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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父亲走在回家的路上。
不远处传来喇叭声，吹的是喜气洋洋的调子。
父亲说：“那是打鼓的人从镇上经过，送亲的。”
在我们湘南一些地方，人们把为各种红白喜事提供服务的民乐队叫做“打鼓的”，把这些民乐队的队员也叫做“打鼓的”。“打鼓的”在送亲迎亲的路上，在送灵柩上山的路上，只管吹吹打打，但是参加酒宴和做道场的时候，就要唱祁剧——他们既不化妆，也不上舞台，而是坐在酒桌边上唱，唱完了就吃菜喝酒，吃到一半又唱。
听得出来，“打鼓的”正在远去，但是那喇叭音调更高了，似乎占据了整个天空，响遏行云。
我说：“那人的喇叭吹得好响。”
父亲说：“这算什么呢？有个人把吹过的喇叭扔在草窝里忘记拿，过了三天去寻，喇叭还在响呢。”
真是神乎其技！要是这话出自别人之口，我定然不信，可是父亲一脸向往的神情，没有半点儿吹牛蒙人的意思，我被这样的神技震慑住了，说不出话来。
“我见过那个人，”父亲接着说，“他对我说，要学吹喇叭，先要学会换气，拿一根管子吹潲水，不小心吸一口气，潲水就吸到嘴里去。”
我吐一口气，仿佛满嘴都是潲水，问道：“可是不吸气怎么行？”
父亲说：“用鼻子吸气呀，学会用鼻子吸气，用嘴呼气，你就可以不停地吹，吹出很长很长的音。”
我还想问什么，到家了，父亲取了农具干活去了。
我兀自想象那个神奇的吹喇叭的人，他究竟长什么样呢？那支喇叭又是什么样呢？难道父亲没有一点点夸张？可是小孩子容易忘事，等到父亲天黑回来，我忘记盘诘了。
过了一些日子，吃中饭的时候，父亲说：“我要学打鼓去。”
母亲嘴角撇了撇，好像不屑，却又没有明言。
我却兴奋起来：“什么时候去？”
父亲说：“吃过饭就去，就在土成伯伯家，我带你去！”
母亲说：“小孩子去做什么……”
父亲说：“长长见识。”
在去土成伯伯家的路上，我问：“谁教你们呢？”
父亲很自豪：“就是喇叭丢到草窝里三天还在响的那个人！”
我吃了一惊，赶紧问：“你是不是学吹喇叭？”
父亲犹豫一下，回答：“他叫我拉弓弓弦。”
“弓弓弦”就是二胡，音量小，喇叭一响就淹没了。并且“弓弓弦”是搁在腿上拉的，不像喇叭可以高高地举着，一边走一边神气活现地吹。我顿时有七分失望，仿佛父亲一下子矮了三寸。
快到土成伯伯家的时候，父亲教导我说：“我的师傅你要叫师傅公公，师傅公公是方圆百里有名的人物。”
父亲说起他的师傅，神情是如此敬重，我小小的心里不由得产生些许敬畏。
土成伯伯家在小学附近，门前有坪地，有很大的葡萄架。暑假还没有结束，小学静悄悄的，土成伯伯家传来的人语声清晰可闻。进了家门，除了土成伯伯家的人，我还见到了陈伯伯和养民叔叔，都是父亲的朋友。养民叔叔拿着一支喇叭有一声没一声地学着吹，然后从喇叭嘴上取下一只小小的苇哨，衔在嘴里吹出“叭——叭——”的声音。原来那么高亢嘹亮直上云霄的声音，最初是从这只一寸长短的小哨子里发出来的！
一个陌生人从里屋出来了，这是一个背驼得很厉害的老头儿，满脸褐斑，像是打着小补丁，下巴上是花白的短须，那双眼睛精神抖擞，闪着老练的光芒。
这人就是师傅公公。
我在父亲的催促下叫了一声师傅公公，师傅公公点点头，却没拿正眼瞧我，只顾教养民叔叔调整那只苇哨。
我进入里屋，眼睛立即看花了，心儿像是要炸裂了——满屋子全是道具！花花绿绿的戏袍，那么宽大，好像要巨人穿才合体。冠帽上插着的长长的野鸡翎，是真的，又柔又有弹性，有一米多长。还有刀、剑和长枪。刀剑是木的，刷上了银漆，寒光闪闪；长枪是竹的，枪杆上缠着白布，拿在手中舞动不容易脱手。我还看到了“马”，那是一条半米长的竹鞭，鞭节上系着流苏，有红的，也有白色的。过去看戏，看到扮演大将的演员用这样的“马”当坐骑，还要像模像样地做出上马、骑马、勒马、下马和拴马的动作，就觉得这东西特奇异。我取下一匹白“马”，学着大将骑马的动作，还“驾驾”地嚷，又把刀、剑和枪一样一样把玩，爱不释手……外面的堂屋里，师傅公公在教徒弟们技艺，可是他教了些什么，父亲学了些什么，我全然不知。我在那间神奇的屋子里看个没够，玩个没够。我竟然有机会接触这些神奇美丽的道具，暂时地拥有它们——过去我怎么敢想？
天黑了，该回家了。
离开土成伯伯家，我问父亲：“师傅公公真有那么厉害吗？下次我们来，你叫他吹一下喇叭，扔到草窝里试试？”
父亲说：“那是他年轻时的事，现在他老了，气力不足了。”
或许是因为母亲的不屑，或许是因为大人的矜持，父亲从不在家里拉二胡唱祁剧，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学得怎么样了。没过多久开学了，我也不再去土成伯伯家。
大约过了三四个月吧，那天早上，父亲很突然地说：“下午我要去打鼓，要跟师傅去领红包了。”父亲学成了？我感到惊喜，姐姐和哥哥也很意外，母亲却低声嘟哝，“打鼓的，跟讨吃的一样。”
难道父亲真的成为一个“打鼓的”？我打量着父亲，仿佛看见他随着乐队进村，道旁挤满看热闹的人们，不由得替他难为情：那么多人看着，他会不会怕丑呢？
我很想跟随父亲去看看打鼓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我要上学。
第二天傍晚，父亲回来了，我想从父亲脸上发现什么端倪，可是父亲的表情很平静，好像打鼓就跟种庄稼一样，既不必为此羞惭，也没什么值得炫耀的。
我问：“你的红包呢？”
父亲说：“十二块钱。”
我想看的是红包，父亲从衣兜里拿出来的却是几张卷起来的钞票。
我又问：“包钱的红纸呢？”
父亲说：“红纸有什么好看的，早在路上扔掉了。”
母亲嘀咕道：“两天工，十二块钱，真跟讨吃差不多哩。”
又过了一些日子，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父亲神神秘秘地对我说：“下街请了戏班子，祁阳来的，今晚开始排戏了，你跟不跟我去？有夜宵吃！”
下街请了戏班子不算新闻，我两天前就知道了，可是那个戏班子是外地来的，父亲去做什么呢？为什么还有夜宵吃？我觉得很奇怪。尽管晚上很冷，我仍然跟着父亲沿着那条长长的石板街从上街走过中街，来到下街。
下街的大舞台上亮着汽灯，有几个人在舞台上走来走去，好多人聚在高高的舞台下看热闹。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把守着上舞台的台阶，高声呵斥那些想爬上舞台的男孩。
到了近前，后台有各种乐器的声音传来，此起彼落全无秩序，想必在调音。
当父亲拉着我挤到台阶那儿，那个把关的男人挥着大手，恶声恶气地驱逐挤在台阶上的孩子们：“让开，让开，有人要上来了。”那一刻我得意极了，我是第一次获得这样的礼遇，以前我只能像别的孩子一样，徒劳地在台下挤挤嚷嚷。
我想，或许父亲扮演了戏中一个角色，要不就是拉弓弓弦。然而父亲来到后台却只是跟熟人说说话，然后找了一条凳子坐着，看人家排练。排练的人挺没劲，他们不穿戏服，就穿着平时的服装，并且一个个上去都是拖着长腔没完没了地唱，没有人舞枪弄剑，没有人耍旗子，连翻跟斗的也没有。大约过了一个小时，舞台下边的孩子们等不到精彩节目，一个个都回家去了。我也想回家，但是父亲贴着我耳朵悄声说：“等到散场，一起去吃夜宵。”看在夜宵的份上，我强撑着坐在父亲身边，很快就打起了瞌睡。迷迷糊糊的，我听见父亲说：“散场了，吃夜宵去啊。”我猛地一睁眼，果然，乐师们都在收拾乐器了！
我由父亲牵着，跟随一大帮人穿过黑暗的街道来到一个人家里。“来了，来了！”主人欢快地叫喊着，端出一口白汽腾腾的大铁锅，一边在油灯昏黄的光线里给大伙儿盛粉条，一边高声说：“大家辛苦了，吃夜宵，吃夜宵，暖暖肚子！”大伙儿也不客套，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蹲着，“嗤溜嗤溜”吃起来。当主人把粉条递给我，我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和父亲什么活也没干，明显是来混吃的。父亲却说：“吃吧吃吧，你肯定饿了，这么晚了。”我的确饿了，肚子里好像有风车在转。粉条是招待大人的，肯定是和猪肉炖的！我这样以为。可是我吃着粉条才发现碗里连一块肉骨头也没有，而且粉条也不多，三五口就吃完了。主人说的真是准确，那碗粉条只能暖暖肚子。
回家路上，我很沮丧，父亲却很有成就感地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可以来吃夜宵吗？因为我是打鼓的，懂行，他们请我去看看就知道这个戏班子到底是不是祁阳来的。”
我没有答话。比起来的时候，街道显得特漫长，特寂静，特黑暗。那个戏班子是否真正来自于祁阳我毫不在意，他们不演武打戏，就是天仙下凡我也不喜欢。我只想快快回家睡觉，冬天的深夜很冷，风吹进衣服像在皮肤上贴了一层冰。
渐渐的，我觉察到打鼓的父亲跟以往不同了。
打鼓之前，父亲是个很安静的人，没事不吱声，打鼓之后他嘴上经常挂着各种曲调和戏文。打鼓之前，父亲跟孩子们一样管唢呐叫喇叭，管二胡叫弓弓弦，打鼓之后父亲管唢呐叫呐子，管二胡叫胡琴……诸如此类。
我明白，父亲喜欢做一个“打鼓的”。可是母亲却越来越反对，因为干这行挣钱少，而且有一搭没一搭，收入不稳定。更叫母亲烦恼的是，父亲打鼓之后，朋友特别多，除了同行，还有七里八乡的“狐朋狗友（母亲是这么说的）”。母亲全不认识他们，可是他们一来，父亲就要杀鸡宰鸭招待。母亲起初还能强装笑脸，后来就横眉冷对，甚至拐弯抹角说出逐客的话来。
父亲和母亲的争吵多起来了。有一回闹得厉害，当着高邻决定分家（那年头流行分家，不是离婚）。分家先得分孩子，母亲命令我们姐弟三个立马做出选择：“你们跟谁，你们自己决定！”姐姐和哥哥立即站到母亲一边，我却不知道站在哪方才好，因为父亲有父亲的道理，对朋友要好，待客要热情，他到乡下去，人家可都是好酒好饭招待的；母亲有母亲的道理，你打鼓才挣多少钱呢？招待你那些“狐朋狗友”还不够！众人都看着我，要看这个最小最受宠的孩子怎么选择。我说：“不分，不分，这个家不能分！”邻居们都笑了，都说我狡猾，就连母亲也忍不住笑了，这一笑，弥漫整个屋子的火药味也就烟消云散。家没分成，矛盾的根源还在，因为招待朋友的事，母亲和父亲隔一阵又会闹不愉快。
因为母亲的反对，父亲打鼓只打了一两年，改行做起小生意。我以为家里从此清静了，谁知道父亲却冒出一个新毛病，并且是个大毛病：醉演。赴宴必醉，醉了就不得了，要拉胡琴，要唱祁剧，并且非得拿条板凳坐到大门口表演，让过往的乡亲都来听听！乡亲们夸奖父亲技艺高，“可以上大舞台。”母亲却深以为耻，指着父亲的鼻子骂：“你回去，你怕不怕丑？我们都丑死了！人家看猴把戏呢！”父亲不仅不怕丑，反而理直气壮地说：“我到乡下去唱，他们都说‘吼歪吼歪’！”“吼歪”是湘南平话，一种古老的方言，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有味”。当父亲模仿乡亲说“吼歪吼歪”，脸上的表情是何等自得，何等陶醉！
父亲喝醉了酒，要拉要唱谁也拦不住。所幸的是，父亲不喝醉就什么事也没有，于是母亲就提防父亲喝醉。每当父亲出门赴宴，估计快要喝醉了，母亲就派三个小兵轮番去请父亲回家，从小到大，先派我出马，然后派哥哥，最后派姐姐，而且姐姐一出场就会掉眼泪，弄得同桌吃酒的人大为扫兴。说起来也是气人，大家好像成心要看父亲耍“猴把戏”，并不因为母亲反对就减少请父亲吃酒的次数，因此从酒桌上请父亲回家就成了我们三姐弟隔三差五要做的功课。
这样的生活延续了好几年，后来我上了中学，父亲才渐渐不再醉酒，不再醉演。那些年父亲为什么那么喜欢喝醉呢？为什么一喝醉就要拉琴唱戏呢？母亲不明白，哥哥姐姐不明白，我也不明白，我们也都没想过要弄明白，只知一味地抱怨和劝阻。仗着父亲对我格外宠爱，我还曾像大人一样正儿八经地坐在父亲对面，跟他说酗酒的坏处，父亲却不以为然，“你们懂什么……”
一晃眼，父亲过世十年了，我也到了父亲醉演的年纪。当我在文字之中独自品味无法向人言说的欢乐和痛苦（那是多么沉彻幽远的痛苦），当我不无炫耀地教十岁的女儿看稿费单上不起眼的数字，当我把别人的嘲笑和异样的目光置之脑后，我突然明白了——父亲之所以沉溺于醉演，是因为怀念从前打鼓的时光呢！从前他跟随师傅公公下乡卖艺，可不是边喝边唱？可不是喝得越高兴，唱得越带劲，才能赢得人们的喝彩？父亲乐在其中，有什么错？能以自己的爱好为职业，古往今来，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啊。
如果时光可以重来，我愿意叫父亲一直做“打鼓的”，做到老，然后就像师傅公公那样带徒弟，让更多喜欢祁剧的乡下人与之结缘……
发稿/田俊 tian17@hotmail.com
不远处传来喇叭声，吹的是喜气洋洋的调子。
父亲说：“那是打鼓的人从镇上经过，送亲的。”
在我们湘南一些地方，人们把为各种红白喜事提供服务的民乐队叫做“打鼓的”，把这些民乐队的队员也叫做“打鼓的”。“打鼓的”在送亲迎亲的路上，在送灵柩上山的路上，只管吹吹打打，但是参加酒宴和做道场的时候，就要唱祁剧——他们既不化妆，也不上舞台，而是坐在酒桌边上唱，唱完了就吃菜喝酒，吃到一半又唱。
听得出来，“打鼓的”正在远去，但是那喇叭音调更高了，似乎占据了整个天空，响遏行云。
我说：“那人的喇叭吹得好响。”
父亲说：“这算什么呢？有个人把吹过的喇叭扔在草窝里忘记拿，过了三天去寻，喇叭还在响呢。”
真是神乎其技！要是这话出自别人之口，我定然不信，可是父亲一脸向往的神情，没有半点儿吹牛蒙人的意思，我被这样的神技震慑住了，说不出话来。
“我见过那个人，”父亲接着说，“他对我说，要学吹喇叭，先要学会换气，拿一根管子吹潲水，不小心吸一口气，潲水就吸到嘴里去。”
我吐一口气，仿佛满嘴都是潲水，问道：“可是不吸气怎么行？”
父亲说：“用鼻子吸气呀，学会用鼻子吸气，用嘴呼气，你就可以不停地吹，吹出很长很长的音。”
我还想问什么，到家了，父亲取了农具干活去了。
我兀自想象那个神奇的吹喇叭的人，他究竟长什么样呢？那支喇叭又是什么样呢？难道父亲没有一点点夸张？可是小孩子容易忘事，等到父亲天黑回来，我忘记盘诘了。
过了一些日子，吃中饭的时候，父亲说：“我要学打鼓去。”
母亲嘴角撇了撇，好像不屑，却又没有明言。
我却兴奋起来：“什么时候去？”
父亲说：“吃过饭就去，就在土成伯伯家，我带你去！”
母亲说：“小孩子去做什么……”
父亲说：“长长见识。”
在去土成伯伯家的路上，我问：“谁教你们呢？”
父亲很自豪：“就是喇叭丢到草窝里三天还在响的那个人！”
我吃了一惊，赶紧问：“你是不是学吹喇叭？”
父亲犹豫一下，回答：“他叫我拉弓弓弦。”
“弓弓弦”就是二胡，音量小，喇叭一响就淹没了。并且“弓弓弦”是搁在腿上拉的，不像喇叭可以高高地举着，一边走一边神气活现地吹。我顿时有七分失望，仿佛父亲一下子矮了三寸。
快到土成伯伯家的时候，父亲教导我说：“我的师傅你要叫师傅公公，师傅公公是方圆百里有名的人物。”
父亲说起他的师傅，神情是如此敬重，我小小的心里不由得产生些许敬畏。
土成伯伯家在小学附近，门前有坪地，有很大的葡萄架。暑假还没有结束，小学静悄悄的，土成伯伯家传来的人语声清晰可闻。进了家门，除了土成伯伯家的人，我还见到了陈伯伯和养民叔叔，都是父亲的朋友。养民叔叔拿着一支喇叭有一声没一声地学着吹，然后从喇叭嘴上取下一只小小的苇哨，衔在嘴里吹出“叭——叭——”的声音。原来那么高亢嘹亮直上云霄的声音，最初是从这只一寸长短的小哨子里发出来的！
一个陌生人从里屋出来了，这是一个背驼得很厉害的老头儿，满脸褐斑，像是打着小补丁，下巴上是花白的短须，那双眼睛精神抖擞，闪着老练的光芒。
这人就是师傅公公。
我在父亲的催促下叫了一声师傅公公，师傅公公点点头，却没拿正眼瞧我，只顾教养民叔叔调整那只苇哨。
我进入里屋，眼睛立即看花了，心儿像是要炸裂了——满屋子全是道具！花花绿绿的戏袍，那么宽大，好像要巨人穿才合体。冠帽上插着的长长的野鸡翎，是真的，又柔又有弹性，有一米多长。还有刀、剑和长枪。刀剑是木的，刷上了银漆，寒光闪闪；长枪是竹的，枪杆上缠着白布，拿在手中舞动不容易脱手。我还看到了“马”，那是一条半米长的竹鞭，鞭节上系着流苏，有红的，也有白色的。过去看戏，看到扮演大将的演员用这样的“马”当坐骑，还要像模像样地做出上马、骑马、勒马、下马和拴马的动作，就觉得这东西特奇异。我取下一匹白“马”，学着大将骑马的动作，还“驾驾”地嚷，又把刀、剑和枪一样一样把玩，爱不释手……外面的堂屋里，师傅公公在教徒弟们技艺，可是他教了些什么，父亲学了些什么，我全然不知。我在那间神奇的屋子里看个没够，玩个没够。我竟然有机会接触这些神奇美丽的道具，暂时地拥有它们——过去我怎么敢想？
天黑了，该回家了。
离开土成伯伯家，我问父亲：“师傅公公真有那么厉害吗？下次我们来，你叫他吹一下喇叭，扔到草窝里试试？”
父亲说：“那是他年轻时的事，现在他老了，气力不足了。”
或许是因为母亲的不屑，或许是因为大人的矜持，父亲从不在家里拉二胡唱祁剧，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学得怎么样了。没过多久开学了，我也不再去土成伯伯家。
大约过了三四个月吧，那天早上，父亲很突然地说：“下午我要去打鼓，要跟师傅去领红包了。”父亲学成了？我感到惊喜，姐姐和哥哥也很意外，母亲却低声嘟哝，“打鼓的，跟讨吃的一样。”
难道父亲真的成为一个“打鼓的”？我打量着父亲，仿佛看见他随着乐队进村，道旁挤满看热闹的人们，不由得替他难为情：那么多人看着，他会不会怕丑呢？
我很想跟随父亲去看看打鼓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我要上学。
第二天傍晚，父亲回来了，我想从父亲脸上发现什么端倪，可是父亲的表情很平静，好像打鼓就跟种庄稼一样，既不必为此羞惭，也没什么值得炫耀的。
我问：“你的红包呢？”
父亲说：“十二块钱。”
我想看的是红包，父亲从衣兜里拿出来的却是几张卷起来的钞票。
我又问：“包钱的红纸呢？”
父亲说：“红纸有什么好看的，早在路上扔掉了。”
母亲嘀咕道：“两天工，十二块钱，真跟讨吃差不多哩。”
又过了一些日子，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父亲神神秘秘地对我说：“下街请了戏班子，祁阳来的，今晚开始排戏了，你跟不跟我去？有夜宵吃！”
下街请了戏班子不算新闻，我两天前就知道了，可是那个戏班子是外地来的，父亲去做什么呢？为什么还有夜宵吃？我觉得很奇怪。尽管晚上很冷，我仍然跟着父亲沿着那条长长的石板街从上街走过中街，来到下街。
下街的大舞台上亮着汽灯，有几个人在舞台上走来走去，好多人聚在高高的舞台下看热闹。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把守着上舞台的台阶，高声呵斥那些想爬上舞台的男孩。
到了近前，后台有各种乐器的声音传来，此起彼落全无秩序，想必在调音。
当父亲拉着我挤到台阶那儿，那个把关的男人挥着大手，恶声恶气地驱逐挤在台阶上的孩子们：“让开，让开，有人要上来了。”那一刻我得意极了，我是第一次获得这样的礼遇，以前我只能像别的孩子一样，徒劳地在台下挤挤嚷嚷。
我想，或许父亲扮演了戏中一个角色，要不就是拉弓弓弦。然而父亲来到后台却只是跟熟人说说话，然后找了一条凳子坐着，看人家排练。排练的人挺没劲，他们不穿戏服，就穿着平时的服装，并且一个个上去都是拖着长腔没完没了地唱，没有人舞枪弄剑，没有人耍旗子，连翻跟斗的也没有。大约过了一个小时，舞台下边的孩子们等不到精彩节目，一个个都回家去了。我也想回家，但是父亲贴着我耳朵悄声说：“等到散场，一起去吃夜宵。”看在夜宵的份上，我强撑着坐在父亲身边，很快就打起了瞌睡。迷迷糊糊的，我听见父亲说：“散场了，吃夜宵去啊。”我猛地一睁眼，果然，乐师们都在收拾乐器了！
我由父亲牵着，跟随一大帮人穿过黑暗的街道来到一个人家里。“来了，来了！”主人欢快地叫喊着，端出一口白汽腾腾的大铁锅，一边在油灯昏黄的光线里给大伙儿盛粉条，一边高声说：“大家辛苦了，吃夜宵，吃夜宵，暖暖肚子！”大伙儿也不客套，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蹲着，“嗤溜嗤溜”吃起来。当主人把粉条递给我，我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和父亲什么活也没干，明显是来混吃的。父亲却说：“吃吧吃吧，你肯定饿了，这么晚了。”我的确饿了，肚子里好像有风车在转。粉条是招待大人的，肯定是和猪肉炖的！我这样以为。可是我吃着粉条才发现碗里连一块肉骨头也没有，而且粉条也不多，三五口就吃完了。主人说的真是准确，那碗粉条只能暖暖肚子。
回家路上，我很沮丧，父亲却很有成就感地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可以来吃夜宵吗？因为我是打鼓的，懂行，他们请我去看看就知道这个戏班子到底是不是祁阳来的。”
我没有答话。比起来的时候，街道显得特漫长，特寂静，特黑暗。那个戏班子是否真正来自于祁阳我毫不在意，他们不演武打戏，就是天仙下凡我也不喜欢。我只想快快回家睡觉，冬天的深夜很冷，风吹进衣服像在皮肤上贴了一层冰。
渐渐的，我觉察到打鼓的父亲跟以往不同了。
打鼓之前，父亲是个很安静的人，没事不吱声，打鼓之后他嘴上经常挂着各种曲调和戏文。打鼓之前，父亲跟孩子们一样管唢呐叫喇叭，管二胡叫弓弓弦，打鼓之后父亲管唢呐叫呐子，管二胡叫胡琴……诸如此类。
我明白，父亲喜欢做一个“打鼓的”。可是母亲却越来越反对，因为干这行挣钱少，而且有一搭没一搭，收入不稳定。更叫母亲烦恼的是，父亲打鼓之后，朋友特别多，除了同行，还有七里八乡的“狐朋狗友（母亲是这么说的）”。母亲全不认识他们，可是他们一来，父亲就要杀鸡宰鸭招待。母亲起初还能强装笑脸，后来就横眉冷对，甚至拐弯抹角说出逐客的话来。
父亲和母亲的争吵多起来了。有一回闹得厉害，当着高邻决定分家（那年头流行分家，不是离婚）。分家先得分孩子，母亲命令我们姐弟三个立马做出选择：“你们跟谁，你们自己决定！”姐姐和哥哥立即站到母亲一边，我却不知道站在哪方才好，因为父亲有父亲的道理，对朋友要好，待客要热情，他到乡下去，人家可都是好酒好饭招待的；母亲有母亲的道理，你打鼓才挣多少钱呢？招待你那些“狐朋狗友”还不够！众人都看着我，要看这个最小最受宠的孩子怎么选择。我说：“不分，不分，这个家不能分！”邻居们都笑了，都说我狡猾，就连母亲也忍不住笑了，这一笑，弥漫整个屋子的火药味也就烟消云散。家没分成，矛盾的根源还在，因为招待朋友的事，母亲和父亲隔一阵又会闹不愉快。
因为母亲的反对，父亲打鼓只打了一两年，改行做起小生意。我以为家里从此清静了，谁知道父亲却冒出一个新毛病，并且是个大毛病：醉演。赴宴必醉，醉了就不得了，要拉胡琴，要唱祁剧，并且非得拿条板凳坐到大门口表演，让过往的乡亲都来听听！乡亲们夸奖父亲技艺高，“可以上大舞台。”母亲却深以为耻，指着父亲的鼻子骂：“你回去，你怕不怕丑？我们都丑死了！人家看猴把戏呢！”父亲不仅不怕丑，反而理直气壮地说：“我到乡下去唱，他们都说‘吼歪吼歪’！”“吼歪”是湘南平话，一种古老的方言，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有味”。当父亲模仿乡亲说“吼歪吼歪”，脸上的表情是何等自得，何等陶醉！
父亲喝醉了酒，要拉要唱谁也拦不住。所幸的是，父亲不喝醉就什么事也没有，于是母亲就提防父亲喝醉。每当父亲出门赴宴，估计快要喝醉了，母亲就派三个小兵轮番去请父亲回家，从小到大，先派我出马，然后派哥哥，最后派姐姐，而且姐姐一出场就会掉眼泪，弄得同桌吃酒的人大为扫兴。说起来也是气人，大家好像成心要看父亲耍“猴把戏”，并不因为母亲反对就减少请父亲吃酒的次数，因此从酒桌上请父亲回家就成了我们三姐弟隔三差五要做的功课。
这样的生活延续了好几年，后来我上了中学，父亲才渐渐不再醉酒，不再醉演。那些年父亲为什么那么喜欢喝醉呢？为什么一喝醉就要拉琴唱戏呢？母亲不明白，哥哥姐姐不明白，我也不明白，我们也都没想过要弄明白，只知一味地抱怨和劝阻。仗着父亲对我格外宠爱，我还曾像大人一样正儿八经地坐在父亲对面，跟他说酗酒的坏处，父亲却不以为然，“你们懂什么……”
一晃眼，父亲过世十年了，我也到了父亲醉演的年纪。当我在文字之中独自品味无法向人言说的欢乐和痛苦（那是多么沉彻幽远的痛苦），当我不无炫耀地教十岁的女儿看稿费单上不起眼的数字，当我把别人的嘲笑和异样的目光置之脑后，我突然明白了——父亲之所以沉溺于醉演，是因为怀念从前打鼓的时光呢！从前他跟随师傅公公下乡卖艺，可不是边喝边唱？可不是喝得越高兴，唱得越带劲，才能赢得人们的喝彩？父亲乐在其中，有什么错？能以自己的爱好为职业，古往今来，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啊。
如果时光可以重来，我愿意叫父亲一直做“打鼓的”，做到老，然后就像师傅公公那样带徒弟，让更多喜欢祁剧的乡下人与之结缘……
发稿/田俊 tian17@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