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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中国的误读从何而来？西方思想家经常用一种“理想类型”或者“两分法”来看待东西方的制度差别，即用两个对立的概念来构建自己的理论。在这种思维下，西方很自然地把自己视为民主，把中国看成专制。他们把自己看成白的，所以别人就是黑的了。
西方为何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经济发展之路有那么多误读和偏见？在中国崛起以来，这样的感受越来越深。尤其是过去一年，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到中国的一些内部治理事务，再到中美之间的各种摩擦，西方世界所展示的偏见和恶意之多让人惊愕。日前，著名政治学者郑永年详细阐析了他眼中西方对中国的那些误读。
他们把自己看成白的，所以别人就是黑的了
西方对中国的误读从何而来？郑永年表示，如果说西方早期对中国的偏见来自信息缺乏，那么近代以来所产生的偏见则与西方思想家看待中国的方法论有关。他们经常用一种“理想类型”或者“两分法”来看待东西方的制度差别，如民主和专制等，即用两个对立的概念来构建自己的理论。在这种思维下，西方很自然地把自己视为民主，把中国看成专制。他们把自己看成白的，所以别人就是黑的了。然而，在现实中，绝对的民主和专制都不存在。中国有“阴阳”概念，但阴阳不是两个极端，我们更讲究中庸、平衡。
西方的一种主流观点是，中国的制度长期停滞，缺乏自我进化，即只有王朝兴衰的循环，而不具备进化的历史，这实际上是把文明的延续性错当成没有变化。西方自身经历了古希腊文明到罗马文明，从宗教黑暗时代到近代文明，每一次变化都是断裂式的。
郑永年指出，中国在经济上是“国家资本主义”（意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的作用不断增强），也是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的一种误读。我详细考察了中国从汉朝到现在的经济体系之后发现，中国的经济体系一直包含三层资本和与之相应的三层市场：
顶层是国有资本和市场。在西方近代以来的经济体制中，国家常被认为是与经济相分离的，政府和经济并不那么相关。而在中国文明中，从一开始就认为国家和经济不可分割，政府是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角色，经济管理是政府的内在责任。这体现在国家对盐、铁等某些行业的垄断和提供包括水利设施等大规模基础设施方面。
中间层是国家-私营部门合作的经济形式。比如，国家允许和鼓励私营部门参加由国家发起的经济活动，近代史上的“官督商办”也属于这一类型。到今天，中国的一些超大型私企或者“混改型”企业都属于这个范畴。
底层是庞大的、以中小和微型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其增长通过自由贸易和劳动分工体系实现，和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提倡的市场没有多少区别。
中国会变成一个完全西方式的经济体吗
那么，中国会变成一个完全西方式的经济体吗？郑永年对此给出了否定答案。他表示，未来，中国不会变成当前英美完全由资本主导的体制。这不仅仅是由于东亚的独特历史，更是因为我们的混合型经济体制能产生更好的治理效能。
混合型经济体制有助于避免资本主导社会中周期性爆发的危机，实现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美国企业在过去40年的“超级全球化”时代获利很多，但没有实现可持续的社会稳定，因为财富和社会分化实在太大了。我们在过去40年里实现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和混合型经济体制有关。我们不仅创造了大量财富，更使8亿多人口脱离贫穷。这是市场和政府合作的产物。
事实上，西方社会自身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西方发展最辉煌的年代恰恰不是现在，而是二战结束后“政府广泛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时代。随着战后福利社会的扩张，美国的中产阶级扩大到人口的70%。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效率虽然提高，但中产阶级比例却滑落至50%。中产阶级的快速萎缩，是今天美国社会民粹主义崛起的社会基础。
所以，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经济上，资本、社会和政府应处于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政治上，最好是民主和集权相结合。
中国应对疫情体现哪些治理特点
中国应对此次疫情体现哪些治理特点？郑永年认为，近代以来，所有社会都是依靠权力组织起来的，只不过有的用政治權力来组织。中国社会的主体是政党的权力，而美国等很多国家的政治权力是被政治大家族所把持，这些政治家族背后是资本。就集权而言，西方民主社会也有集权的存在，如美国总统拥有巨大的权力。
郑永年指出，西方很多人抹黑中国压制社会组织，但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有很多工作是社会组织做的，还有很多企业家发挥了作用。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区别在于，在西方，政府与社会各行其是，有时甚至是对立关系。而在中国，政府与社会是一种协调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也是一种有效率的协调关系。归根到底，这还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如果西方不能跳出用自己的一套标准来看中国的思维模式，那么将很难真正理解中国。
郑永年表示，从这次疫情和美国大选后的乱象来看，美国已面临很明显的治理危机。在经济方面，最明显的是社会贫富差距急剧加大，已然变成“富豪社会”;在政治方面，以前人们认为“一人一票”是近代自由主义（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的理想形式，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政治，保障了其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制度确实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里程碑。
然而，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说“一人一票的民主是福利拍卖会”，即谁出价高，票就投给谁。这就点明了问题的关键——没有任何机制来保证每一个人的票投给自己认可的人。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调整经济结构。比如，美国不会发展出像中国一样的国有部门，政府需要和资本间建立更均衡的关系，这是一个大趋势。不然，只会让美国更分裂。
（《环球时报》）
西方为何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经济发展之路有那么多误读和偏见？在中国崛起以来，这样的感受越来越深。尤其是过去一年，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到中国的一些内部治理事务，再到中美之间的各种摩擦，西方世界所展示的偏见和恶意之多让人惊愕。日前，著名政治学者郑永年详细阐析了他眼中西方对中国的那些误读。
他们把自己看成白的，所以别人就是黑的了
西方对中国的误读从何而来？郑永年表示，如果说西方早期对中国的偏见来自信息缺乏，那么近代以来所产生的偏见则与西方思想家看待中国的方法论有关。他们经常用一种“理想类型”或者“两分法”来看待东西方的制度差别，如民主和专制等，即用两个对立的概念来构建自己的理论。在这种思维下，西方很自然地把自己视为民主，把中国看成专制。他们把自己看成白的，所以别人就是黑的了。然而，在现实中，绝对的民主和专制都不存在。中国有“阴阳”概念，但阴阳不是两个极端，我们更讲究中庸、平衡。
西方的一种主流观点是，中国的制度长期停滞，缺乏自我进化，即只有王朝兴衰的循环，而不具备进化的历史，这实际上是把文明的延续性错当成没有变化。西方自身经历了古希腊文明到罗马文明，从宗教黑暗时代到近代文明，每一次变化都是断裂式的。
郑永年指出，中国在经济上是“国家资本主义”（意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的作用不断增强），也是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的一种误读。我详细考察了中国从汉朝到现在的经济体系之后发现，中国的经济体系一直包含三层资本和与之相应的三层市场：
顶层是国有资本和市场。在西方近代以来的经济体制中，国家常被认为是与经济相分离的，政府和经济并不那么相关。而在中国文明中，从一开始就认为国家和经济不可分割，政府是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角色，经济管理是政府的内在责任。这体现在国家对盐、铁等某些行业的垄断和提供包括水利设施等大规模基础设施方面。
中间层是国家-私营部门合作的经济形式。比如，国家允许和鼓励私营部门参加由国家发起的经济活动，近代史上的“官督商办”也属于这一类型。到今天，中国的一些超大型私企或者“混改型”企业都属于这个范畴。
底层是庞大的、以中小和微型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其增长通过自由贸易和劳动分工体系实现，和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提倡的市场没有多少区别。
中国会变成一个完全西方式的经济体吗
那么，中国会变成一个完全西方式的经济体吗？郑永年对此给出了否定答案。他表示，未来，中国不会变成当前英美完全由资本主导的体制。这不仅仅是由于东亚的独特历史，更是因为我们的混合型经济体制能产生更好的治理效能。
混合型经济体制有助于避免资本主导社会中周期性爆发的危机，实现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美国企业在过去40年的“超级全球化”时代获利很多，但没有实现可持续的社会稳定，因为财富和社会分化实在太大了。我们在过去40年里实现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和混合型经济体制有关。我们不仅创造了大量财富，更使8亿多人口脱离贫穷。这是市场和政府合作的产物。
事实上，西方社会自身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西方发展最辉煌的年代恰恰不是现在，而是二战结束后“政府广泛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时代。随着战后福利社会的扩张，美国的中产阶级扩大到人口的70%。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效率虽然提高，但中产阶级比例却滑落至50%。中产阶级的快速萎缩，是今天美国社会民粹主义崛起的社会基础。
所以，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经济上，资本、社会和政府应处于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政治上，最好是民主和集权相结合。
中国应对疫情体现哪些治理特点
中国应对此次疫情体现哪些治理特点？郑永年认为，近代以来，所有社会都是依靠权力组织起来的，只不过有的用政治權力来组织。中国社会的主体是政党的权力，而美国等很多国家的政治权力是被政治大家族所把持，这些政治家族背后是资本。就集权而言，西方民主社会也有集权的存在，如美国总统拥有巨大的权力。
郑永年指出，西方很多人抹黑中国压制社会组织，但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有很多工作是社会组织做的，还有很多企业家发挥了作用。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区别在于，在西方，政府与社会各行其是，有时甚至是对立关系。而在中国，政府与社会是一种协调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也是一种有效率的协调关系。归根到底，这还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如果西方不能跳出用自己的一套标准来看中国的思维模式，那么将很难真正理解中国。
郑永年表示，从这次疫情和美国大选后的乱象来看，美国已面临很明显的治理危机。在经济方面，最明显的是社会贫富差距急剧加大，已然变成“富豪社会”;在政治方面，以前人们认为“一人一票”是近代自由主义（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的理想形式，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政治，保障了其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制度确实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里程碑。
然而，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说“一人一票的民主是福利拍卖会”，即谁出价高，票就投给谁。这就点明了问题的关键——没有任何机制来保证每一个人的票投给自己认可的人。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调整经济结构。比如，美国不会发展出像中国一样的国有部门，政府需要和资本间建立更均衡的关系，这是一个大趋势。不然，只会让美国更分裂。
（《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