年，世界书局的编辑找到已回上海的蒋星煜，说李石曾以世界书局董事长的身份，已将《颜鲁公之书学》交该书局出版，并表示：“原稿封面题签（蒋星煜自题）是道地的颜体，就用这六个颜体字吧！”然而蒋星煜做梦也没有想到，李石曾还将此书稿呈请书法界权威人士沈尹默审查。此书的第一章《颜鲁公之人格与书学》中，引述了沈士远说沈尹默的一句话。沈士远在《跋陈伯稼颜鲁公碑帖目》一文中曰：“儿时塾师授余兄弟赵孟頫书，谓习是书可以工书法，博时名。仲弟临抚，辄肖，书以日进。余则手拙如僵，而于轻倩绰约之姿，尤非所宜。”沈士远先生所说的“仲弟”，就是沈尹默。沈尹默对这段话肯定不会满意，因为他从不承认曾经师法赵孟頫，而只承认师法王羲之。但此语出自其兄沈士远，让他很难反驳。
果然，沈尹默审读蒋星煜的书稿后，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李石曾说：“蒋君大著拜读一过，略有笺语以备参考而已。全书条贯明晰，引征详赡，其用力可谓深矣。唯于前贤评断处过于勇敢，微感不安。然此自关于年事，亦未可厚非也。”这“勇敢”二字，原是一种幽默的口吻，实际上是粗率之意。但是沈认为书稿出于小青年之手，表示了宽容的态度。要不要让这位书法大家的意见有所反映呢？编辑征询蒋星煜的意见，蒋星煜坦言，沈先生的审查意见应当公之于众，不如将他的信作为代序，让读者去评断。于是《颜鲁公之书学》的扉页上就有了《代序——沈尹默致李石曾书》。
作为中国的戏曲史家，蒋星煜对发现和考证五代戏曲有卓越的贡献。戏曲界老前辈任二北在他的《唐戏弄》中引用了蒋星煜关于《唐人勾阑图》与《辽兴宗为后妃伴奏》的全文，无疑这是对蒋星煜的最大肯定。蒋先生说，我是不会忘记前辈大家对我的鼓励和支持的。
几度“闯祸”，老同志挺身保护
然而更使蒋星煜难忘的是，他的一生曾几度“闯祸”，是“老同志”们将他保了下来。
1950年12月，蒋星煜看了电影《武训传》后认为，影片对“武训精神”的表现是充分的，也是成功的。早在抗战时，他就在重庆北温泉听陶行知先生讲过“武训精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他从历史学的角度写了一篇《〈武训传〉与中国封建社会》，投给《大公报》。文中写道：“由于历史条件限制，武训对封建社会的反抗只有不彻底的义学，但是他的精神却是最值得歌颂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的精神，而他祈求的穷人都有书读的日子，在他死后半个世纪，已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的巨大胜利而来临了。”
不料1951年5月16日，在《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特别针对蒋星煜文中所述的“武训的精神却是最值得歌颂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的精神”这句话，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此刻他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不久，华东局文化部副部长黄源和戏改处副处长伊兵找蒋星煜谈话，说，“夏公”（夏衍，时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已承担了电影《武训传》所有问题的责任，你就以“由于政治上的无知”为题，在《大公报》上作个检讨吧。伊兵还叮嘱蒋星煜暂时最好不要写文章，如果将来再写的话，也用笔名为好。蒋星煜知道，这是领导设法让他过此难关，他从心里感激这几位领导对他的爱护。他由此“遵嘱”，后来用了两年“布谷”的笔名。
蒋星煜早在1957年已写出七万多字的《海瑞传》，在海内外广为传播。1959年，毛泽东号召大家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4月，《解放日报》一位编辑特来找蒋星煜，要他写海瑞。蒋星煜觉得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精神，最主要的是学他敢于为民请命，不怕得罪皇帝，不怕坐牢和杀头，于是决定写海瑞在户部主事任上因谏嘉靖皇帝而下狱的一段史实，来表现其刚正不阿。不久，他的《南包公——海瑞》在《解放日报》全文刊发，报纸还加了编者按。
1962年4月，《解放日报》一位编辑又找蒋星煜约稿，请他写篇历史小说，提倡魏征那种敢于说真话的精神。当时他不知道提倡魏征精神的就是毛泽东，但出于政治上的谨慎，他还是从《毛泽东选集》中去找写魏征的理论依据。还特地重读了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有关李世民经常接受魏征的谏劝而正误的史实，并以此作线索来展开故事。历史小说《李世民与魏征》刊载于当年7月8、9两日的《解放日报》上。
谁知到了1965年，蒋星煜的这篇《李世民与魏征》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上面有人提出要严厉惩办作者，可这时解放日报党委书记魏克明和市文化局党委书记李太成却主动承担责任。
“文革”结束后，蒋星煜曾经问李太成当年为什么要这样保护他，李太成说：“老蒋啊，你不知道，我参加革命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过，后来我自己逃回。可对我审查得很严啊，差点造成冤案，送掉老命！这使我悟出一个道理：对待人的问题，一定要慎重再慎重，再不能让我的遭遇在其他同志身上重演。”
“文革”期间，批判《海瑞上疏》时，蒋星煜首当其冲。粉碎“四人帮”后，蒋星煜与魏克明在华东医院的病房里相见时，都不禁老泪纵横。魏克明叮嘱蒋星煜，撰文谈谈《李世民与魏征》的写作经过，让这一公案真相大白于天下。蒋星煜欣然从命，几天后一篇题为《魏征精神何罪之有？》的文章交到魏克明手中。魏克明写下了很有激情的编者按：“《李世民与魏征》和《南包公——海瑞》两篇历史小品，都是当时本版《朝花》副刊根据毛主席有关的讲话，先后约请蒋星煜同志撰写的。当年，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两次传达毛主席的有关讲话时，张春桥都在场，他完全知道这个背景，知道发表这两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贯彻毛主席广开言路的精神。《李世民与魏征》发表时，姚文元是《解放日报》编委会委员，他对这篇历史小说也说过几句好话。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两篇文章即被打成‘大毒草’，成为《解放日报》的两大罪状，连续批判达数年之久。作者蒋星煜同志也因此受尽折磨。很明显，这是‘四人帮’及其余党有意制造的一场冤案……魏征和海瑞精神何罪之有？” 《西厢记》研究，情有独钟
作为蒋星煜的学生，曾任上海市文联党组副书记、秘书长的乐美勤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到：“他是来给我们开讲《西厢记》的，他的讲课引经据典，幽默轻松，令我们大开眼界。他把张生和崔莺莺的人物心理剖析得微妙透彻，令我们对古典戏曲产生浓厚的兴趣。在《西厢记》的版本研究和考证上，他是下了极大功夫的。他研究《西厢记》的著作在台湾及日本东京等地出版，影响很大。他的《明刊本西厢记研究》曾获中国剧协戏剧理论奖及文化部科研成果奖……”
《西厢记》是中国戏曲史上的最高之作，自元末明初起，即有“旧杂剧，新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的盛誉。而蒋星煜对《西厢记》可谓情有独钟。可以说，《西厢记》研究伴随他一生。2004年，他在《〈西厢记〉研究与欣赏》的序言中说，“我从建国前后开始《西厢记》的研究，倏忽之间已经历了五十五个寒暑，著作也出版了五部，另有一部是和上海图书馆合作编著的。”
建国初期，蒋星煜在华东戏曲研究院研究《西厢记》的同时，还为华东越剧实验剧团排练《西厢记》的剧组人员作辅导。1958年起，上海戏剧学院接受上海市文化局的委托，多次举办编剧研究班、训练班等，蒋先生应邀主讲《西厢记》。“文革”期间，蒋先生虽“身在牛棚猪圈，或在工厂的反应锅旁，还是常常想起普救寺西厢的溶溶月色，想起‘碧云天，黄叶地，西风紧，北雁南飞’等千锤百炼的佳句，想起‘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所烘托出来的苍茫暮色中张君瑞和崔莺莺的离愁别恨”。（《明刊本西厢记研究·后记》）
“四人帮”粉碎后，蒋先生来到上海图书馆古籍组工作，他如鱼得水，接触到了较多的明刊本《西厢记》和有关文献、书目、书影，又向顾廷龙、潘景郑先生等许多版本学、目录学的前辈那里学到不少这方面的知识。
1978年上海艺术研究院戏曲所成立，蒋先生调入研究所，主要的工作是编纂《中国戏曲曲艺词典》，而个人的研究专题仍是明刊本《西厢记》。他多次到浙江、江西、湖南、安徽、陕西、河南、北京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并抓紧一切机会觅求有关明刊本《西厢记》的资料。自1979年起发表论文，至1981年，将第一批成果共20篇论文、附录3篇，汇集成《明刊本西厢记研究》。1979年—1999年，蒋星煜先生共发表《西厢记》研究的论文一百余篇。分别由日本、台湾、上海等出版了《西厢记罕见版本考》《西厢记考证》《西厢记新考》《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等专著。
蒋先生对《西厢记》所作的是全方位的研究，对一部名著，具有这样宽广宏阔的视野，进行这样深入独到的探索，获得如此众多首创性的成果，是少有的。诚如著名的戏曲理论家刘厚生所言，蒋先生在《西厢记》上的成就，必将载入史册。事实是，他已被公认为戏曲史领域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领先学者之一。
笔者手记
与一位94岁的长者对话，你丝毫无枯燥之感，反而让你兴致勃勃，讲的虽是旧闻，却不时赋有新意。蒋先生笑道，我是与时俱进。我知道，除了《〈西厢记〉研究与欣赏》外，他近几年撰写出版的还有《〈桃花扇〉研究与欣赏》《中国戏曲史钩沉》等，均可被列入中国戏曲研究的传世力作。然而蒋先生却坦言，这些书只代表了过去，从现在来看，我们对戏曲的文献研究很不够。他指出，中国戏曲文化博大精深，而对其挖掘和整理，任重而道远。蒋先生说到这里，似有一点激动：现在重演、重拍名著频繁，这暴露了我们创作上的大大不足。其实中国古籍文化、古典戏曲是个巨大宝库，大可挖掘。当然，这或许，似大海捕鱼，或似大海捞针，得花大力气。但他认为，能让珍珠发光，是值得的。这是一位老戏曲史家的希望。我想，为繁荣中国戏曲，他的意见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