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统一，政局的稳定
　　宋代统一全国,结束了五代时动荡不安的政局，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对南北经济的恢复、交流和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推动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对中华民族发展和中国历史有着重大意义。也为宋代道教典籍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条件。
　　宋代官府曾经六次组织人员搜访道经，纂修成《道藏》，每次所修《道藏》内道经书目较前次都有很大提高。至政和六年修成《万寿道藏》，包含道经多达5481卷，比北宋初多出1744卷，增加了46.7%。如果没有稳定的政局，这是很难做到的。
　　文化的发展，出版技术的进步
　　高度发达的宋代文化为道教典籍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宋代“三教合一”是儒释道三教发展的基本趋势。正如《宋史》所说：“礼之中庸，伯阳之自然，释氏之无为，共为一家”在三教融合的潮流下影响，道教从儒学、佛教中汲取营养，教理、教义、思想体系都日臻成熟和完善，形成了以内丹为主要内容和特点的道教理论体系。
　　北宋时期道教的的思想理论发生了转型：“道教思想最突出的转变主要表现在由注重本体论、重玄学、心性论的探讨而转向了内丹心性学。内丹心性学在唐末五代兴盛，其影响力逐渐超过了外丹，在宋代以后成为道教思想与实践的主流。”而这种转变正是在三教融合的大背景下，受到儒、释的影响而产生的。
　　道教学者还将儒家的纲常名教纳入道的范围，如陈景元说：“仁义礼智，皆道之用，用则谓之可道。”他还强调封建等级制度、仁义道德的重要性，“名分既立，尊卑是陈，不可越于上下。行仁义者, 可至于盛德，故谓之有志。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之体，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一既分矣，五事彰而迹状著，故随世而施设也。”在其《庄子注》中同样也有对这种儒家思想的肯定：“上仁与德同，以含容为本；上义与道同，以通理为原；处中和而不淫者，乐也；整容貌而中节者，礼也。礼以应物，乐以正性。君子百官以仁义礼乐治天下，熏然慈和， 惠及万物，立法以定职分，授名以表性行，观操以验才能，稽考以决黜陟，皆有术数存焉。”这些都体现了儒学对道教学说的影响。
　　北宋代道教除了借鉴儒学，它还从佛教禅宗那里汲取了不少有益成分。如道教的内丹学说就具有强烈的融佛色彩，正如陈兵先生所说：“道教内丹家从吕岩、陈抟起, 便开始融摄禅宗, 至北宋张伯端, 更由道归禅, 禅与内丹双融, 倡导三教归一, 把道教内丹学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
　　总之，北宋“三教合一”的文化环境为道教自身的教理、教义的发展，为道教典籍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印刷技术的进步使道教典籍在短时间内大量复制成为可能，推动了道教典籍的传播。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期，雕版印刷术发明后， 历经唐、五代的发展，至宋已经相当成熟。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欧阳修在《论雕印文字劄子》写道：“臣伏见朝廷累有指挥，禁止雕印文字，非不严切，而近日雕版尤多，盖为不曾条约书铺贩卖之人。臣窃见京师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议论时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让官表，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详其语言，不可流布。”这篇奏折可以看出，当时雕版印刷已经相当普及，而且流通环节非常通畅。
　　官方的崇道政策
　　北宋是继唐代之后道教发展的有一个鼎盛时期，北宋历朝统治者对道教扶持的政策。太祖赵匡胤还是后周大臣时就于道士陈抟交往甚密。北宋建立之后颁布法令，采取修复道观、选拔道官、断禁恶习、禁止私度道冠、奖优汏劣都措施，促使道教规范、有序的发展。
　　宋真宗出于政治目的，对道教推崇备至，并生造了一个赵玄朗作为其始祖，又有所谓天书下降，称有神人告诉真宗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并因此改元大中祥符。并遣使往四方营建宫观，塑造神像，上神仙尊号，设蘸奉神等，频繁进行崇道活动。此外，命人校《道藏》旧录，赐名《宝文统录》，加强了对道书的收集、整理。
　　宋徽宗即位后更是竭力推崇道教，使北宋的崇道达到第二个高潮。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他通过设立道学制度，提倡学习道经，增置道官、道阶和道职等措施来提高道士的社会地位，使道教势力有较大发展。徽宗托称“天神下降”而复兴道教，道士林灵素遂迎合旨意，称徽宗乃长生大帝君下降于世，为道教之主。在徽宗授意下，道录院正式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徽宗任用茅山道士刘混康，赐以“葆真观妙先生”之号，又多次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进京，赐号“虚靖先生”。特别受其宠爱的道士是林灵素，赐号“通真达灵先生”，令其删定道史、经篆等，并拜其为师，道教亦因此而显贵。徽宗还大兴宫观，亲自注解《道德经》，并下诏刊刻了《万寿道藏》。
　　官方的崇道政策对道教典籍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倘若没有官方雄厚的人力、物力支持，《万寿道藏》刊刻是很难完成的。
　　总之，稳定的政局、良好的文化氛围、雕版印刷术的成熟和官方的崇道政策，都为北宋道教典籍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