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落寞，触动了她心底的弦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有志青年纷纷寻求抗日救国的路。上海沦陷后，师范毕业后从教的姚维钧辞别母亲和家乡，一路辗转香港、广州，最后到达贵阳，考入为避战乱、从上海迁来此地的大夏大学。
　　“秉国之钧，四方是维”，从读书开始，她就为自己改名“维钧”，意在为国尽力，立志做一番事业。在大学里，她和进步同学一起，投入如火如荼的抗战宣传，鼓动民众奋起抗日。虽然年届三十，但并没有把个人问题放在心上，对另一半有自己的主见，她清晰地知道，他该是什么模样。如果有缘，定然奋不顾身；如果无缘，也绝不强求。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1941年12月，大夏大学的演讲台上，一位圆脸大眼、性情敦厚的先生正在作抗日形势演讲，熟悉的上海浦东乡音，浑身洋溢的爱国主义激情，将台下的姚维钧的渴望唤醒，听着大时代的轰鸣在个体身上的回响，她心底的爱国圣火更加熊熊燃烧起来。
　　他是黄炎培，受邀来大夏大学作宣传。对他，她仰慕已久。作为同乡，少女时代便听过他的传说：十几岁失母丧父，靠勤工俭学完成学业；青年时轰轰烈烈办教育，创办的浦东中学人才辈出，开创了职业教育的先河；他的婚姻也令人欣羡，妻子王纠思贤淑聪慧，夫唱妇随，对他的潜心教育救国给予了完全的理解和支持。
　　他一直是她的偶像，也是她心底的秘密，在给好友的信中，她曾透露爱慕：“自有知以来，就对他发生敬仰，不知不觉地种下了情芽，而又纯洁地爱上了他，只是为了种种约制，我把这种纯洁的爱，深深地敛在心坎，一点不给它有表达的机会。”
　　使君有妇，爱再热烈，也只能埋在心底，她只跟随他的脚步，走上教育的路。可是此刻，她悲痛着他的悲痛，一年前，为抗日奔走内地的他得到留沪爱妻病逝的消息，“谁说天长地久来，吾生万念一时灰”，含泪写下的悼妻诗让闻者无不动容。他是感性的诗人，何况这次是失去执手40年的发妻！
　　没有爱情的人生，是没有黎明的长夜，那段时间，他在日记里屡屡写下“哭”“大哭”这样的字眼。人群之外，她看出了他的忧伤和落寞，心底的弦被触动。
　　几天后，回到重庆的黄炎培收到一封信，字体端正圆润，信中说，愿拜他为师，并介绍了自己的学习情况。对这个叫“姚维钧”的女大学生，他没有任何印象，只客气地回信说“师事不敢当”“炎固乐与青年为友者”。
　　通信就此展开，她称他“任之（黄炎培的字）吾师”，他则叫她“维钧学友”。同样离别家乡为救国奔忙，同样的忧国忧民情怀让他们靠得更近，红颜相伴，尺素锦笺鸿雁递，黄炎培逐渐走出悲痛，相互间的关切与欣赏，让他们的关系自然而然地升级为密切的异性朋友。

佳人易得，同志难求

　　作为盛名在外的民主人士，夫人去世后，登门说媒者众，对此，黄炎培一一婉拒。他绝非腐儒，不会受世俗常情羁绊，只是经历过坎坷命运，洞察过无数人心，他需要的是事业上理解他热爱教育、对官场无野心，在情感生活上又能与他火辣辣的诗心相契合的女子，所以，当姚维钧寄来一首《沁园春》时，一读之下，他竟情不能自已。
　　“孤鹤高飞，越海冲天，别尽旧人。且拓开新境，聊酬壮志，快翻怒翼，早拂轻尘。林露何依，巢云何托，谁识长鸣自有真……无言久，有一腔热血，相映红轮。”她的才情和词中流露出的憧憬让他非常感动。回信中，他以一篇洋洋洒洒的《论家庭再造》，表明了自己的认真态度，并附一小笺，表达了鲜明的爱意：“我和你只有两颗鲜红的心，两颗并成一颗，怎么样可以发生效力，把世界和我们的国家弄好一点，而且要选好一条轨道，使后人跟上来，这樣才算不辜负父母生我。”男女之情与家国之情激情合奏，青春之火再次迸发。
　　诗人的感情尤其真挚敏锐，在与姚维钧的通信中，黄炎培绝无虚饰，始终至情至性。尽管他从未见过她，尽管他们之间隔着30年的时间长河，但这份感情让他珍惜。在信中，他多次坦诚地对她说，因为想念，“我又哭了”，她不得不哄他少哭：“哭果然能使胸中畅快，但损害眼睛，观吾师照相上之眼，知为多哭所致。”
　　他之哭，是感恩于上天恩赐的遇见，是感动于花甲之年遇到的两情相悦、志同道合。爱，有着无法言喻的美。月圆之夜，他们相约同一时刻异地赏月各写所怀，一个在贵阳，一个在重庆，对着头顶的月亮许下白头之约。在来往的第100封信里，黄炎培附上对月所作的《灵珰》：“佳日兮辰良，孤月兮双江。山房兮云树，张之园兮夜未央。思佳人兮来迟，诉家国兮迥肠。乞灵娥其谛听兮，愿在耳而为珰。”别样风流跃然纸上，在古典与诗意中，幸福永生。
　　情到深处的他炽热奔放，她也享受这恋爱的甜蜜，但她又是智慧和理性的，坚决要等见面后让他了解到她的缺点，才肯接受他的爱情；毕业前，当他寄来一笔钱时，她婉言谢绝，因为“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贪”，她请他“成全我良心上之主张”，坚持原封不动，随后奉还。
　　阅人无数的黄炎培折服于姚维钧的品格，8个月，百余封书信，多首诗词唱和，他已认定，他们精神相知，灵魂共鸣。
　　1942年8月，姚维钧大学毕业后来到重庆，佳人虽姗姗来迟，见面却是惊喜，她一头短发，服装简朴，甚合他意，巧合的是，她的身形竟酷似发妻。对于爱，时间既是分钟，也是世纪，他再也不想等待，6天后，婚礼即举行，在告亲友书中，有8个字赫然在目：“佳人易得，同志难求。”

24载灵珰酬唱

　　她32岁，他63岁，她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而他是声名显赫的著名民主人士。然而，他们不是一颗心撞击另一颗心，而是两颗心在碰撞、在交流。
　　婚后，姚维钧一边在巴蜀中学执教，一边承担起抚育未成年继子女的任务，黄炎培忙于公务常常晚归，她便在居住的张家花园山坡上眺望等候，并作诗云：“观音岩上久徘徊，贩者纷纷饱橐回。过尽千车人不见，一镫远送屐声来。”黄炎培则答复：“观音岩上市声稀，夜夜夫人迎我归。过尽千车人不见，一天风露湿君衣。”伉俪情深，明月可鉴。
　　抗战胜利后，黄炎培主动奔走于国共和谈，姚维钧全力支持他推进民主救国大业，他从延安访问回来后，他们闭门谢客，他口述，她执笔，合作完成《延安归来》。他与毛泽东那著名的“窑洞对”（也称“黄炎培周期率难题”），就出自她的笔下。然而和谈失败了，因不满国民党内战，黄炎培被列入暗杀名单，家庭陷入危险。
　　他迎来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她跟随他奔波逃难，腹中的孩子不幸早产，他们一度靠卖字为生。共同的救国情怀把他们紧紧系在一起，1948年，她40岁生日时，他感激地写下：“迎君长夏海棠溪，入握情丝未足迷。出处商量关大计，将才许国两心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72岁的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姚维钧放弃自己喜爱的教师工作，做了他的秘书。公务之余，他们在书桌旁书文写字，在葡萄架下吟诗赋词；她生病住院，他写下相思的诗篇；他出版诗集，她亲自作序；他把自己最满意的书法作品送给她，并特意题写“赠我爱维”。一幅幅情画，绽放出一地情花。
　　走过艰辛与动荡，她为他生育了4个子女，陪他走向事业的顶峰。为了纪念这段不平凡的岁月，他特意订制了紫红色纸夹，他们分别重新抄录了婚前婚后的书信、诗词，并收集成册，取名《灵珰百札》。
　　不久，“反右”开始，黄炎培和子女等家人都被打成“右派”。作为他的亲密助手，姚维钧的处境可想而知，短短时日内，头发全白。支撑她的，是对他的认同、理解和钦佩，他是她自少女时代就无限倾慕的人，既爱他，得失与荣辱无关紧要。
　　1965年，黄炎培病逝。“文革”后，姚维钧“代夫受过”，于1968年去世，以她的不屈与生命，为二人的感情之旅画上了重重的一笔惊叹号。世事沧桑，终归要化作云淡风轻，唯有《灵珰百札》像一道激流，融化冰，解冻河，让蝴蝶翩翩起舞，那是他们合奏的爱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