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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是，李一氓堪称文革后中国对外关系拨乱反正的先行者。
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转变，从“一条线”到“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调整，这两个划时代转折的后面，都有他的身影
1990年10月27曰上午，在北京医院病房，时任中顾委常委李一氓对前来看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交待了遗嘱：“我的后事从简。只称一个老共产党人，不要任何其他称谓。不开告别会和追悼会。火化后我的骨灰撒在淮阴平原的土地上。”
12月4日，李一氓去世。12月11日，乔石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文章《一位令人崇敬的老共产党人》，称其为“我极尊敬的老领导”，“一位相知颇深的良师挚友”。
乔石所说的“老领导”，指的是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工作期间。1975年到1981年，李一氓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1981年底后任顾问），全面主持工作，乔石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邓小平曾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有两个转变，一是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正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第二个转变是改变了搞“一条线”战略，转变到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
但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两个划时代转折后面，都有李一氓的重要贡献。因此有人说，他是文革后中国对外关系拨乱反正的先行者。
周恩来点将
李一氓是资历很深的老一辈革命家。他1925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受中共代表周恩来直接领导。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按照党的安排，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之后，去了江西瑞金革命根据地并参加了长征。
1988年，李一氓生前最后的留影。（资料图片）
抗战爆发后，他协助叶挺、项英组建新四军，任军部秘书长和中共东南分局秘书长，还特别奉命，协调叶、项的关系，充当两人间的“缓冲者”。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副军长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张分散突围，李一氓虽不赞成，也带了几个干部离开了部队，但不到10个小时，又返回了部队。后来，他因离队之事受到了口头警告处分。
这一事件，对他一生影响极深。文革中，他被污为在皖南事变中被捕叛变，入狱五年，1973年10月才获释。
1975年10月，他被正式任命为中联部常务副部长。他被点将的经过，我的上级、时任中联部一处（相当于局）德国组（相当于处）组长王务安给我讲过。
“李一氓现在哪里？”在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周恩来问。没有人回答，他又问了一遍。
“李一氓从监狱出来后，现在在一家医院里，继续接受审查。”有人回答。
“现在还审查什么，他的情况我全知道，赶快让他出来工作！”周恩来接着对时任中联部部长耿飚说，“老耿，让李一氓到你中联部去工作。”
“好的！”耿飚爽快地回答。
中联部的工作，一开始由刘少奇主管，中共八大之后由邓小平主管。“文革”开始后，刘邓被打倒，康生主管中联部，执行“支左反修”的“左倾”路线。周恩来从未分管过中联部工作，但作为新中国外交的总管，十分关心中联部的工作。1971年初，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耿飚被任命为中联部部长。他一上任就明显地批“左”，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受到公开点名批判。因此，周恩来考虑让李一氓来协助耿飚工作。李一氓和周恩来渊源很深，解放后也主要从事外事工作，周恩来对他十分熟悉。
以李一氓在党内的资历，原本应该担任更高的职务，但他在中联部七年时间，职务一直仅为副部长。对此，他从不计较。邓小平曾在一次会议上说：“一氓对个人的进退，态度是很开明的。”
在我的印象中，李一氓的讲话和文字都带着一种特殊风格，让人一看便知是他的。他说话不多，但一句是一句，没空话，也不拖泥带水，逻辑性很强。他对下级不居高临下，注意听人说话，讲话是启发式的。他多才多艺，书法独具一格，也是一位收藏大家，但生前就将藏品全部捐献给了国家。终其一生，他一直保持着文人本色。
开拓政党外交
李一氓上任中联部时，“文革”已临近结束，但斗争依然复杂。他主要是协助耿飚，纠正政党外交的“左”的影响，恢复中联部的正常工作秩序。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之后，耿飚主要负责中央宣传口工作，中联部日常
1978年3月，李一氓率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期间，参观了幼儿园。图/作者提供
工作由李一氓主持。1979年1月，耿飚正式调中央工作，由姬鹏飞继任中联部部长。姬鹏飞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主要精力放在国务院工作上，中联部的工作，遂由李一氓全面主持。
中联部首任部长王稼祥把中联部的工作職能定位在“中央在国际问题上的助手和参谋”，强调要有独立思考、独立见解，可以提出同其他外事单位不同的看法。李一氓继承了这种工作传统，大胆建言和开拓。
1977年夏天，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即将访华。铁托访华的关键问题之一是，是否恢复两党关系，以及何时恢复。
从国际共运大论战开始，中共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调门很高。《九评》中的三评，即《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指责铁托集团是“美帝的附庸”，是“反革命的别动队”。因此，有的外事部门负责人认为，如果同南共联盟恢复关系，会模糊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原则界限，损害毛泽东的伟大旗帜。 在中联部部务会议上，耿飚说，从南斯拉夫的战略地位、我国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需要以及我党在国际共运中的实际状况出发，应考虑恢复中南两党关系。李一氓提出，中南两党在一些问题上观点不同，但这不妨碍建立和保持关系。据此，7月8日，中联部向中央报送了《对南共联盟要求同我党建立关系问题的几点看法》。
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铁托访华事。李一氓列席，并代表中联部汇报了意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认为：中联部的意见好，在党的关系上不要缩手缩脚，但要有个转弯的过程。
转弯子，需要先了解南斯拉夫的真实情况。李一氓提出，去南斯拉夫实地考察，得到中央批准。
1978年3月，由李一氓任团长、乔石和于光远任副团长的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对南斯拉夫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考察。回国后，撰写了10万字的考察报告。报告主要论及了三个重大问题。
一、关于所有制。南斯拉夫的经济实行的是“公有制”，而不是“国有制”，过去中方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考察中，南方称，马克思没有讲过“国有制”，而只讲过“社会所有制”。
二、关于“工人自治”。南1950年就开始推行“工人自治”，过去中方认为这是脱离党的领导的修正主义。南方称，这是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他们的理论依据是，工人自治是基层民主的表现，而基层民主是马克思论述过的。
三、关于借外债问题。南方借有外债，过去中方认为，中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是社会主义独立自主的表现，南的这种做法是依附帝国主义的表现。考察发现，借外债是国际上通用的做法，对发展经济有利。
因此，报告的结论是，南斯拉夫坚持马克思主义，从本国实际出发，形成了一条以社会主义自治为中心的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这份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发至县团级。1978年5月，中共中央又向全党转发中联部撰写的《关于中南两党恢复关系问题的宣传提纲》。转弯子工作基本完成。
下一步，是同西欧国家共产党恢复关系。
1979年年初，在李一氓的建议下，经部务会议讨论、中央批准，时任中联部副部长吴学谦赴罗马，同意大利共产党进行内部会晤。在国际共运大论战中，中方点名批判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与意共中断了关系。1980年春，中共先后同意大利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恢复了党的关系。
李一氓又提出，应打破中共只同外国共产党发展关系的旧框框，发展同各国社会党的关系。
1980年7月，中联部向中央提出发展同外国社会党关系的请示，得到中央批准。1981年之后，中共先后同法国社会党、日本社会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了党际交流。
李一氓在中联部工作期间，还特别重视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1980年1月，中央批准了中联部对东南亚地区共产党的工作方针，开始调整同它们的关系。
1980年9月，李一氓作为邓小平的特使访问缅甸，向缅甸总统奈温转达了邓小平希望缅甸各政党和平团结建国的愿望。中国开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和东南亚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对外活动不断扩大。为了适应新的情况，中聯部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中联部需要有一个外围团体，以便扩大党的对外活动。
1980年10月，中央书记处讨论中联部工作，决定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对外友协）划归中联部领导，以方便其对外工作，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可兼任中联部副部长。王炳南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后他对此事持有不同意见。因此，李一氓想“另起炉灶”，成立自己的外围组织。
1981年4月16日，中联部向中央书记处上报成立“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交流协会）”的请示，获得批准。李一氓担任了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交流协会一成立，立刻成功推动了社会党国际主席、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访华。此后，这个平台在对外政党交流和民间交往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改变“三个世界”的认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国内问题上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战略，转变为将发展经济作为党的中心任务。但在对外关系上，依然奉行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论断和“一条线”的外交政策。
1979年初，李一氓提出，要认真研究国际共运和国际关系的重大理论和战略问题。他认为，我们党过去在这方面的一些提法，有的仍然正确，有的有时代局限性，要结合现今的客观实际，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1980年3月至6月，他召集吴学谦、乔石等中联部领导和研究室、业务局的负责人，对6个方面的国际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分别是：当前世界经济状况、国际共运大论战、战争与和平问题、欧洲共产主义、“三个世界”划分和苏联问题。
其中，战争与和平和三个世界划分问题，最具突破意义。
“第三世界”的概念原本是法国人50年代提出的，指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民族独立国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内涵完全不同的“三个世界”划分，即美、苏为第一世界，西欧、日本等国家为第二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他在1974年2月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了这一观点。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发言时，简要阐述了这一观点。
毛泽东坚持列宁的“战争与革命”理论，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为此，他确定了“一条线”战略，即把苏联作为主要的战争策源地和主要敌人，联合美国、欧洲、日本及第三世界国家，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反对苏联。他在1973年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1974年会见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时，都提到了要搞“一条线”。
1977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胡乔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以撰写一篇有分量的文章，系统论述“三个世界”。写作班子成员来自中联部、外交部、中宣部、人民日报、新华社和社科院等单位，包括邓力群、于光远、宦乡、何方、钱李仁等。我也参加了这个写作班子。写作从当年8月到10月，进行了三个月。 在写作中，遇到了很大的理论困境。主要是，第二世界都包括哪些国家？东欧国家属于第二世界，还是第三世界？比如，社会主义阵营的罗马尼亚理应属于第三世界，而当时攻击中共为“修正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则只能划入第二世界，这实在难以自圆其说。最后，胡乔木说，不用说得太清楚，不要把每个国家对号入座，含糊一点就可以了。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文章的重点。胡乔木传达邓小平的指示说：“在文章修改过程中，小平同志指示要把战争与和平问题专门讲一下，战争首先有现实性，其次是不可避免但可以推迟。”邓小平的战争“可以推迟论”，在当时是对毛泽东的“战争与革命”观的一种突破，但依然存在历史的局限性。
1977年11月1日，题为《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文章，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
经过科学调研，李一氓提出：“三个世界”划分并不科学，并不是客观世界的存在，而更多地带有以我划线、以苏划线的主观随意性。他认为，过去我们把战争的危险夸大了，现在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起码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发生世界大战，做这样的估计，有利于我们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和进行改革开放。
6个专题，以《讨论稿》的形式上报中央。
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当时可谓离经叛道，需要足够的理论勇气和胆识。据曾任张闻天秘书的何方回忆，李一氓曾告诉他，中央政治局讨论《讨论稿》时，主持会议的邓小平曾说：“你这个一氓呵，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怎么能避免？”
后来，李一氓的观点逐渐为中央领导人所接受。
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胡耀邦正式提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做了“两个转变”的讲话（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对外政策从“一条线”到独立自主）。
我们还听到部领导传达：今后中央正式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正式报告和讲话，不再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但作为学术问题可以讨论。后来在编《邓小平文选》时，他在联大特别会议上谈三个世界划分的那篇讲话也没有收入。
1939年，周恩来视察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左起：李一氓、袁國平、粟裕、陈毅、王集成、周恩来、邓子恢、项英。（资料图片）
回忆录不是“自己夸耀自己的功劳簿”
1981年底，为响应中央干部“年轻化”的号召，李一氓主动辞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职务，退居二线。当时还没有关于部级以上领导退休年龄的规定，像这样的举动，在当时中央机关中是比较突出的。
李一氓推荐比较年轻的吴学谦接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乔石任中联部副部长。后来，吴学谦调外交部任部长，乔石担任了中联部部长。
李一氓的求实作风，深深影响了中联部后来的领导干部，如后来担任部长的钱李仁、朱良、李淑铮和担任副部长的蒋光化、朱善卿和李成仁等，以及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在中联部工作的一代人。
1983年起，李一氓开始自己动手，撰写回忆录。他认为，回忆录不能写成一本“自己夸耀自己的功劳簿”。文革中专案组要他写“供词”时提出了三点要求，即不准“丑表功”，不准“攀领导”，不准“安钉子”，他幽默地将之移植为自己写回忆录的三原则。
1992年12月，李一氓去世后一年，他的回忆录《模糊的荧屏——李一氓回忆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乔石题写了书名。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说：“时过境迁，现在所能检查出来的东西，不过是一面模糊的荧屏。”
在回忆录中，他不但没有自我表功，而且不讳不诿。对皖南事变的那页历史，他坦诚地写道：
我知道了项、袁准备离开队伍，既没有劝说他们不能这样做，也没有去找叶挺报告这件事情，反而自己学他们的样子，也找了几个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脱离了部队，其实也没有跑出包围圈，被迫依然返回军部。虽然时间很短，从黄昏到夜半，不超过十个钟头，但总是一个这一生都感到遗憾的错误。……至今想起来，不知为什么会错走这一步，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可能还差点什么。
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有一批优秀的党内知识分子，他们忠诚于党的事业，同时刚正不阿，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在我看来，李一氓，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作者系中联部研究室前主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转变，从“一条线”到“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调整，这两个划时代转折的后面，都有他的身影
1990年10月27曰上午，在北京医院病房，时任中顾委常委李一氓对前来看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交待了遗嘱：“我的后事从简。只称一个老共产党人，不要任何其他称谓。不开告别会和追悼会。火化后我的骨灰撒在淮阴平原的土地上。”
12月4日，李一氓去世。12月11日，乔石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文章《一位令人崇敬的老共产党人》，称其为“我极尊敬的老领导”，“一位相知颇深的良师挚友”。
乔石所说的“老领导”，指的是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工作期间。1975年到1981年，李一氓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1981年底后任顾问），全面主持工作，乔石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邓小平曾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有两个转变，一是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正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第二个转变是改变了搞“一条线”战略，转变到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
但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两个划时代转折后面，都有李一氓的重要贡献。因此有人说，他是文革后中国对外关系拨乱反正的先行者。
周恩来点将
李一氓是资历很深的老一辈革命家。他1925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受中共代表周恩来直接领导。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按照党的安排，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之后，去了江西瑞金革命根据地并参加了长征。
抗战爆发后，他协助叶挺、项英组建新四军，任军部秘书长和中共东南分局秘书长，还特别奉命，协调叶、项的关系，充当两人间的“缓冲者”。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副军长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张分散突围，李一氓虽不赞成，也带了几个干部离开了部队，但不到10个小时，又返回了部队。后来，他因离队之事受到了口头警告处分。
这一事件，对他一生影响极深。文革中，他被污为在皖南事变中被捕叛变，入狱五年，1973年10月才获释。
1975年10月，他被正式任命为中联部常务副部长。他被点将的经过，我的上级、时任中联部一处（相当于局）德国组（相当于处）组长王务安给我讲过。
“李一氓现在哪里？”在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周恩来问。没有人回答，他又问了一遍。
“李一氓从监狱出来后，现在在一家医院里，继续接受审查。”有人回答。
“现在还审查什么，他的情况我全知道，赶快让他出来工作！”周恩来接着对时任中联部部长耿飚说，“老耿，让李一氓到你中联部去工作。”
“好的！”耿飚爽快地回答。
中联部的工作，一开始由刘少奇主管，中共八大之后由邓小平主管。“文革”开始后，刘邓被打倒，康生主管中联部，执行“支左反修”的“左倾”路线。周恩来从未分管过中联部工作，但作为新中国外交的总管，十分关心中联部的工作。1971年初，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耿飚被任命为中联部部长。他一上任就明显地批“左”，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受到公开点名批判。因此，周恩来考虑让李一氓来协助耿飚工作。李一氓和周恩来渊源很深，解放后也主要从事外事工作，周恩来对他十分熟悉。
以李一氓在党内的资历，原本应该担任更高的职务，但他在中联部七年时间，职务一直仅为副部长。对此，他从不计较。邓小平曾在一次会议上说：“一氓对个人的进退，态度是很开明的。”
在我的印象中，李一氓的讲话和文字都带着一种特殊风格，让人一看便知是他的。他说话不多，但一句是一句，没空话，也不拖泥带水，逻辑性很强。他对下级不居高临下，注意听人说话，讲话是启发式的。他多才多艺，书法独具一格，也是一位收藏大家，但生前就将藏品全部捐献给了国家。终其一生，他一直保持着文人本色。
开拓政党外交
李一氓上任中联部时，“文革”已临近结束，但斗争依然复杂。他主要是协助耿飚，纠正政党外交的“左”的影响，恢复中联部的正常工作秩序。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之后，耿飚主要负责中央宣传口工作，中联部日常
工作由李一氓主持。1979年1月，耿飚正式调中央工作，由姬鹏飞继任中联部部长。姬鹏飞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主要精力放在国务院工作上，中联部的工作，遂由李一氓全面主持。
中联部首任部长王稼祥把中联部的工作職能定位在“中央在国际问题上的助手和参谋”，强调要有独立思考、独立见解，可以提出同其他外事单位不同的看法。李一氓继承了这种工作传统，大胆建言和开拓。
1977年夏天，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即将访华。铁托访华的关键问题之一是，是否恢复两党关系，以及何时恢复。
从国际共运大论战开始，中共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调门很高。《九评》中的三评，即《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指责铁托集团是“美帝的附庸”，是“反革命的别动队”。因此，有的外事部门负责人认为，如果同南共联盟恢复关系，会模糊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原则界限，损害毛泽东的伟大旗帜。 在中联部部务会议上，耿飚说，从南斯拉夫的战略地位、我国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需要以及我党在国际共运中的实际状况出发，应考虑恢复中南两党关系。李一氓提出，中南两党在一些问题上观点不同，但这不妨碍建立和保持关系。据此，7月8日，中联部向中央报送了《对南共联盟要求同我党建立关系问题的几点看法》。
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铁托访华事。李一氓列席，并代表中联部汇报了意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认为：中联部的意见好，在党的关系上不要缩手缩脚，但要有个转弯的过程。
转弯子，需要先了解南斯拉夫的真实情况。李一氓提出，去南斯拉夫实地考察，得到中央批准。
1978年3月，由李一氓任团长、乔石和于光远任副团长的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对南斯拉夫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考察。回国后，撰写了10万字的考察报告。报告主要论及了三个重大问题。
一、关于所有制。南斯拉夫的经济实行的是“公有制”，而不是“国有制”，过去中方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考察中，南方称，马克思没有讲过“国有制”，而只讲过“社会所有制”。
二、关于“工人自治”。南1950年就开始推行“工人自治”，过去中方认为这是脱离党的领导的修正主义。南方称，这是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他们的理论依据是，工人自治是基层民主的表现，而基层民主是马克思论述过的。
三、关于借外债问题。南方借有外债，过去中方认为，中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是社会主义独立自主的表现，南的这种做法是依附帝国主义的表现。考察发现，借外债是国际上通用的做法，对发展经济有利。
因此，报告的结论是，南斯拉夫坚持马克思主义，从本国实际出发，形成了一条以社会主义自治为中心的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这份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发至县团级。1978年5月，中共中央又向全党转发中联部撰写的《关于中南两党恢复关系问题的宣传提纲》。转弯子工作基本完成。
下一步，是同西欧国家共产党恢复关系。
1979年年初，在李一氓的建议下，经部务会议讨论、中央批准，时任中联部副部长吴学谦赴罗马，同意大利共产党进行内部会晤。在国际共运大论战中，中方点名批判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与意共中断了关系。1980年春，中共先后同意大利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恢复了党的关系。
李一氓又提出，应打破中共只同外国共产党发展关系的旧框框，发展同各国社会党的关系。
1980年7月，中联部向中央提出发展同外国社会党关系的请示，得到中央批准。1981年之后，中共先后同法国社会党、日本社会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了党际交流。
李一氓在中联部工作期间，还特别重视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1980年1月，中央批准了中联部对东南亚地区共产党的工作方针，开始调整同它们的关系。
1980年9月，李一氓作为邓小平的特使访问缅甸，向缅甸总统奈温转达了邓小平希望缅甸各政党和平团结建国的愿望。中国开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和东南亚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对外活动不断扩大。为了适应新的情况，中聯部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中联部需要有一个外围团体，以便扩大党的对外活动。
1980年10月，中央书记处讨论中联部工作，决定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对外友协）划归中联部领导，以方便其对外工作，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可兼任中联部副部长。王炳南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后他对此事持有不同意见。因此，李一氓想“另起炉灶”，成立自己的外围组织。
1981年4月16日，中联部向中央书记处上报成立“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交流协会）”的请示，获得批准。李一氓担任了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交流协会一成立，立刻成功推动了社会党国际主席、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访华。此后，这个平台在对外政党交流和民间交往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改变“三个世界”的认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国内问题上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战略，转变为将发展经济作为党的中心任务。但在对外关系上，依然奉行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论断和“一条线”的外交政策。
1979年初，李一氓提出，要认真研究国际共运和国际关系的重大理论和战略问题。他认为，我们党过去在这方面的一些提法，有的仍然正确，有的有时代局限性，要结合现今的客观实际，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1980年3月至6月，他召集吴学谦、乔石等中联部领导和研究室、业务局的负责人，对6个方面的国际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分别是：当前世界经济状况、国际共运大论战、战争与和平问题、欧洲共产主义、“三个世界”划分和苏联问题。
其中，战争与和平和三个世界划分问题，最具突破意义。
“第三世界”的概念原本是法国人50年代提出的，指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民族独立国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内涵完全不同的“三个世界”划分，即美、苏为第一世界，西欧、日本等国家为第二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他在1974年2月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了这一观点。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发言时，简要阐述了这一观点。
毛泽东坚持列宁的“战争与革命”理论，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为此，他确定了“一条线”战略，即把苏联作为主要的战争策源地和主要敌人，联合美国、欧洲、日本及第三世界国家，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反对苏联。他在1973年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1974年会见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时，都提到了要搞“一条线”。
1977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胡乔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以撰写一篇有分量的文章，系统论述“三个世界”。写作班子成员来自中联部、外交部、中宣部、人民日报、新华社和社科院等单位，包括邓力群、于光远、宦乡、何方、钱李仁等。我也参加了这个写作班子。写作从当年8月到10月，进行了三个月。 在写作中，遇到了很大的理论困境。主要是，第二世界都包括哪些国家？东欧国家属于第二世界，还是第三世界？比如，社会主义阵营的罗马尼亚理应属于第三世界，而当时攻击中共为“修正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则只能划入第二世界，这实在难以自圆其说。最后，胡乔木说，不用说得太清楚，不要把每个国家对号入座，含糊一点就可以了。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文章的重点。胡乔木传达邓小平的指示说：“在文章修改过程中，小平同志指示要把战争与和平问题专门讲一下，战争首先有现实性，其次是不可避免但可以推迟。”邓小平的战争“可以推迟论”，在当时是对毛泽东的“战争与革命”观的一种突破，但依然存在历史的局限性。
1977年11月1日，题为《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文章，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
经过科学调研，李一氓提出：“三个世界”划分并不科学，并不是客观世界的存在，而更多地带有以我划线、以苏划线的主观随意性。他认为，过去我们把战争的危险夸大了，现在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起码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发生世界大战，做这样的估计，有利于我们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和进行改革开放。
6个专题，以《讨论稿》的形式上报中央。
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当时可谓离经叛道，需要足够的理论勇气和胆识。据曾任张闻天秘书的何方回忆，李一氓曾告诉他，中央政治局讨论《讨论稿》时，主持会议的邓小平曾说：“你这个一氓呵，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怎么能避免？”
后来，李一氓的观点逐渐为中央领导人所接受。
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胡耀邦正式提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做了“两个转变”的讲话（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对外政策从“一条线”到独立自主）。
我们还听到部领导传达：今后中央正式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正式报告和讲话，不再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但作为学术问题可以讨论。后来在编《邓小平文选》时，他在联大特别会议上谈三个世界划分的那篇讲话也没有收入。
回忆录不是“自己夸耀自己的功劳簿”
1981年底，为响应中央干部“年轻化”的号召，李一氓主动辞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职务，退居二线。当时还没有关于部级以上领导退休年龄的规定，像这样的举动，在当时中央机关中是比较突出的。
李一氓推荐比较年轻的吴学谦接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乔石任中联部副部长。后来，吴学谦调外交部任部长，乔石担任了中联部部长。
李一氓的求实作风，深深影响了中联部后来的领导干部，如后来担任部长的钱李仁、朱良、李淑铮和担任副部长的蒋光化、朱善卿和李成仁等，以及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在中联部工作的一代人。
1983年起，李一氓开始自己动手，撰写回忆录。他认为，回忆录不能写成一本“自己夸耀自己的功劳簿”。文革中专案组要他写“供词”时提出了三点要求，即不准“丑表功”，不准“攀领导”，不准“安钉子”，他幽默地将之移植为自己写回忆录的三原则。
1992年12月，李一氓去世后一年，他的回忆录《模糊的荧屏——李一氓回忆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乔石题写了书名。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说：“时过境迁，现在所能检查出来的东西，不过是一面模糊的荧屏。”
在回忆录中，他不但没有自我表功，而且不讳不诿。对皖南事变的那页历史，他坦诚地写道：
我知道了项、袁准备离开队伍，既没有劝说他们不能这样做，也没有去找叶挺报告这件事情，反而自己学他们的样子，也找了几个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脱离了部队，其实也没有跑出包围圈，被迫依然返回军部。虽然时间很短，从黄昏到夜半，不超过十个钟头，但总是一个这一生都感到遗憾的错误。……至今想起来，不知为什么会错走这一步，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可能还差点什么。
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有一批优秀的党内知识分子，他们忠诚于党的事业，同时刚正不阿，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在我看来，李一氓，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作者系中联部研究室前主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