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经济增长发展的领域中，只要谈到“起飞”的概念，就会想到罗斯托。他是一个充满争议，同时影响又非常大的经济学家。他认为，从一个传统经济走向一个现代经济，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个加速度。就像飞机要起飞，需要一个瞬间的加速一样。而起飞阶段是经济增长当中非常关键的因素。他根据过去的历史，特别是西方的经验，概括了3点“起飞”的条件。
　　第一点，投资要占整个国民所得的5%到10%。按照当时的资本产出率，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投资率，经济增长就不会超过3%。如果不能超过3%，也就抵消不了人口增长，那就不能叫作现代经济增长。因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定义就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显著地提高。
　　第二点，要形成主导的增长部门。经济增长既然是个过程，就会在一些领域、生产部门率先发力，然后传导到其他部门去。这种担当引擎往前冲的部门要有明显的增长效果，比如英国早年的纺织业、美国的铁路建设、德国的化学工业等。
　　第三点，要形成一个生气勃勃的企业家群体。有这些企业家去进行冒险与创新，才能够把技术逐步带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
　　在他看来，只要符合这三条，经济就能实现“起飞”，这个阶段一般要持续二三十年，然后趋向成熟，趋向大众高消费，趋向高品质的生活。
　　在罗斯托看来，中国的经济“起飞”始于1952年。如果按照1952年“起飞”计算，二三十年之后，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起飞就应该完成。但所有研究過中国经济的人都知道，那时候中国还不能说已经实现了“起飞”。虽然投资率高于5%到10%，也形成了强有力的工业主导部门，但中国的整个结构的特点还带有传统经济的特征，80%的人口在农村。分享的国民所得也就20%～30%，农民非常贫困，也就缺少购买力去消化工业品，工业的增长也没有一个非常合适的内需基础。所以1978年大概能看出中国尚未“起飞”。
　　直到2008年，中国应该才算是“起飞”了。但飞起来以后的挑战可能比起飞前还要严峻，面临的问题比起飞以前还要复杂。在我看来，大概有3个方面。
　　第一，来自于开放经济下，穷国跟富国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古典经济时期的大卫休谟就研究过，原来落后的国家与先进的国家一旦来往会带来很大的挑战。一边是很低的劳动成本，一边是较高的劳动收入，一旦打通贸易，经济学的基本定理就会发生作用。当年休谟已经发现制造业会从工资贵、地价贵的地方跑到工资低、地价低的地方，那这种流动会带来什么影响呢？如果后进国家和先进国家都处在动态当中的技术进步，一方的变动率持续快于另一方，一方就会永久损害另一方。
　　所以，这个逻辑推不出一个乐观且可以一直无条件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这些问题对“起飞”后的中国经济影响会非常大，我们虽然经济总量可观，但在某些关键的技术、关键的领域还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如果国家之间关系持续紧张，先进技术、先进知识的可得性降低，经济要持续飞是很困难的。
　　第二，中国这架“飞机”与以往所有经济学家研究过的增长起飞不同，它的体量极其巨大，而且内部极不平衡。收入差别的背后是技术的差别、产业的差别，是观念的差别、科学知识的差别。这个挑战会影响已经起飞的经济体在空中做所有动作的一个基调。
　　第三，要维持平衡，需要有很大的动力。奔跑中的经济，只需把速度降缓就可以平稳；起飞后的经济，把速度降下来，会有很大的挑战，甚至会有坠落的危险。中国经济需要有持续的、强有力的动力，才能维持总量、金融、产业、地区之间的平衡，否则那些落后的尖端部分就没有力量和资源继续往上攻，这是一个难度极大的挑战。
　　在这些压力和冲力之下，我们并不能保证像罗斯托理论描述的一样，完成起飞以后就一定会走向成熟，走向高品质生活，中间可能还会有波折。所以我们应该研究这些挑战，争取我们的研究结果能帮助中国这架“巨型飞机”更好地飞行。
　　（本文根据周其仁教授在12月5日第二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的演讲整理，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