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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在19世纪末抱着“实业救国”的理念创办民营企业，一开始办的就是社会企业，追求的就是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综合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张謇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开启了中国近代企业的全新类型——社会企业。张謇堪称中国第一位社会企业家。
张謇所从事的“社会企业”事业主要体现在两个地方：
首先，大生公司的发展基础，是与农户家庭经济理性地自觉结合。众所周知，大生公司的经营模式是“公司+农户”，这种经营模式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纱厂与小农家织直接合作;二是把土地整理之后租给棉农作为垦殖基地。这种模式就把农业领域中的原料生产和纺织工业领域中的产业链经营方式有机结合在一起。
其次，张謇在1895年筹办、1896年正式开始经营大生集团，在其存在的30年中，一直致力于对南通做地方综合建设。张謇所追求的现代化并不是要把农民改造成市民，他是要以社会企业为基础，实现南通城市与南通人民的整体现代化。
21世纪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西方企业界也开始转型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即追求社会企业，或者叫企业社会化。这意味着，企业不再只是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第一目标，而是要追求人类可持续发展，形成企业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关系。现在我们如果考察各个大型跨国公司，就会发现基本没有哪一家大型跨国公司还像20世纪那样，或者是像我们现在照搬的经济学教科书所提出的那样，仅仅以利润最大化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正代之成为发展目标。
某种意义上，20世纪整个世界的发展都可以说是“粗放的数量型发展”，其所对应的理论体系就是粗放的发展主义理论。这种粗放的发展主义，在霸权国家粗放发展的主导下，导致全球危机不断发作。今天这个世界正在发生重大改变，对社会企业的强调正在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目标。而张謇在19世纪末抱着“实业救国”的理念创办民营企业，一开始办的就是社会企业，追求的就是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综合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张謇的社会企业在南通的发展有一个“起承转合”的变化。
先看“起”。张謇在南通的做法之所以是综合性的，首先是因为他的理想就是“余毕生抱定村落主义”——他不想消灭农村和农民而独成一己之事。他之所以能“起”，主要是因为大生公司初期利润高达25%，最高能够超过50%。当时他面对的主要压力是官方股本在大生公司的启动资本中所占比例较高，必须足额支付利润。但大生公司的资本原始积累很快完成，他为什么可以做到？
分析张謇的经济实践，我们可以归纳出两条经济学理念：一是全产业链节约成本，他做到了全产业链在地化，节约了各环节之间的交易成本;二是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他通过把农、工、商、金融多种经济门类组合在一起，得以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其中，工农融合、城乡结合的在地化模式非常重要。
这种产业结构保证了大生公司的长期发展。农业没有独立出去，变成向工业提供剩余的受损部分;农户传统“男耕女织”的土布纺织业保留下来，张謇的纱厂则成为适合农户织布的中间平台。在大生，作为原材料的棉花是在自己的垦殖公司生产，纱线加工是在自己的工厂进行，后期的成布则是当地以户为单位的家庭纺织。大生在南通范围内完成产业链整合，这就极大节约了生产成本。此外，其他诸如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等，各种不同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张謇都在南通当地整合，在南通创造了一个在地化的全产业链。
这种产业经济模式能够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具有社会企业的制度优势。今天的社会企业，只要能够把所有经济门类装在一个体系内，几乎都立于不败之地。这种社会企业在地化发展模式，应该是张謇的企业能够经营30年的重要内在机制之一。
再看“承”。张謇的产业是在地化的，能够就地转化企业利润，优化本地一级市场。大生公司就地转化利润的实质是本地资源的资本化，其收入完全回到本地，形成在地资源资本化模式，这是中国企业家首创的社会企业经营经验。张謇也因此实现利润就地转化带来的可持续性发展。他创办的教育、医疗、福利和公益事业，所有这些不外乎都是企业获得在地化综合性收益的表达。
社会企业的主要特点是支持并投入在地的社会文化的综合建设，而这种在地综合建设与大生公司长期发展相辅相成。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教育—实业—公益”三位一体的村落主义推动近代化社区的建设，优化投资经营环境;第二，贫困地方原本成本极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就地实现资本化;第三，通过小农分散耕织与企业相对集约来扩大产业整体规模，形成“垦牧租佃+厂纱户织”;第四，多元化形成的产业链条和本地市场网络体系有效节约交易费用，在这种情况下能做到一般均衡;第五，实业导向的多层次教育促进人力资源就地转化为企业人力资源。
其后是“转”。当产业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意味着风险的规模化，每一分资本带来一分风险，资本的每一份积累都带来等量的风险集中，风险爆发时就要看有没有抗御、消化风险的能力。内部风险尚可通过加大内部调整力度来化解，而外部输入风险则很难抗拒。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得到中国3亿两白银赔款，其中一部分就用于产业发展;而用于产业发展的资金又有一部分直接用于日資产业在中国东部、华北地区的扩张。依靠国家扶持的日本纱厂对中国纱厂形成巨大压力。同时，一战后西方再次向中国倾销商品，纺织行业资本开始深化、升级，同行业竞争加剧，造成各种成本上升。最后，随着东北市场被地方军阀割据，并最终为日本所占领，加上直奉战争等动乱的影响，内外压力共同造成行业危机——对于集聚资本能力相对较弱的一般轻纺产业而言，外部环境变化和国内多种因素影响，最终导致竞争加剧，产业衰败。
最后是“合”。虽然张謇是在国内外竞争恶化的时候去世，但是他去世的同时，整个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已经发展起来。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有一千多个单位参与乡村建设，乡建演变成全国性的社会事业。很多乡建前辈做的事情都起于这一时期。其中，张謇在南通培养的费氏家族出了因研究乡村、从事乡建而著名的费达生和费孝通。黄炎培等后续的先贤，都纷纷继承张謇遗志开展乡村建设，终于在民国时期形成蓬勃兴起的乡建局面。这都是拜张謇1894—1895年起步的南通乡建实验所赐。
从作为社会企业家的张謇的“起承转合”中，我们可以吸收什么样的经验看待今天民营企业的发展？
张謇的企业经历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是，应该把当代民营企业所遭遇的困境和现在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不是简单将其视作与国有企业的矛盾。当前中国民营企业所遭遇的困境，应该说和张謇的大生集团在20世纪20年代所遭遇的困境有很大的相似性，即企业在某一个领域进一步扩张之后所遭遇到的内外环境的根本性改变所致。
张謇研究的另一层现实价值，在于帮助我们理解新时代转型期的社会企业改革，国企和民企都应该在生态文明战略下走向社会企业。
张謇的抉择与传统中国社会的清流文化息息相关。清末民初的企业家有一个共同特点：救国的同时要救民。现代企业是建立一套所谓的现代公司制，但是张謇提出的公司制度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定义公司的。无论是对公司还是大生的定义，他都是要延续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眼中的张謇的伟大，正在于此。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謇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开启了中国近代企业的全新类型——社会企业。张謇堪称中国第一位社会企业家。
张謇所从事的“社会企业”事业主要体现在两个地方：
首先，大生公司的发展基础，是与农户家庭经济理性地自觉结合。众所周知，大生公司的经营模式是“公司+农户”，这种经营模式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纱厂与小农家织直接合作;二是把土地整理之后租给棉农作为垦殖基地。这种模式就把农业领域中的原料生产和纺织工业领域中的产业链经营方式有机结合在一起。
其次，张謇在1895年筹办、1896年正式开始经营大生集团，在其存在的30年中，一直致力于对南通做地方综合建设。张謇所追求的现代化并不是要把农民改造成市民，他是要以社会企业为基础，实现南通城市与南通人民的整体现代化。
21世纪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西方企业界也开始转型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即追求社会企业，或者叫企业社会化。这意味着，企业不再只是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第一目标，而是要追求人类可持续发展，形成企业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关系。现在我们如果考察各个大型跨国公司，就会发现基本没有哪一家大型跨国公司还像20世纪那样，或者是像我们现在照搬的经济学教科书所提出的那样，仅仅以利润最大化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正代之成为发展目标。
某种意义上，20世纪整个世界的发展都可以说是“粗放的数量型发展”，其所对应的理论体系就是粗放的发展主义理论。这种粗放的发展主义，在霸权国家粗放发展的主导下，导致全球危机不断发作。今天这个世界正在发生重大改变，对社会企业的强调正在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目标。而张謇在19世纪末抱着“实业救国”的理念创办民营企业，一开始办的就是社会企业，追求的就是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综合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张謇的社会企业在南通的发展有一个“起承转合”的变化。
先看“起”。张謇在南通的做法之所以是综合性的，首先是因为他的理想就是“余毕生抱定村落主义”——他不想消灭农村和农民而独成一己之事。他之所以能“起”，主要是因为大生公司初期利润高达25%，最高能够超过50%。当时他面对的主要压力是官方股本在大生公司的启动资本中所占比例较高，必须足额支付利润。但大生公司的资本原始积累很快完成，他为什么可以做到？
分析张謇的经济实践，我们可以归纳出两条经济学理念：一是全产业链节约成本，他做到了全产业链在地化，节约了各环节之间的交易成本;二是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他通过把农、工、商、金融多种经济门类组合在一起，得以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其中，工农融合、城乡结合的在地化模式非常重要。
这种产业结构保证了大生公司的长期发展。农业没有独立出去，变成向工业提供剩余的受损部分;农户传统“男耕女织”的土布纺织业保留下来，张謇的纱厂则成为适合农户织布的中间平台。在大生，作为原材料的棉花是在自己的垦殖公司生产，纱线加工是在自己的工厂进行，后期的成布则是当地以户为单位的家庭纺织。大生在南通范围内完成产业链整合，这就极大节约了生产成本。此外，其他诸如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等，各种不同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张謇都在南通当地整合，在南通创造了一个在地化的全产业链。
这种产业经济模式能够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具有社会企业的制度优势。今天的社会企业，只要能够把所有经济门类装在一个体系内，几乎都立于不败之地。这种社会企业在地化发展模式，应该是张謇的企业能够经营30年的重要内在机制之一。
再看“承”。张謇的产业是在地化的，能够就地转化企业利润，优化本地一级市场。大生公司就地转化利润的实质是本地资源的资本化，其收入完全回到本地，形成在地资源资本化模式，这是中国企业家首创的社会企业经营经验。张謇也因此实现利润就地转化带来的可持续性发展。他创办的教育、医疗、福利和公益事业，所有这些不外乎都是企业获得在地化综合性收益的表达。
社会企业的主要特点是支持并投入在地的社会文化的综合建设，而这种在地综合建设与大生公司长期发展相辅相成。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教育—实业—公益”三位一体的村落主义推动近代化社区的建设，优化投资经营环境;第二，贫困地方原本成本极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就地实现资本化;第三，通过小农分散耕织与企业相对集约来扩大产业整体规模，形成“垦牧租佃+厂纱户织”;第四，多元化形成的产业链条和本地市场网络体系有效节约交易费用，在这种情况下能做到一般均衡;第五，实业导向的多层次教育促进人力资源就地转化为企业人力资源。
其后是“转”。当产业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意味着风险的规模化，每一分资本带来一分风险，资本的每一份积累都带来等量的风险集中，风险爆发时就要看有没有抗御、消化风险的能力。内部风险尚可通过加大内部调整力度来化解，而外部输入风险则很难抗拒。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得到中国3亿两白银赔款，其中一部分就用于产业发展;而用于产业发展的资金又有一部分直接用于日資产业在中国东部、华北地区的扩张。依靠国家扶持的日本纱厂对中国纱厂形成巨大压力。同时，一战后西方再次向中国倾销商品，纺织行业资本开始深化、升级，同行业竞争加剧，造成各种成本上升。最后，随着东北市场被地方军阀割据，并最终为日本所占领，加上直奉战争等动乱的影响，内外压力共同造成行业危机——对于集聚资本能力相对较弱的一般轻纺产业而言，外部环境变化和国内多种因素影响，最终导致竞争加剧，产业衰败。
最后是“合”。虽然张謇是在国内外竞争恶化的时候去世，但是他去世的同时，整个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已经发展起来。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有一千多个单位参与乡村建设，乡建演变成全国性的社会事业。很多乡建前辈做的事情都起于这一时期。其中，张謇在南通培养的费氏家族出了因研究乡村、从事乡建而著名的费达生和费孝通。黄炎培等后续的先贤，都纷纷继承张謇遗志开展乡村建设，终于在民国时期形成蓬勃兴起的乡建局面。这都是拜张謇1894—1895年起步的南通乡建实验所赐。
从作为社会企业家的张謇的“起承转合”中，我们可以吸收什么样的经验看待今天民营企业的发展？
张謇的企业经历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是，应该把当代民营企业所遭遇的困境和现在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不是简单将其视作与国有企业的矛盾。当前中国民营企业所遭遇的困境，应该说和张謇的大生集团在20世纪20年代所遭遇的困境有很大的相似性，即企业在某一个领域进一步扩张之后所遭遇到的内外环境的根本性改变所致。
张謇研究的另一层现实价值，在于帮助我们理解新时代转型期的社会企业改革，国企和民企都应该在生态文明战略下走向社会企业。
张謇的抉择与传统中国社会的清流文化息息相关。清末民初的企业家有一个共同特点：救国的同时要救民。现代企业是建立一套所谓的现代公司制，但是张謇提出的公司制度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定义公司的。无论是对公司还是大生的定义，他都是要延续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眼中的张謇的伟大，正在于此。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