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特拉维夫只有整整百年左右的建城史，却拥有最年轻的世界遗产。“白城”划分了时代，也决定了犹太人生活的未来。
在创建特拉维夫的第一次会议上，犹太人已经决定，在这里居住的只能是犹太人，土地不能卖给阿拉伯人。虽然这60多户犹太家庭坐拥的，不过是一片不毛的荒沙地，但这也不妨碍这些人宗教般狂热地建设新家园。慢慢地，全新的犹太人居住空间诞生了，它们不同于近期巴勒斯坦地区任何犹太人的建筑。
最早居住在雅法的犹太人租用了阿拉伯人的房屋，这种称为“奥什”的住宅原意是所有房屋的总和，而每个房屋都居住着一个基本家庭，有血缘关系的奥什进而构建复杂的街区。奥什的自家院子不可以看到邻家院子，甚至禁止种树，而且不能妨碍雨水流向邻居的蓄水池。
后建成的雅法犹太人街区，房屋则各自面向马路，房屋由瓦顶和石材所建，人们的公共空间主要是其中矮墙隔开的小庭院，里边建立了犹太会堂等建筑。犹太会堂通常依照耶路撒冷犹太圣殿的想象而建，必须朝向耶路撒冷。
再从雅法移出，来到巴依特街区的犹太人，则绘制了一个犹太新社会的图景。这里的房屋全由象征光芒的白色装饰，土地被分割成小块，小方块临路且朝向正北，一条林荫大道位于街区中间。公共建筑位于街区的核心位置，且必须由建筑师全权负责。这些公共建筑开始辐射全新的文化价值观，其中赫茨尔希伯来高中在形式上靠拢“希伯来爱国主义”的风格，在功能上，则开始向第一批的17个犹太孩童教授全新的希伯来语。建国后，这种过去两千五百年只用于《圣经》及相关宗教研究的语言，成为了以色列的官方语言应用于日常和工作。
特拉维夫城市的规划也紧随小丘之春的步伐。1921年，前来规划的跨学科学者帕特里克·盖迪斯，被勒令离开特拉维夫，但要想获得护照，他必须把自己的规划图交给当时锡安主义的领袖范·弗里兰。特拉维夫解雇这位大拿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不想得罪巴勒斯坦地区的英托管政府——同情犹太人境遇的盖迪斯把锡安主义理解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计划，他做出的规划远远超过了当时犹太人的土地量，甚至超过了英托管政府允诺给特拉维夫的边界。
盖迪斯曾在巴依特街区抽签分地时激动地礼拜那片荒芜的沙地。他和他的学生们在沙漠漫步，用树枝在沙地上画画，眼中似乎图影闪烁。他走的时候不光提供了图纸，还留下了详细的方案。盖迪斯的规划，甚至决定了数十年后特拉维夫居民的生活方式。
这位精通动植物、地质地理、社会学和城市规划等不同学科的学者，有机体、生物学、诊断和治疗的现代城市规划词汇被应用到渴望独立的特拉维夫之中。他没有把纽约视为样板（反感充满商业气息的摩天大厦，部分特拉维夫的沙地也不适合建造），而是致力于打造一个全新犹太人社会的新城。
盖迪斯注重土地的现状，他的规划基于特拉维夫现有农用地的自然网状结构。锡安主义将犹太人在田里工作视为自我救赎象征的理念，为盖迪斯提供了一个田园城市的可能。“到处都是蔬果的田园城市”，似乎不难实现。
盖迪斯将20到80户人家视为理想的居住单元，他为此做出“居住街坊”的设计，每个街坊的家庭邻里互相熟识，随时在街坊中书报亭、面包房、儿童花园、学校等日常公共空间相遇谈心。他摒弃几何式的生硬的规划方式，十分看重步行感受，他提出，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每天步行的距离有一定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降低舒适度、感到疲劳。他考虑居民的实际需求，在适合开车的地方设计主干道，他还会设计美丽的“玫瑰与葡萄小巷”、步行的“回家之路”以及慢节奏的通往广场的散步小径。
他的规划中还提到了景观、可快速到达的医院、费力爬楼的妇女、在植树节植树的孩子，描述了花园散发的土的味道，花坛里的各色花朵。
新犹太人的精神中心也发生了转变。虽然犹太人在沙巴期间（沙巴为犹太人的祷告仪式，通常周五傍晚前1小时至周六傍晚）步行至犹太会堂的范围则决定了邻里的大致边界，但犹太会堂不再是最重要的建筑物，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文化公共建筑。在重公共建筑建设的基础上，盖迪斯进而提出了文化卫城的概念，拟定将剧院、图书馆、高中、小学校、儿童游乐场、科技博物馆、美术馆、观景塔和林荫大道整合城市中心的卫城之中。虽然未完全实现，但代表以色列戏剧最高水平的哈比玛剧院等文化建筑逐步见证了全新犹太文化的勃发。以色列人均拥有博物馆数最多的佳绩，特拉维夫贡献颇丰。
而随着城市的扩张，特拉维夫公共建筑或民用建筑，渐渐形成了没有装饰的风格。这多拜包豪斯学院掀起的全球现代建筑运动所赐。
1919年成立于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包豪斯艺术学院，倡导工业化批量生产有关的简洁实用的造型设计，不做多余的设计。然而纳粹德国上台后，包豪斯学院被关闭，很多犹太裔包豪斯艺术学院教室学生悲愤的流亡到了巴勒斯坦……随后，包豪斯的风格，连同各种时髦先锋的建筑“主义”，进而改变了特拉维夫的模样。
简约的充满几何感的白色长方体、立方体的外形基础之上，你可以看到多个现代建筑大师的影子，从柯布西耶的吊脚楼（有利于通风）到门德尔松的雕塑般的几何组合形体。而摆放桌椅靠天露天的屋顶露台、看似从外墙往里“抠出”来的嵌入式阳台（减少暴晒）早已屡见不鲜。
于是，住房激增的特拉维夫雨后春笋般诞生了4千多幢2到4层的现代建筑小楼，这些白房子和盖迪斯的出行规划并不矛盾。整齐划一的小楼带有阳台的外墙、硬朗的转角、以及辅房上的绿藤，它们连同大海的微光，会随着观者出入公共场所的便利路径呈现不同的却又有迹可循的光影层次。特拉维夫老城4千幢现代建筑后来被称为白城，被联合国列为最年轻的世界文化遗产。
白城那一抹白色来自于《新故土》的倡导，它象征着巴勒斯坦重振生机。各种形状的白色，圆了犹太人的复国之梦，也为以色列这个全新的国家的腾飞发展提供了基础。美国硅谷之后的创业城市接班人就是特拉维夫，这里拥有密度最高的创业公司。
但特拉维夫自建成之起，尴尬的地缘政治问题就随之而来。
在创建特拉维夫的第一次会议上，犹太人已经决定，在这里居住的只能是犹太人，土地不能卖给阿拉伯人。虽然这60多户犹太家庭坐拥的，不过是一片不毛的荒沙地，但这也不妨碍这些人宗教般狂热地建设新家园。慢慢地，全新的犹太人居住空间诞生了，它们不同于近期巴勒斯坦地区任何犹太人的建筑。
最早居住在雅法的犹太人租用了阿拉伯人的房屋，这种称为“奥什”的住宅原意是所有房屋的总和，而每个房屋都居住着一个基本家庭，有血缘关系的奥什进而构建复杂的街区。奥什的自家院子不可以看到邻家院子，甚至禁止种树，而且不能妨碍雨水流向邻居的蓄水池。
后建成的雅法犹太人街区，房屋则各自面向马路，房屋由瓦顶和石材所建，人们的公共空间主要是其中矮墙隔开的小庭院，里边建立了犹太会堂等建筑。犹太会堂通常依照耶路撒冷犹太圣殿的想象而建，必须朝向耶路撒冷。
再从雅法移出，来到巴依特街区的犹太人，则绘制了一个犹太新社会的图景。这里的房屋全由象征光芒的白色装饰，土地被分割成小块，小方块临路且朝向正北，一条林荫大道位于街区中间。公共建筑位于街区的核心位置，且必须由建筑师全权负责。这些公共建筑开始辐射全新的文化价值观，其中赫茨尔希伯来高中在形式上靠拢“希伯来爱国主义”的风格，在功能上，则开始向第一批的17个犹太孩童教授全新的希伯来语。建国后，这种过去两千五百年只用于《圣经》及相关宗教研究的语言，成为了以色列的官方语言应用于日常和工作。
特拉维夫城市的规划也紧随小丘之春的步伐。1921年，前来规划的跨学科学者帕特里克·盖迪斯，被勒令离开特拉维夫，但要想获得护照，他必须把自己的规划图交给当时锡安主义的领袖范·弗里兰。特拉维夫解雇这位大拿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不想得罪巴勒斯坦地区的英托管政府——同情犹太人境遇的盖迪斯把锡安主义理解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计划，他做出的规划远远超过了当时犹太人的土地量，甚至超过了英托管政府允诺给特拉维夫的边界。
盖迪斯曾在巴依特街区抽签分地时激动地礼拜那片荒芜的沙地。他和他的学生们在沙漠漫步，用树枝在沙地上画画，眼中似乎图影闪烁。他走的时候不光提供了图纸，还留下了详细的方案。盖迪斯的规划，甚至决定了数十年后特拉维夫居民的生活方式。
这位精通动植物、地质地理、社会学和城市规划等不同学科的学者，有机体、生物学、诊断和治疗的现代城市规划词汇被应用到渴望独立的特拉维夫之中。他没有把纽约视为样板（反感充满商业气息的摩天大厦，部分特拉维夫的沙地也不适合建造），而是致力于打造一个全新犹太人社会的新城。
盖迪斯注重土地的现状，他的规划基于特拉维夫现有农用地的自然网状结构。锡安主义将犹太人在田里工作视为自我救赎象征的理念，为盖迪斯提供了一个田园城市的可能。“到处都是蔬果的田园城市”，似乎不难实现。
盖迪斯将20到80户人家视为理想的居住单元，他为此做出“居住街坊”的设计，每个街坊的家庭邻里互相熟识，随时在街坊中书报亭、面包房、儿童花园、学校等日常公共空间相遇谈心。他摒弃几何式的生硬的规划方式，十分看重步行感受，他提出，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每天步行的距离有一定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降低舒适度、感到疲劳。他考虑居民的实际需求，在适合开车的地方设计主干道，他还会设计美丽的“玫瑰与葡萄小巷”、步行的“回家之路”以及慢节奏的通往广场的散步小径。
他的规划中还提到了景观、可快速到达的医院、费力爬楼的妇女、在植树节植树的孩子，描述了花园散发的土的味道，花坛里的各色花朵。
新犹太人的精神中心也发生了转变。虽然犹太人在沙巴期间（沙巴为犹太人的祷告仪式，通常周五傍晚前1小时至周六傍晚）步行至犹太会堂的范围则决定了邻里的大致边界，但犹太会堂不再是最重要的建筑物，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文化公共建筑。在重公共建筑建设的基础上，盖迪斯进而提出了文化卫城的概念，拟定将剧院、图书馆、高中、小学校、儿童游乐场、科技博物馆、美术馆、观景塔和林荫大道整合城市中心的卫城之中。虽然未完全实现，但代表以色列戏剧最高水平的哈比玛剧院等文化建筑逐步见证了全新犹太文化的勃发。以色列人均拥有博物馆数最多的佳绩，特拉维夫贡献颇丰。
而随着城市的扩张，特拉维夫公共建筑或民用建筑，渐渐形成了没有装饰的风格。这多拜包豪斯学院掀起的全球现代建筑运动所赐。
1919年成立于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包豪斯艺术学院，倡导工业化批量生产有关的简洁实用的造型设计，不做多余的设计。然而纳粹德国上台后，包豪斯学院被关闭，很多犹太裔包豪斯艺术学院教室学生悲愤的流亡到了巴勒斯坦……随后，包豪斯的风格，连同各种时髦先锋的建筑“主义”，进而改变了特拉维夫的模样。
简约的充满几何感的白色长方体、立方体的外形基础之上，你可以看到多个现代建筑大师的影子，从柯布西耶的吊脚楼（有利于通风）到门德尔松的雕塑般的几何组合形体。而摆放桌椅靠天露天的屋顶露台、看似从外墙往里“抠出”来的嵌入式阳台（减少暴晒）早已屡见不鲜。
于是，住房激增的特拉维夫雨后春笋般诞生了4千多幢2到4层的现代建筑小楼，这些白房子和盖迪斯的出行规划并不矛盾。整齐划一的小楼带有阳台的外墙、硬朗的转角、以及辅房上的绿藤，它们连同大海的微光，会随着观者出入公共场所的便利路径呈现不同的却又有迹可循的光影层次。特拉维夫老城4千幢现代建筑后来被称为白城，被联合国列为最年轻的世界文化遗产。
白城那一抹白色来自于《新故土》的倡导，它象征着巴勒斯坦重振生机。各种形状的白色，圆了犹太人的复国之梦，也为以色列这个全新的国家的腾飞发展提供了基础。美国硅谷之后的创业城市接班人就是特拉维夫，这里拥有密度最高的创业公司。
但特拉维夫自建成之起，尴尬的地缘政治问题就随之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