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历史题材是当代文学写作的重要资源，当代文学史中涌现过多次革命历史叙事的高潮，并形成了清晰连贯的革命历史叙事脉络，但不同时期的不同作者对革命的本质叙述与价值诠释却不尽相同。“十七年”时期，出现了一批服务于革命历史经典化的红色经典作品。《红日》《红旗谱》《保卫延安》等作品真实而直接地展现革命斗争历史，注重宏大的场面、英雄的塑造、风格的崇高等，同时它们的叙事内含着阶级斗争的观念，充满了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叙事正如黄子平所言，“它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1]。新时期以来，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西方多元性的文艺思潮爆发性涌入，深刻冲击着写作者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部分写作者开始以现代性视角重新审视过往的革命历史。革命历史叙事逐渐突破“十七年”时期的单一叙述范式，呈现出复杂丰富的叙事形态。八九十年代的新历史小说、先锋文学等重新解构革命历史的崇高与权威，展现了强烈的个人色彩与风格。贺绍俊、程光炜、杨剑龙等学者在思考新时期革命历史叙事时，将其放在后革命时代的语境中，认为“后革命时期延续了革命时期建立的基本政体和国体，但是却放弃了革命时期的高度政治动员、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以及禁欲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语境中出现的‘革命文化’当然不可能是原来革命文化的简单复兴，而是对革命文化的改写和挪用，因此准确地说是‘后革命文化’—后革命文化不是原创性的文化，而是原先的革命文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的新形态”[2]。在后革命时代的背景下，当下的革命历史叙事褪去了文本的政治要求与写作者的时代情绪，与“十七年”时期和八九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叙事相呼应，体现了革命历史叙事发展变迁的历史逻辑。面对当下的革命历史书写，众多作家都在思索如何处理革命历史题材在大众与知识分子、市场要求与“红色”传统间的位置与侧重点，怎么把握革命历史叙事传承与新变的尺度等问题。江西作家张学龙新作《火种》正体现了作者对上述问题的思考与回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张学龙始终坚持立足萍乡、回望历史、反映现实的创作立场，已经出版多部历史题材、人物传记等方面的作品。新作《火种》的故事在赣西展开，以秋收起义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围剿”共产党为背景，描绘了潜伏的共产党员反抗国民政府压迫、积极为工农红军服务的故事。主人公程山坚是潜伏在赣西煤矿局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压政策的恐怖氛围下，他联合宁镇兴、苏晓源等革命同人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完成革命任务。程山坚在手臂重伤的情况下，独自劫持急救药品送往山区，贿赂警备团团长巫云烈并利用国民党员卢中杰夫人叶梦莹的贪心，以贩卖布匹的名义向山区运送枪支。为保住潜伏人员苏晓源的孩子，程山坚谎称孩子是自己的，因此牺牲了与沈修齐的爱情。沈修齐是无党派人士，她对程山坚的爱以及对共产党的逐渐信任，使她最终站在了正义的一侧。另一方腐朽势力国民党不曾放弃对共产党的压迫，但以卢中杰、巫云烈为代表的国民党员却心怀鬼胎、各谋私利，注定了国民政府最终失败的结局。在《火种》中，张学龙试图突破传统革命历史叙事的叙事策略和审美风格。
　　张学龙以一个江西作家的责任意识对赣西革命历史进行重构，丰富了赣西革命历史的文学性创作与表达。江西是近代红色革命的摇篮，众多江西作家纷纷将目光投向过往的革命历史风云，以江西革命斗争为题材的革命历史小说不胜枚举，既有展现革命年代红军浴血奋战者，亦不乏描写革命斗争中小人物平凡者。张学龙在审视这段风云诡谲、波澜壮阔的历史时，却另辟蹊径。《火种》不同于此前正面叙述激荡的革命风云、展现磅礴气势的英雄史诗，亦不是直接观照峥嵘岁月中小人物生命体验的小说。作者将目光转向历史深处，描写潜伏在各个领域的共产党员为保存根据地的红军力量而与国民党巧妙斗争。纵观张学龙的创作，历史题材在其作品中占据很大比重，比如描写安源大罢工的《安源往事》、描写洋务派人士创办萍乡煤矿实业救国的《大清洋矿》等，可见其对赣西地区的历史题材早已驾轻就熟。在当今市场浮躁、世俗泛滥的环境下，作者仍坚持以清醒的文化自觉意识、真挚而浓厚的地方情感，讲述赣西地区的革命传奇，实在难能可贵。《火种》真实地再现了以赣西煤矿为中心的现代革命斗争风云，精心设置了以程山坚为代表的共产党、以卢中杰为代表的国民党以及民族资本家沈翰林三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小说从工农红军秋收暴动失利撤回赣西埋伏写起。一方面，煤矿局的供销处处长、共产党员程山坚被怀疑叛变，但他始终心系工农红军，凭借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果敢智慧，将枪支、药品等重要物资运送山中;同时，又前往前线将失散的起义军召集到煤矿当工人，极大地保留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国民党展开“围剿”共产党的行动，对潜伏在各个领域的共产党员暗中调查。小说为读者展现了秋收起义失败后，共产党在战略转移过程中的艰难险阻，尤其是潜伏在煤矿局、新闻媒体等行业人员与国民党的智斗力搏。同时，叙述中也穿插了工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赣西煤矿大罢工等历史事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已经出版了描写革命先辈召开张家湾会议、策动秋收起义的小说《焚黑》，这一次又将关注点转移到秋收起义失败后革命力量的转移。两部作品集中呈现了赣西近代历史发展变迁中的重要事件，真实展现了现代赣西的革命历史烽火，揭示了赣西革命斗争的艰巨性与复杂性。这是作者对自我创作的丰富与延续。
　　张学龙在展开国共两党斗争的描写时，坚持以人物形象塑造为中心，注重人物的鲜明个性和内在心理的复杂性，避免了早期革命历史小说中人物形象相对脸谱化、神化等缺陷。著名剧作家王朝柱认为，“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能否获得成功，一是取决于作家对这一题材的驾驭能力，再是看作家能否把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3]。在《火種》中，作者塑造了众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比如机智勇猛的程山坚、凶狠狡诈的巫云烈等，都令人印象深刻。除却主人公，还有两个人物值得特别关注，即沈靖国和苏晓源。沈靖国的性格矛盾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自身的政治理想与现实社会脱轨，二是对待共产党员的狠毒与对待爱人的温情。沈靖国是一名忠诚于国民政府的国民党员，他不似卢中杰老奸巨猾，亦不像巫云烈歹毒奸诈，而是坚守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为之努力奋斗。殊不知，国民政府早已腐败不堪，内部分崩离析，沈靖国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距离理想却越来越远，终成为政治与时代的牺牲品，令人惋惜。在审讯宁镇兴等共产党员时，沈靖国可以不择手段、阴狠毒辣;但面对自己的爱人，他终于不再是政治机器，流露出美好的人性温暖。当卢中杰逼他枪击苏晓源时，他在痛苦与纠结中始终无法下手。文学是一种表达真善美的艺术形式，理应帮助人们探寻美好的人性。“人类存在的意义，便在于对人性的寻找。”[4]在沈靖国的身上，作者让我们看到了政治对立之外的基本人性，这是十分可贵的。苏晓源同样是一名忠于自己政治理想的革命青年，她坚信共产主义，反对国民政府的腐败统治。在她身上没有以往革命历史小说中正面人物的概念化和简单化。读者可以感受到她执行革命任务时的情绪化，如不考虑后果便指派程山坚刺杀巫云烈、擅自刺杀吴赤伟等行为都过于冒失。其实，正是这种情绪化丰富了人物的性格，使其有血有肉，令读者领略到人物的魅力。作者在以往的作品中，擅于搭构宏大的历史框架。比如展现社会风云变迁的《大清洋矿》，笔调浓墨重彩，描写晚清时期风雨飘摇中的萍乡煤矿，气势雄壮，内容丰富。但在《火种》中，作者更注重表现生命个体的悲欢离合，感受潜伏者的血肉情感。在描写沈修齐与程山坚的爱情时，并不是“革命+恋爱”的旧调重弹，而是复杂中带有温情。沈修齐对程山坚的示好故意暧昧不清、欲擒故纵，十分真实地表现了女性在面对爱情时的调皮可爱。当沈修齐误以为自己遭到背叛，想返回扬州却终舍不得离开，仍念念不忘两人之间的感情并努力解救被困于铁牢中的程山坚。“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沈修齐对待爱情的忠贞不渝，即使分手后仍心心念念的状态，十分真实。两人的思想行为与精神状态表现了革命历史形态与爱情伦理之间的复杂联系，形成一种独特的张力，展现了革命历史大背景下生命个体的真实状态。可见作者在处理革命历史题材时十分谨慎，一方面诉说着历史真实，另一方面力求文学真实。在人物关系网的建构上，作者也力求错综复杂互为纠葛，将国民党、晚清遗老、共产党三种势力集中在一个家庭内部，空间的有限性、关系的复杂性促使各方的矛盾冲突升级。比如沈翰林与沈靖国既是血浓于水的父子关系，又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矿场主与代表国民政府的官员的对立关系。因此，沈翰林对待儿子沈靖国的情感是十分复杂的，既有渴望他一展宏图、报国壮志的期待，又有对他恨铁不成钢的埋怨和无奈。在沈靖国逮捕既是采购专员又是共产党员的宁镇兴时，便产生了三种对立因素，即父与子的对立、煤矿利益与国民政府的对立以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对立。再如当沈靖国得知苏晓源怀有程山坚的孩子时，他对程山坚的恨意更加深刻，既有与自我政治立场相对立的厌恶，又有对程山坚辜负自己妹妹的鄙视。在多种矛盾不断升级对抗的过程中，小说的叙事空间得以扩张，情节性得以增强，人物形象也更为立体。
　　张学龙在结构作品时，对叙事视角十分关注，期望打破常规的叙事局限，有意以“我”的视角展开叙述。但“我”并非事件的参与者，而是故事的讲述者。当“程山坚”成为“父亲”、“沈修齐”成为“母亲”、“苏晓源”成为“苏姑姑”时，读者俨然成了“我”的听众，故事的真实性不仅得到提升，读者与书中人物的情感共鸣亦更加深刻。“我父亲”“我母亲”的叙事视角一方面拉近了叙事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使读者更容易进入作品，获得更深的亲切感与真实感。另一方面，叙事者“我”与叙事对象是父（程山坚）与子、母（沈修齐）与子等亲属关系，拉近了叙事者与叙事对象之间的距离，突破了第一人称叙事的有限视角，获得了全知视角的合法性。
　　作为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火种》继承了革命历史小说的叙事传统又求新求变。作品不仅关注历史的侧面，努力扩展革命历史的叙事范畴，而且注重人物形象的复杂性以及个体生命价值的展现，同时在叙述视角上也有所创新，描绘了革命历史的沧桑岁月，谱写了一曲讴歌革命先辈的壮烈颂歌。
　　参考文献：
　　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2期。
　　陶东风：《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化》，《当代文坛》2006年第3期。
　　转引自李洪华：《古典韵致与现代焦虑的变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94页。
　　孙郁：《百年苦梦—20世纪中国文人心态扫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8页。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