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中国哲学研究经历了民国时期、1949年至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以来三大阶段。民国时期的中国哲学研究属于“哲学”的自觉性阶段，且主要通过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来完成。1949年至1980年代末属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化阶段，它包括前后两段，前一段属于日丹诺夫模式，后一段属于列宁模式。列宁主义的开放性及政治上的改革开放环境成就了1980年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多元性。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1980年代末以前的中国哲学研究大体上属于“本型—摹仿”类型，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而对所谓一般“哲学”理念的摹仿。这种“本型—摹仿”类型的中国哲学书写和研究方式带有生搬硬套和强势构造的特征，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1990年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发生了巨变，通过对特殊性的寻求和肯定，中国哲学建立了其自身的主体性。随着“文化热”“国学热”“经学热”和“出土文献热”的持续，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不断得到强化。其主体性建构主要表现在：提出了由特殊性进至主体性的方法论；在心性论、价值论和思维方式上作了自我肯定，建立了一套能够自洽、自立和自生的话语体系；本着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概念、命题及其经典来展开研究；经学哲学兴起，先秦哲学面貌大变，宋明哲学研究不断细化和深化；设立了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门槛。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建立，不但使中国哲学成为真正的加字哲学，而且使西方哲学也成为真正的加字哲学。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应当超越对特殊性的过分依赖和强调，突破其封闭性；应当面向哲学的普遍性展开积极对话，进一步完善其自身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