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家云南票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左右着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场，晚清名臣李鸿章称其“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在中国票号的历史上，山西票号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曾经有一家云南票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左右着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场。晚清名臣李鸿章称其“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这家名为“同庆丰”的票号，是由清朝唯一的“一品”商人王炽创办，曾与著名的日昇昌票号并驰名于国内，甚至在越南、朝鲜等国开设过分号。
　　同庆丰从设立开始就与清政府关系密切，曾为中法战争中的清军多次筹借军饷，也曾垄断了云南省公款的存、汇业务。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清政府崩溃之际，同庆丰备受牵连，遭到了巨大亏损，不得不逐个盘点收庄。
　　一代“钱王”王炽设立的同庆丰票号，从1865年创办至1911年倒闭，维持了还不足50年。
　　云南金融业鼻祖
　　王炽，字兴斋，1836年出生于云南弥勒县虹溪镇东门村。因年幼丧父，兄长早亡，家境贫寒，王炽被迫辍学，依靠母亲纺织为生。
　　王炽少年时，为谋生计，母亲卖掉了一对玉镯，将所得的10两银子给他做本钱习商。从此，王炽扛着一根扁担走上了经商之路。他出走虹溪，在重庆设立“天顺祥”商号，通过马帮贩运土布杂货，往来于滇川间，获利甚丰，有“南帮之雄”称誉。
　　1865年，王炽投资了刚兴起的票号业务，设立了“同庆丰”票号。该票号仿照山西票号规矩，经营商业，兼办汇兑、存放等业务。因汇兑获利较大，王炽便将业务重点逐渐转移过去。
　　同庆丰后来发展迅猛，遍及当时全国22个行省中的15个，甚至还远赴越南、朝鲜开设了分号，与山西票号并驰名于国内，奠定了其作为云南金融业开山鼻祖的地位。
　　经过发展，同庆丰的资本有了增长。总号资本发展到约十万两白银，北京分号有资本三万两白银，其余地方分号各有资本一万两白银。
　　由于同庆丰票号实力雄厚，经营的汇兑、存放业务有一定信用，善于结纳官府。在法国入侵云南（1883年）之前，同庆丰包揽了四川省盐务饷银业务和江苏省每年协滇饷银十万两的汇兑业务，因此有了巨额资金周转，实力大为加强，成为云南地方的最大票号。
　　出借军饷
　　清光绪九年（1883年），法国侵占越南，直逼滇桂边境，云贵总督岑毓英奉命率兵援越抗法。
　　其实早在战争前，清政府的财政收支已经难得平衡。云南军费开支基本上依靠外地拨款。中法战争中，云南军费支出猛增，清政府急忙下令由四川、湖南、湖北、浙江、江苏、江西、广东、河南省从1884年底开始，每月增加协饷银二十万两支援云南。
　　但实际上因各省拖延不发，只有四川一省能按月解缴云南银三万两，因此云南军饷告急。
　　岑毓英便向云南各票号转借求援，但这些票号、商号大都不愿冒此危险，以各种借口推辞。当时王炽以大局为重，在有人劝告他垫款给官家有很大危险时，王炽回答说：“粮饷不继、兵勇哗溃、大局将不可收拾，区区私财尚何有耶？”他答应“月借饷银六万两”。
　　在军饷有着落的情况下，岑毓英率大军一万余人出关抗法，获得大胜。
　　1884年8月，法国远东舰队在马尾军港向福建海军发动进攻，清政府被迫应战，严令云贵总督岑毓英出关配合，围攻宣光法军。

　　在清政府“各省协滇饷银不能按期汇解”的情况下，岑毓英只好再次“传谕商号同庆丰借垫”，每月九万两白银。
　　这半年来正值清军围困宣光，久攻不下，战斗出现相持局面，清军将士半饥半饱，在粮饷弹药均感缺乏之际坚持战斗，由于有同庆丰等票号的大力支援，才避免哗溃之忧，维持了进攻的势头。
　　1885年2月，正值清军在宣光与法国侵略军苦战之时，滇军的后续部队霆军1.3万余人，共21个营，从四川开进昆明，当时霆军所携六万多两银子已经用尽，无力继续开进。云南巡抚张凯眷再次求助于同庆丰票号，借银十万两给霆军，霆军才得以迅速开向前线，进逼中越边境。
　　在中法战争结束后，各军后撤，霆军要遣散回四川，但因政府欠霆军军饷四十万两。后来岑毓英与同庆丰等票号多方筹借才将霆军剩下饷银发清，全部遣散回四川。
　　由于同庆丰票号在经济上多次大力支援了中法战争，岑毓英特给同庆丰送了一块“义重指囷”的匾额。
　　攫利
　　在中法战争中，同庆丰票号能以国家安危为重，先后四次垫支巨款，总金额高达六十余万两白银，支援了缺粮乏饷又连续苦战的清军。
　　据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几个奏折可以算出，同庆丰垫支的款项占滇军实际军费的15%左右。而且这笔垫支款大多用于宣光、临洮之战紧急之时。
　　中法战争期间，同庆丰除了向清军借垫大笔款项外，还特设制了一种临时性的银票，以利在昆明，蒙自两地分号兑取现银，票面金额为十两、五两、三两或几钱不等，同时“派出随军办事处，便于兑收银票”。这种银票因携带方便，又守信用，随到随兑，深受清军将士们的欢迎。
　　中法战后，同庆丰支援了滇军，同时自己也因垫支巨款而获利，从而资金更加充裕，业务发达，在云南的势力首屈一指，其分号也遍及北京、上海、汉口、广州、九江、西安、济南、重庆、宜宾、成都、开封、长沙、南宁、贵阳、福州、太原等地，仅四川一省就设分号四处，另外在朝鲜、越南的海防也有代理处，逐渐成为全国知名的大票号。
　　清廷据王炽的义举，先后颁“急公好义”和“义重指囷”匾额以旌表，并赐四品道员职衔，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诰封“三代一品”封典，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首屈一指的红顶商人，超出了胡雪岩的“二品”商人封号。
　　王炽虽然很懂商业，但是他太在乎和清王朝的关系。中法战争后，他瞄准了清王朝各级官员来放贷，其中有公款也有私款。
　　所以，在辛亥革命之后，清朝覆灭，同庆丰也难逃一劫。同庆丰此前贷给清王朝各级官员的公私款，无处讨要。比如岑毓英欠渝号1.96万余两，浙江巡抚刘景韩欠款1.83万两，江苏中丞聂促舫欠款1.45万余两，江苏巡抚余晋珊欠款5400两，四川盐道黄爱棠欠款4700余两……皆成为呆账死账。
　　与此同时，失去了清政府的依仗，末世乱象在同庆丰票庄依次上演。渝、蓉、汉等分号沆瀣一气，假借汇兑，套取总号现款，其他各省分号亦走上分裂道路，多数人不顾大局，营私舞弊，同庆丰票号业务一落千丈，不得不逐个盘点收庄。
　　从1865年创立至1911年倒闭，叱咤一时的同庆丰票号维持了不足50年。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