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学毕业于上海华东师大附中，后来被保送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是季羡林教授。当时党和国家急需这方面人才。其实我高中擅长数理化，不喜欢外文，觉得英文是美帝国主义的语言，没有用，只是为了升学而学习，成绩还可以，但完全没兴趣。因为是组织推荐去北京大学东语系，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

不情不愿学日语

　　当时北大东语系有日本语、蒙古语、越南语、朝鲜语、印地语（又称北印度语，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缅甸语、阿拉伯语等9种语言。那时，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了中国，中印关系很好，我就报了印地语。可在印地语专业才上了一天课，党组织就找我谈话，第一句话是：你不要学印地语了，改学日本语吧。
　　我很震惊，我说我绝对不能学日本语，我是日本侵略的受害者啊！我父亲在南京的砖瓦厂当卡车司机，死于南京大屠杀，母亲是苏北的农民，也死于日军刀下，我那时还不到5岁。
　　总支书记和副书记做我的思想工作，我回答说：“我什么都可以听党的话，就是不能学日语！来东语系，不学数理化，我听党的。但是这事，总得尊重我的选择吧！”我想通过诉苦改变领导的决定，但是没有用。原来，当年每个专业要配一个党员做团支书，印地语专业已经有一个了，日语专业正好缺一个。书记最后使出杀手锏，说你是共产党员，应该服从组织决定。我没办法，只好点头踏进日语专业。
　　一开始我对学日语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国仇家恨在心，怎么学得进去呢？后来真正的转折，是听了当时57岁的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大学的5分钟演讲。

　　那时周总理陪同缅甸总理乌努来做一个关于佛教如何改变缅甸的演讲。乌努最后说：“我敬爱的朋友周恩来先生，他不相信佛教，而相信从遥远欧洲传来的一个主义，但是我不怪我的朋友。他不是对佛教有成见，而是他没有切身体会到佛教的伟大。如果周恩来先生能在缅甸生活一年半载，一定会像我一样成为虔诚的佛教徒。”
　　其实，听周总理讲话才是我们台下400多名师生代表的目的。我们高喊“欢迎周总理讲话！”他实在推辞不过，就讲了5分钟。那5分钟演讲的内容我终身不忘。周总理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不仅要在中国贯彻，而且将来在世界上与各国的交流中，我们也要贯彻。有些错误的意见也可以发表。有些国家攻击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完全是说谎，今天乌努先生不就讲得很好嘛！至于乌努先生希望我成为一个佛教徒的美好预言，恐怕永远不能实现了，我遗憾地告诉你，因为30年前我经过严格的比较和选择，我挑选了从欧洲传来的主义，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的问题、解决中国的问题。
　　我当时深深地被周总理的智慧和风度所折服。这让我暗暗下决心，既然答应组织上学习日语，将来要当日语翻译，我一定要站在周总理身边，为他做翻译。
　　从此在北大我开始了一千多个日夜的苦学，学到几乎神经衰弱。颐和园、圆明园遗址离北大就一点路程，同学们都去玩，我从来没去过。但我人生中最满意的事就是没有浪费在北大的学习时光，所有的周末都在图书馆里学习。

　　我还懂得了一个道理：我这样学语言，是半途出家，19岁才从字母学起，要成为一流的翻译，很难很难。语言要从小开始，我没有这个条件，所以一定要用后天的努力弥补先天不足。这个理想鼓舞着我。
　　1958年毕业时，我的18门必修课成绩都是满分5分。毕业时季羡林教授握着我的手说：小周，你替北大东语系争光了，1946年创立以来你是第一个全优生，希望你到外交部以后继续加油。

组织上的特殊培养

　　1961年，外交部确定了18名甲级翻译，其中只有一个日语翻译，就是我。甲级翻译就是在政治上和专业上都通过审查，才可以给国家领导人当翻译。
　　但即便我那样努力学习，还是感到语言上的先天不足難以补足。直到现在我还有这种感觉——我已经80多岁了，还是常常感觉日语不到家。比如最近我在想，“指示”和“批示”，在日语中应该怎样翻译出差别来？仍然需要学习。
　　后来之所以能在翻译上做出一点小小成绩，除了北大苦读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组织上的特殊培养。
　　当时中国对日外交和对其他国家不一样。因为长时间与日本没有外交关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人很少，对日工作一直是周总理直接领导，主要工作是外办常务副主任廖承志负责。廖承志生在日本长在日本，是中国当时头号日本专家。廖承志下面有4位中层干部，叫“四大金刚”，处一级的叫“十八罗汉”，而我就是小和尚。
　　廖承志常常带着我，他是特别好的领导。其实外交部4个日语翻译中，两位大姐、一位大哥的水平都高于我，我到现在也承认。但我的长处是精神饱满、喜欢学习、不怕批评。他们培养我，但凡3位主要翻译在场，我可以作为见习翻译跟在身边，这是最好的学习。
　　不久后我成为正式翻译，心里还有点慌，但廖承志和另外3位大哥大姐都鼓励我。我翻译得好，廖承志会摸摸我的头——那时我的头发还很茂盛——把我的头发弄得乱七八糟。我翻译错了，他会发出英明指示。
　　有一次，日本各界名人组织民间代表团访问北京，在1000多人的政协礼堂作报告。请他们讲日本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这个难不倒我。最后一个发言的，是京都的一位91岁的老和尚，佛教界权威。我事先问他，为了翻译的质量，您能不能先告诉我您发言的内容？他说，周君，凭你的日语，毫无问题，放心。 　　结果老和尚一讲我就懵了，他大段引用佛经，我只能听懂30%的词汇，世界啊和平啊亚洲啊，其他的无论如何翻译不出来。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出洋相，我都要哭了。正好廖承志是会议主持人，坐在我后面，发现了我的异样。我问他怎么办，他发出了英明指示：“他胡说，你胡翻。”
　　六个字。只有懂得日语又爱护部下的领导才会发出这样的指示，他不想让一个年轻的翻译为难。这是难以想象的宽容。
　　于是我就按照自己的理解，說了一通世界和平、中日友好之类的话，听众竟然热烈鼓掌。结果老先生兴致很高，每人20分钟的发言，他讲了40分钟。
　　下来以后廖承志一句话也没批评我。我问他，您听懂多少？他说我懂一半。我就知道有差距了，我只懂30%。他又摸摸我的脑袋：“小周，你将来会成为出色的翻译，不仅有翻译的本事，还有胡编的本事！”

第一次给总理当翻译就干了糊涂事

　　给周总理当翻译就不能胡编了，一个字都不能胡编。外面盛传周总理懂几国语言，其实不很准确，他主要是懂3门外语：懂一些日文，因为19岁那年到日本去留学，待了一年多;留法4年，懂法语;中学在南开学的是英文，所以有英文基础。
　　第一次给总理当翻译的宝贵机会终于来了，不过我却犯了错误。
　　那天我正好满25岁，总理还不认识我。日本的一位自民党的老政治家来北京访问，谈中日民间关系的改善。
　　周总理说，明天陪日本政治家去北京郊区密云水库，看看中国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安排的是乘一段小火车，从北京车站到密云水库。他对接待班子讲：明天请客人先上小火车，我一到，火车马上发动。总理日理万机，这样能节省时间。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马上发动”是多么精确的概念。

　　第二天，4位随行的日本记者先上了火车，看周总理还没到，就想四处转转。当时的北京火车站是为了纪念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新建的，他们想拍照。我拦住他们，他们说就在附近不会走远，我只好在车上等着。
　　周总理乘坐的轿车“呼”地到了，直接停在火车车厢门口，跨两步就上了火车，火车“呜”地就发动了。我吓了一跳，第一次见这种场面，原来“马上发动”是这样分秒不差啊！而那4位来自日本三大报纸和NHK的记者只能在车厢外面拼命喊，但火车已经开走了。
　　周总理走进会议室，发现记者不见了，就问是谁负责的。我后悔得不得了，只好认错，说我没想到您从汽车上下来走两步就上了火车啊。还好周总理很宽容，他说：“小同志，你没有经验，下次可不能再这样了啊。”
　　我想，我心心念念要为周总理当翻译，结果第一次就干了这种糊涂事。

因知识储备而被周总理记住

　　后来，我自己总结，是因为两次偶然的机会我才受到周总理的重视，并愿意用我当翻译。这两次，不是因为语言，而是知识。
　　因为对日工作的特殊性，周总理经常召集廖承志和“十八罗汉”“四大金刚”开讨论会，对其他国家的外交事务是没有这种体制的。我旁听他们的讨论。有一次研究日本大选，当时日本五个政党——自民党、社会党、公民党、共产党，再加上社民党，每个党派的参选情况都要讨论。
　　周总理说，今天只有一个半小时，是不是请哪位同志先把这次选举的情况总体介绍一下，各个党得票多少，占多少比例，比上一次增加、减少多少，先讲个15分钟。然后我们再讨论。
　　“十八罗汉”“四大金刚”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那怎么办呢？总得有人出来系统讲一下，这不能来虚的，要讲很多数字。我看没人讲，就站起来说：“总理，我讲可以吗？”
　　周总理说：“当然可以，小同志。”他叫我小同志。我就看着表，用15分钟把这个比较复杂的情况，像背书一样背出来，一个数字都不差，各个党当席的议席数、代票数、主要特征等。总理就表扬我：“小同志，你不错嘛。”
　　还有一次，那是中苏关系陷入僵局的时候，周总理急匆匆来开会，进门就发脾气，说你们注意到没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相当于我们的副总理）到东京去参加苏联商品展览会的开幕仪式，一下飞机就在记者招待会上大骂中国！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赶快通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指名道姓地写批判文章。明天就见报！”
　　周总理坐下来，气稍微消一点了，说，哎呀，这小子叫什么名字？这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叫什么名字？一时想不起来了，谁想得起来？没有人回答。于是，我对总理说，叫瓦西里·诺维科夫！他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刚过40岁，就当上了部长会议副主席，负责对外贸易。总理说：“又是你啊！”
　　就是这样两件事，让周总理记住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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