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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蒂，本名郑海瑶，记者、作家。1991年获上海复旦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赴英留学。曾任职于伦敦圣马丁艺术学院图书馆、伦敦维多利亚博物馆国立艺术博物馆等机构。在《读书》《万象》等杂志发表大量专栏文字，代表作有《书缘·情缘》《南非之南》等。
提及恺蒂，不熟悉的人大都会疑惑地问一句：“是老外？”从英伦三岛到非洲大陆，尽管恺蒂写下了许多异域故事，但却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她说这个名字是以前的英文老师取的，写文章时要有个笔名，就拿来用了。从在《读书》开设“英伦文事”专栏，到成为《万象》的“王牌作者”，再到写作有关南非的“异乡异闻”，一用就是近30年。
这期间，恺蒂做过很多不同的事。从图书馆到律师行，从参与纪录片拍摄到为矿业公司进行融资谈判。而在这些“杂事”中，记者是她最喜欢的工作。读研究生期间，她就曾在上海新锦江大饭店蹲守，当过夜访马尔克斯的“狗仔队”；拍纪录片时，也是跑遍大半个中国采访调研；更不用说在英国、南非时和许多政治领袖、学者作家的近距离接触。
大概是因为她身上有着记者的气质，同行惜同行，《环球人物》记者与恺蒂的交流愉快而顺畅。你抛出一个问题，她能敏锐地抓住核心，不绕圈子，不耍花腔，也不会答非所问或故弄玄虚——无论站在哪个角度，这都是一个理想中的采访对象。
小笼包和鲥鱼
文如其人，或者说人如其文。南北半球走遍，各色人等见过，恺蒂拥有丰厚的炫耀资本，却从不用来装饰自己的个性。文化评论家毛尖说她，是“最天然无雕饰最满腔热情的人”。从英国回上海，朋友们一起吃饭，她做主点菜，就要了小笼包和鲥鱼，才不管两样菜能不能凑成一桌席。
就像她的新书《小英国，大伦敦》，没有虚无的拼盘，就是小笼包和鲥鱼；没有矫揉造作的文艺腔，都是管饱下饭、地道醇厚的“实货”。
比如开篇《一场公投，两个英国》，写于英国“脱欧”两天后。恺蒂写出了“退欧派”与“留欧派”的角力和博弈，写出了身边朋友们的惊诧、愤怒与失望，也写出了自己对“另一个英国”，对那些没受过太多教育的低收入人士的无知与隔膜。
这是一个全新的恺蒂，褪去了文艺青年时期的最后一点多愁善感。在《小英国，大伦敦》里，她下笔更加从容，开始“论政”，开始“说事”，开始关注更大的文化与历史。对现在的她而言，“政治上的东西比文学上的东西更有意思”。
她从《唐顿庄园》看贵族继承制；用花边小报检讨公众的“窥秘欲”；在烹饪节目中梳理美食的意识形态。她说丘吉尔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遗老”，充满了大英帝国情结，他的顽固不化和种族歧视，当年就与20世纪格格不入，现在就更显落寞，只有保守党议员们会时常摸摸老爷子铜像的左脚，以求好运。
还有热心公共事务的查尔斯王子，不甘于深宫寂寞，不愿意袖手旁观，总是不屈不挠地用他那难看的“黑蜘蛛字体”，向政府部门发送“书信炸弹”。可惜作为未来的君主，最重要的是政治上的中立，所以他最大的行动是不采取任何行动，最大的贡献只能是不发表任何意见。
她早年的文风曾经被形容为“一派英伦古典的低回浅唱”，一如她钟情的拉斐尔前派与世纪末绘画。而如今，曾经热衷的对象已被“打入冷宫”。当记者谈及她的改变，恺蒂坦言自己的心思已在文学之外：“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那些艺术家，世纪末那些唯美颓废的东西，现在我真是不感兴趣了。年轻时因为经历欠缺，更多地是从文学作品或别人的生活里寻找自己认同或希望经历的东西，但随着年龄阅历的增加，心胸和视野也在开阔，也就更有自信用自己的眼睛和头脑去看世界。”
放眼乱观西洋景
当然，还是有很多人怀念以前的恺蒂，怀念那些精致而细腻的“英伦文事”。
上世纪90年代初，恺蒂应邀，在《读书》开设“英伦文事”专栏。后来《万象》创刊，由好友陆灏掌舵，她又成了主笔。当时的很多读书人，都是透过恺蒂的文字一窥外面的世界，为她笔下的“英伦范儿”而心醉神迷。
评论家们说她的文章“满纸唯美又满腹幽衷，寂寞伤怀又端庄内敛”，其实背后却有一段颇为艰辛的留学生涯。1991年4月，恺蒂赴伦敦“洋插队”。身处异域他乡，一切都要慢慢适应。“和许多那个年代出国的人一样，勤工俭学的第一站肯定是打餐馆工。”每天早上6点工作到9点半，下午4点半工作到晚上8点。餐馆工做了大半年，又在一所小学校里做教师助理，管5岁小朋友的吃喝拉撒。而相对于打工的辛苦，写文章“就像在耕耘着一片小绿洲”，以此证明“自己的脑子并没有因为繁重的体力活而麻木。”
干了一年多的体力活，恺蒂在圣马丁艺术学院的图书馆里找到了工作，终于“不用再脑袋朝下洗盘子，可以放眼乱观西洋景了”。于是，热门影片、本埠新闻，乃至社会运动、政坛消息，纷纷奔来笔底。
恺蒂说：“文章就是读书、艺术和生活的结合。”她的写作总是从身边人、身边事谈起，从中透视纷繁复杂的社会与人生。恺蒂特别提到一位叫吕贝卡的法国女孩，“她让我开阔了眼界，对我的世界观影响很大”。吕贝卡是个富家女，生活充满小资情调，回到伦敦却过着节衣缩食的清苦日子，为推广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公平交易四处奔走，被在巴黎的富人朋友们讥讽为“左派傻子”。
通过吕贝卡和她的朋友们，恺蒂第一次有了全球化的视角。环保主义、多元文化、同性恋平权运动，反资本主义游行……她的写作渐渐地溢出“英伦”与“文事”之外，通过一篇篇长文，向国内读者传递着世界的风云变幻与思潮迭起。
与文艺无关，与浪漫无缘
好友毛尖对恺蒂有过精准的评价：“恺蒂的恺，是恺撒的恺；恺蒂的蒂，不是HELLO凯蒂的蒂。”她身上没有文人气和学究气，却有一副女作家罕有的胸襟和气魄。
恺蒂生在安徽宿县农村，八九岁时才回到上海与父母团聚。她的父亲郑重是《文汇报》的知名记者，在对各种新鲜事的感知和探索上，恺蒂也颇有乃父风采。
她从小就喜欢生物，初中时开始观察植物，看它们抽芽开花结果的情况，详细地记录在笔记本里，还进行年度对比；她也喜欢做各种动物标本，热衷于解剖工作，甚至还给著名生物学家张香桐先生写过信。大学二年级时，她带着一名留学生室友去乌镇，在一条运河船上待了16个小时，“满船都是横七竖八躺着的人”。总之，她就是喜欢这种四处探险、步履不停的生活。
2001年，看遍了“西洋景”的恺蒂，决定向另一个大陆进发。她跟随丈夫到约翰内斯堡筹建一个关于岩画艺术的博物馆，自此在南非扎根，一住就是10年。
“这是一个充满着许多激烈矛盾的地方”。南非10年，这是恺蒂最深刻的感受。这里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土地和最宜人的气候，却也有着最危险的城市；这里是出大英雄大豪杰的地方，但也有无数最消极不抗争的民众；它是彩虹民族，有11种官方语言，有最完美的宪法，但是因肤色而存在的歧视仍根深蒂固。
“在南非的字典中，是没有中庸、单调、厌倦、无聊这样的字眼的。”如果说在英国，还可以隔岸觀火地细数别人家珍，或隔靴搔痒地幽他人一默。南非却不允许她再这样做。恺蒂收敛起轻灵的笔触，变得现实，变得入世。她的南非故事与文艺无关，和浪漫无缘，抢劫、艾滋病、种族歧视和贫富分化才是最现实的日常生活。
2012年伦敦奥运会时，恺蒂结束了非洲的探险，举家搬回英国。人到中年，她早已不再是“无产阶级”，为天下抱不平的理想主义也渐渐黯淡。恺蒂半开玩笑半自嘲地称自己是“香槟社会主义”（指在思想上为贫穷民众谋利益，但没有实际行动）：“一边抱怨教育制度不公平，一边把自己的孩子送入私立学校；一方面要追求更为公平的世界，一方面又不愿意失去自己生活上的舒适。”
重返伦敦后，恺蒂一如从前，做很多不同的杂事：负责一个公益机构，推广中国的木刻版画；做一些商业咨询，特别是与非洲有关的合资项目；有时还参与一些小型纪录片的制作；当然，也继续写一些文章，采访一些学者，写一些游记，“虽然杂乱，但还是忙忙碌碌蛮充实的。”
临近采访结束，记者问她：“未来最想写的是什么？”
她回答道：“我的生活一直不是太有计划性，很多事都是任其自然发生。写作也是这样。”
没错，就这么自自然然地，30年里，读者随着恺蒂的脚步走遍了万水千山，跨越了南北半球。从文学到政治，从书本到现实，从第一世界的欧风美雨到第三世界的沧桑厚重，从文艺青年的小情小调到纵观寰球凉热的胸怀见识。就这么自自然然地，恺蒂的写作轨迹中，也叠印上了一代读书人眼界的成长和心境的变迁。
提及恺蒂，不熟悉的人大都会疑惑地问一句：“是老外？”从英伦三岛到非洲大陆，尽管恺蒂写下了许多异域故事，但却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她说这个名字是以前的英文老师取的，写文章时要有个笔名，就拿来用了。从在《读书》开设“英伦文事”专栏，到成为《万象》的“王牌作者”，再到写作有关南非的“异乡异闻”，一用就是近30年。
这期间，恺蒂做过很多不同的事。从图书馆到律师行，从参与纪录片拍摄到为矿业公司进行融资谈判。而在这些“杂事”中，记者是她最喜欢的工作。读研究生期间，她就曾在上海新锦江大饭店蹲守，当过夜访马尔克斯的“狗仔队”；拍纪录片时，也是跑遍大半个中国采访调研；更不用说在英国、南非时和许多政治领袖、学者作家的近距离接触。
大概是因为她身上有着记者的气质，同行惜同行，《环球人物》记者与恺蒂的交流愉快而顺畅。你抛出一个问题，她能敏锐地抓住核心，不绕圈子，不耍花腔，也不会答非所问或故弄玄虚——无论站在哪个角度，这都是一个理想中的采访对象。
小笼包和鲥鱼
文如其人，或者说人如其文。南北半球走遍，各色人等见过，恺蒂拥有丰厚的炫耀资本，却从不用来装饰自己的个性。文化评论家毛尖说她，是“最天然无雕饰最满腔热情的人”。从英国回上海，朋友们一起吃饭，她做主点菜，就要了小笼包和鲥鱼，才不管两样菜能不能凑成一桌席。
就像她的新书《小英国，大伦敦》，没有虚无的拼盘，就是小笼包和鲥鱼；没有矫揉造作的文艺腔，都是管饱下饭、地道醇厚的“实货”。
比如开篇《一场公投，两个英国》，写于英国“脱欧”两天后。恺蒂写出了“退欧派”与“留欧派”的角力和博弈，写出了身边朋友们的惊诧、愤怒与失望，也写出了自己对“另一个英国”，对那些没受过太多教育的低收入人士的无知与隔膜。
这是一个全新的恺蒂，褪去了文艺青年时期的最后一点多愁善感。在《小英国，大伦敦》里，她下笔更加从容，开始“论政”，开始“说事”，开始关注更大的文化与历史。对现在的她而言，“政治上的东西比文学上的东西更有意思”。
她从《唐顿庄园》看贵族继承制；用花边小报检讨公众的“窥秘欲”；在烹饪节目中梳理美食的意识形态。她说丘吉尔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遗老”，充满了大英帝国情结，他的顽固不化和种族歧视，当年就与20世纪格格不入，现在就更显落寞，只有保守党议员们会时常摸摸老爷子铜像的左脚，以求好运。
还有热心公共事务的查尔斯王子，不甘于深宫寂寞，不愿意袖手旁观，总是不屈不挠地用他那难看的“黑蜘蛛字体”，向政府部门发送“书信炸弹”。可惜作为未来的君主，最重要的是政治上的中立，所以他最大的行动是不采取任何行动，最大的贡献只能是不发表任何意见。
她早年的文风曾经被形容为“一派英伦古典的低回浅唱”，一如她钟情的拉斐尔前派与世纪末绘画。而如今，曾经热衷的对象已被“打入冷宫”。当记者谈及她的改变，恺蒂坦言自己的心思已在文学之外：“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那些艺术家，世纪末那些唯美颓废的东西，现在我真是不感兴趣了。年轻时因为经历欠缺，更多地是从文学作品或别人的生活里寻找自己认同或希望经历的东西，但随着年龄阅历的增加，心胸和视野也在开阔，也就更有自信用自己的眼睛和头脑去看世界。”
放眼乱观西洋景
当然，还是有很多人怀念以前的恺蒂，怀念那些精致而细腻的“英伦文事”。
上世纪90年代初，恺蒂应邀，在《读书》开设“英伦文事”专栏。后来《万象》创刊，由好友陆灏掌舵，她又成了主笔。当时的很多读书人，都是透过恺蒂的文字一窥外面的世界，为她笔下的“英伦范儿”而心醉神迷。
评论家们说她的文章“满纸唯美又满腹幽衷，寂寞伤怀又端庄内敛”，其实背后却有一段颇为艰辛的留学生涯。1991年4月，恺蒂赴伦敦“洋插队”。身处异域他乡，一切都要慢慢适应。“和许多那个年代出国的人一样，勤工俭学的第一站肯定是打餐馆工。”每天早上6点工作到9点半，下午4点半工作到晚上8点。餐馆工做了大半年，又在一所小学校里做教师助理，管5岁小朋友的吃喝拉撒。而相对于打工的辛苦，写文章“就像在耕耘着一片小绿洲”，以此证明“自己的脑子并没有因为繁重的体力活而麻木。”
干了一年多的体力活，恺蒂在圣马丁艺术学院的图书馆里找到了工作，终于“不用再脑袋朝下洗盘子，可以放眼乱观西洋景了”。于是，热门影片、本埠新闻，乃至社会运动、政坛消息，纷纷奔来笔底。
恺蒂说：“文章就是读书、艺术和生活的结合。”她的写作总是从身边人、身边事谈起，从中透视纷繁复杂的社会与人生。恺蒂特别提到一位叫吕贝卡的法国女孩，“她让我开阔了眼界，对我的世界观影响很大”。吕贝卡是个富家女，生活充满小资情调，回到伦敦却过着节衣缩食的清苦日子，为推广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公平交易四处奔走，被在巴黎的富人朋友们讥讽为“左派傻子”。
通过吕贝卡和她的朋友们，恺蒂第一次有了全球化的视角。环保主义、多元文化、同性恋平权运动，反资本主义游行……她的写作渐渐地溢出“英伦”与“文事”之外，通过一篇篇长文，向国内读者传递着世界的风云变幻与思潮迭起。
与文艺无关，与浪漫无缘
好友毛尖对恺蒂有过精准的评价：“恺蒂的恺，是恺撒的恺；恺蒂的蒂，不是HELLO凯蒂的蒂。”她身上没有文人气和学究气，却有一副女作家罕有的胸襟和气魄。
恺蒂生在安徽宿县农村，八九岁时才回到上海与父母团聚。她的父亲郑重是《文汇报》的知名记者，在对各种新鲜事的感知和探索上，恺蒂也颇有乃父风采。
她从小就喜欢生物，初中时开始观察植物，看它们抽芽开花结果的情况，详细地记录在笔记本里，还进行年度对比；她也喜欢做各种动物标本，热衷于解剖工作，甚至还给著名生物学家张香桐先生写过信。大学二年级时，她带着一名留学生室友去乌镇，在一条运河船上待了16个小时，“满船都是横七竖八躺着的人”。总之，她就是喜欢这种四处探险、步履不停的生活。
2001年，看遍了“西洋景”的恺蒂，决定向另一个大陆进发。她跟随丈夫到约翰内斯堡筹建一个关于岩画艺术的博物馆，自此在南非扎根，一住就是10年。
“这是一个充满着许多激烈矛盾的地方”。南非10年，这是恺蒂最深刻的感受。这里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土地和最宜人的气候，却也有着最危险的城市；这里是出大英雄大豪杰的地方，但也有无数最消极不抗争的民众；它是彩虹民族，有11种官方语言，有最完美的宪法，但是因肤色而存在的歧视仍根深蒂固。
“在南非的字典中，是没有中庸、单调、厌倦、无聊这样的字眼的。”如果说在英国，还可以隔岸觀火地细数别人家珍，或隔靴搔痒地幽他人一默。南非却不允许她再这样做。恺蒂收敛起轻灵的笔触，变得现实，变得入世。她的南非故事与文艺无关，和浪漫无缘，抢劫、艾滋病、种族歧视和贫富分化才是最现实的日常生活。
2012年伦敦奥运会时，恺蒂结束了非洲的探险，举家搬回英国。人到中年，她早已不再是“无产阶级”，为天下抱不平的理想主义也渐渐黯淡。恺蒂半开玩笑半自嘲地称自己是“香槟社会主义”（指在思想上为贫穷民众谋利益，但没有实际行动）：“一边抱怨教育制度不公平，一边把自己的孩子送入私立学校；一方面要追求更为公平的世界，一方面又不愿意失去自己生活上的舒适。”
重返伦敦后，恺蒂一如从前，做很多不同的杂事：负责一个公益机构，推广中国的木刻版画；做一些商业咨询，特别是与非洲有关的合资项目；有时还参与一些小型纪录片的制作；当然，也继续写一些文章，采访一些学者，写一些游记，“虽然杂乱，但还是忙忙碌碌蛮充实的。”
临近采访结束，记者问她：“未来最想写的是什么？”
她回答道：“我的生活一直不是太有计划性，很多事都是任其自然发生。写作也是这样。”
没错，就这么自自然然地，30年里，读者随着恺蒂的脚步走遍了万水千山，跨越了南北半球。从文学到政治，从书本到现实，从第一世界的欧风美雨到第三世界的沧桑厚重，从文艺青年的小情小调到纵观寰球凉热的胸怀见识。就这么自自然然地，恺蒂的写作轨迹中，也叠印上了一代读书人眼界的成长和心境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