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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比较视域；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创新
摘 要： 通过对比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遭遇和在中国勃兴的历程，揭示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民族国家的迥异命运，认为导致这种差异的决定性因素在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现程度以及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创新能力。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0)060638 05
Comparison between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and InnovationExperience of Marxism in United States and Rise in China
YAO Hongzhi, SU Haizhou(1. Research Center of Marxist,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2. Institute of MarxismLeninism,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Institute, Beijing 100872, China)
Key wor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Marxism; localization; innovation
Abstract: By comparing the experience of Marx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lourishing in China’s history, reveal the different fates of Marxism in different countries because the decisive factor in this difference is the degree of realization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and Marxist’s own innovation ability.
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在托克维尔推崇备至的“民主繁荣地”——美国，“曾经为马克思主义所吸引的几乎整个严肃的知识分子集团都在1940年左右脱离了共产党”［1］。丹尼尔•贝尔将这一趋势归咎于斯大林主义在西方的人心丧失。其实这种概括有失偏颇。作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主义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衰退恐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共产主义政治失信”。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国际关系看，主要原因在于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资本主义制度在工业化中后期的自我拯救，以及“共产主义试验田”中工人阶级地位的下降和新官僚阶级与阶层的产生。时隔半个世纪之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崩瓦解，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不战而胜”和批评攻讦的“口实”。一些西方人士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失效，过往对立的历史业已终结，唯有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精神仍在巩固和延续。
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爬梳后发现，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再到毛泽东、邓小平，由于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适应时代的阐释和解读，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生命力，对社会实践发挥了切实有效的指导作用。社会理论获取时代适应性能力主要取决于两方面：一是理论指导社会实践的结合程度，二是理论创新的空间与力度。马克思主义既然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那么自然具有这两方面的素质。本文通过对比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遭遇和在中国勃兴的历程，揭示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民族国家的迥异命运，认为导致这种差异的决定性因素在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现程度以及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创新能力。
一、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与异化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引入，美国与中国各自处于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19世纪中期，欧洲工人阶级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产生了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这股冲击波也深深地扩展到大西洋彼岸。从1850年代开始，魏德迈等人就在美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并相继组建了以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为宗旨的工人组织。1920年代初，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全美成立了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研究和传播。但也差不多从此时起，由于资产阶级强大的意识形态压力和当局的政治迫害，加上党内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侵扰，马克思主义不断遭到反对势力的挑战和质疑。特别是1940年代之后，伴随着麦卡锡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清算，到196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美国最终弱化为多元化思想理论之一而局部存在。此后，美国本土陆续出现了一些所谓“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它们绝大部分都由以前的左派领军人物担纲。
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比美国晚半个多世纪。1920年代前后，马克思主义经过西欧、日本、俄国三条途径传入中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自觉地传播、接受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同时以之作为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由此发端并不断推进。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90年的思想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21年至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理论成果；从1957年至1978年，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遭到重大挫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一波三折；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实现了又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理论成果。
从整个历史过程看，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失败和在中国的胜利——这两种不同的结果，既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也有迥异的社会前提。比较马克思主义引进的动力源，在当时民主与自由思想狂飙突进的资本主义美国与腐朽没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传播基本上都发端于先进的知识分子，并在思想界扩散和生长。但是，美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并没有深入地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革命实践，而仅仅局限于社会理论领域。虽然美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其章程和纲领中表述了“必须以暴力革命来摧毁资本主义国家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武装起义是推翻资本主义的唯一途径”［2］等观点，但是从1930年代中后期开始，党内不少知识分子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否认国际两大政治体系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否认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取消和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等等。1938年5月，美共总书记白劳德甚至在美共十大上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原则的充分的、完全的、一贯的运用，“就自然会而且必然会达到共产党的全面纲领，达到美国的社会主义改组，达到美国经济的共有共营，为全体利益服务”。与此截然对比的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初期把马克思主义拿来的时候，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和信仰不仅来自于理论本身的逻辑和思辨力量，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效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正如李大钊1919年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所指出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3］毛泽东也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4］
从社会革命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前提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革命的阶级基础要比美国更坚实和牢固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虽然美国共产主义者曾一度占据了全美20%工会的领导权，但经历第二次工业化浪潮后，美国的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巨大的技术进步掩盖了无产阶级的不幸和苦难。美国的工人运动最终蜕变成“工联主义意识形态占据支配地位的劳工代表运动”［5］。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产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和剥削，“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6］。除极少数工贼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因而没有产生美国式社会改良主义的阶级基础。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吸引力及其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于是着手组建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深入灌输到社会底层和普通大众，并成为他们认识社会不平等和进行革命的理论工具。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的逐步结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想开始在中国付诸实施，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最终获得了成功。
“共产主义之花”之所以在美国枯萎凋零，还在于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异化。美国的政党制度制约了工人组织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仅仅以工团组织的形式存在。美国资本主义所体现的发展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使得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述碰上了现实难题，客观上促使美国共产主义者进行反思。但是，这种反思并不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继承的基础上，相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质疑，力图去创设一些新的理论以改造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若干结论。这种做法无疑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科学性，也误解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性与时代发展相联系的特征。196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开始被异化，只是作为“自由国度”的多元思想之一而存在。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科学性一直被推崇备至。1980年代以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更多的是受到如何确立和维护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困扰，甚至出现了“修正主义”与“反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域论争。1980年代以后，苏联与中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各自不同的阐述与解读。戈尔巴乔夫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等所谓马克思主义“新思维”的指导下将苏联引向覆灭，改革变成了彻底的“改向”，在苏联飘扬了70多年的社会主义红旗轰然落地。而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创造，成功地实践着马克思主义的理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并对之进行了创新。这种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阐释，使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结合得更为紧密。
二、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继承与发展创新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预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历史过程，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以及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但是，马克思不是万能的预言家，他无法一一预见人类发展进程中的所有问题并给出具体的现成答案，真正具有指导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所建立的理论原则和立场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继承，主要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对其具体论述进行符合时代特征的创新性解读和理解，“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7］，而不是对马克思著作和论证不加分析地全盘照抄照搬。
毛泽东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是因为他充分认识到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的差距，进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思路。但是，在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正统继承与发展创新之间的确存在着何谓正统性标准的纷争。王明曾讥讽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为“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以此证明他对马克思主义正统继承的权威地位。毛泽东则对之进行了有力地回击，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8］“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中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9］强调脱离实践的理论教条定会有损于中国革命。随后中国革命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点。同样，1960年代以后，中共在国际和国内开展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正统权威地位的体认和维护。而问题在于，当毛泽东晚年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既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但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或许正是毛泽东晚年的悲剧所在。
从社会理论发展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对其进行发展创新，既是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更是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实践的需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往往在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眼中不具有正统性，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研究往往囿于纯学术领域，更重要的在于理论思辨与马克思主义本质——革命性、实践性纲领相背离。如果这种观念不能得到意识形态上的解决，那么，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永远不能对当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警示性或者指导性作用，终究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尽管我们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反思是很有意义的。
理论创新来自于两种动力，一种是外在的，一种是内在的。外在的表现为被动的应付，内在的表现为主动的迎接。外在的创新动力是指马克思主义者为了维护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受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的压力做出的适应性解释；而内在的创新动力是指马克思主义者主动地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符合时代发展的创造性解释。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这两种阐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已经发挥过并仍在发挥着作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创新无疑属于后者。例如，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社会主义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冲击和挑战的结果，是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贡献之一。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创造性的阐释就是：它从根本上验证了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不可逾越”的结论。因为马克思设想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前提是经历了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制度形态的变革和革命，并不能回避社会物质基础和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客观需要。因此，对于中国思想理论界而言，如何适应时代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的阐释，而不是先前的被动适应性阐释，理应成为今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主流方向。
三、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本土化”虽然是一个泛地域概念，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俄国化、马克思主义古巴化等，但更多的需要考虑国家和社会的文化背景与政治因素。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点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认识中并不一致，这往往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倾向。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中，各民族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及其领导人的思想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实践的结果看，目前执掌国家权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基本上都在严格意义上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理论与实践。通过共产党领袖人物权威地位的确立，以及行之有效的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影响，最后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深深植入全社会的思想基础之中。
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兴起与传播，并未真正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美国化的进程。甚至于1930年代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兴盛时期，美国思想界依旧是围绕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开展大论战，只是罗斯福新政前的资本主义经济滞胀使得马克思主义获得更多的事实支持。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来到美国，更多地是经历了一个理论多元化时期，这个时期基本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工人运动割裂开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只是其多元主义价值观、多元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支流。从“新马克思主义”的称谓便可看出，这些思想流派已经不再属于马克思所倡导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如果一定要贴上一个“本土化”的标签，那么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实现的本土化仅是思想领域的本土化，并且充其量也只能是思想理论型的本土化。这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本不能相提并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的本土化不仅是思想理论的本土化，而且是意识形态的本土化，是理论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紧密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正是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本土化方式，最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美国与在中国的不同命运。
列宁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并用以指导俄国革命实践的伟大先驱。他在《国家与革命》的论述中就体现和反映了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思想取向。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光辉典范，是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在俄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十月革命后，列宁又适时地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新经济政策”，并在随后的“政治遗嘱”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构想和纲领，丰富和最后完成了“新经济政策”思想。列宁满怀信心地指出：“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10］列宁这些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理论，不但没有悖谬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反是继承、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具体体现。因为在列宁看来，实现共产主义需要考虑俄国的客观经济条件，“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与列宁一样创造性地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并将之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需要，毛泽东着重研究和阐发的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理论，并卓有成效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而对马克思主义建设理论缺乏系统的中国化分析。19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共产党试图对中国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和建设，结果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正统性与本土化的矛盾。在此过程中，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虽然结合中国的经济社会现实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阐释，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终因各种原因不断遭受挫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大幕刚刚开启就迅速地关闭。只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切合时代的崭新解释，才重新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才有了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姿态、新图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利益主体、就业方式等日益多元化，在此历史场景下，创造性地阐释马克思主义和坚持经过实践验证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已经成为当代中国赋予马克思主义者最艰巨的使命之一。无论从历史经验抑或现实需求来看，进一步推动复杂国际环境和时代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已是世界上所有共产党政权的必然趋势。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或正在不断推进本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在进一步展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所取得的丰功伟绩的同时，也深刻地表明当代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依然不能忽视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的存在，或者说“意识形态并未终结”。
参考文献：
［1］ 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350.
［2］ 帅能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历史与现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247.
［3］ 李大钊全集:第3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306.
［4］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5.
［5］ 施利格•佩尔曼.劳工主义理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110.
［6］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44.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8.
［8］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
［9］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7.
［10］ 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02.
［11］ 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63.
责任编辑：陆广品
摘 要： 通过对比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遭遇和在中国勃兴的历程，揭示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民族国家的迥异命运，认为导致这种差异的决定性因素在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现程度以及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创新能力。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0)060638 05
Comparison between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and InnovationExperience of Marxism in United States and Rise in China
YAO Hongzhi, SU Haizhou(1. Research Center of Marxist,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2. Institute of MarxismLeninism,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Institute, Beijing 100872, China)
Key wor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Marxism; localization; innovation
Abstract: By comparing the experience of Marx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lourishing in China’s history, reveal the different fates of Marxism in different countries because the decisive factor in this difference is the degree of realization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and Marxist’s own innovation ability.
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在托克维尔推崇备至的“民主繁荣地”——美国，“曾经为马克思主义所吸引的几乎整个严肃的知识分子集团都在1940年左右脱离了共产党”［1］。丹尼尔•贝尔将这一趋势归咎于斯大林主义在西方的人心丧失。其实这种概括有失偏颇。作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主义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衰退恐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共产主义政治失信”。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国际关系看，主要原因在于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资本主义制度在工业化中后期的自我拯救，以及“共产主义试验田”中工人阶级地位的下降和新官僚阶级与阶层的产生。时隔半个世纪之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崩瓦解，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不战而胜”和批评攻讦的“口实”。一些西方人士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失效，过往对立的历史业已终结，唯有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精神仍在巩固和延续。
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爬梳后发现，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再到毛泽东、邓小平，由于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适应时代的阐释和解读，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生命力，对社会实践发挥了切实有效的指导作用。社会理论获取时代适应性能力主要取决于两方面：一是理论指导社会实践的结合程度，二是理论创新的空间与力度。马克思主义既然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那么自然具有这两方面的素质。本文通过对比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遭遇和在中国勃兴的历程，揭示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民族国家的迥异命运，认为导致这种差异的决定性因素在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现程度以及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创新能力。
一、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与异化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引入，美国与中国各自处于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19世纪中期，欧洲工人阶级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产生了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这股冲击波也深深地扩展到大西洋彼岸。从1850年代开始，魏德迈等人就在美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并相继组建了以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为宗旨的工人组织。1920年代初，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全美成立了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研究和传播。但也差不多从此时起，由于资产阶级强大的意识形态压力和当局的政治迫害，加上党内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侵扰，马克思主义不断遭到反对势力的挑战和质疑。特别是1940年代之后，伴随着麦卡锡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清算，到196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美国最终弱化为多元化思想理论之一而局部存在。此后，美国本土陆续出现了一些所谓“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它们绝大部分都由以前的左派领军人物担纲。
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比美国晚半个多世纪。1920年代前后，马克思主义经过西欧、日本、俄国三条途径传入中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自觉地传播、接受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同时以之作为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由此发端并不断推进。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90年的思想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21年至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理论成果；从1957年至1978年，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遭到重大挫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一波三折；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实现了又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理论成果。
从整个历史过程看，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失败和在中国的胜利——这两种不同的结果，既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也有迥异的社会前提。比较马克思主义引进的动力源，在当时民主与自由思想狂飙突进的资本主义美国与腐朽没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传播基本上都发端于先进的知识分子，并在思想界扩散和生长。但是，美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并没有深入地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革命实践，而仅仅局限于社会理论领域。虽然美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其章程和纲领中表述了“必须以暴力革命来摧毁资本主义国家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武装起义是推翻资本主义的唯一途径”［2］等观点，但是从1930年代中后期开始，党内不少知识分子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否认国际两大政治体系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否认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取消和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等等。1938年5月，美共总书记白劳德甚至在美共十大上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原则的充分的、完全的、一贯的运用，“就自然会而且必然会达到共产党的全面纲领，达到美国的社会主义改组，达到美国经济的共有共营，为全体利益服务”。与此截然对比的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初期把马克思主义拿来的时候，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和信仰不仅来自于理论本身的逻辑和思辨力量，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效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正如李大钊1919年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所指出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3］毛泽东也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4］
从社会革命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前提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革命的阶级基础要比美国更坚实和牢固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虽然美国共产主义者曾一度占据了全美20%工会的领导权，但经历第二次工业化浪潮后，美国的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巨大的技术进步掩盖了无产阶级的不幸和苦难。美国的工人运动最终蜕变成“工联主义意识形态占据支配地位的劳工代表运动”［5］。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产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和剥削，“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6］。除极少数工贼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因而没有产生美国式社会改良主义的阶级基础。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吸引力及其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于是着手组建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深入灌输到社会底层和普通大众，并成为他们认识社会不平等和进行革命的理论工具。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的逐步结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想开始在中国付诸实施，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最终获得了成功。
“共产主义之花”之所以在美国枯萎凋零，还在于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异化。美国的政党制度制约了工人组织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仅仅以工团组织的形式存在。美国资本主义所体现的发展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使得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述碰上了现实难题，客观上促使美国共产主义者进行反思。但是，这种反思并不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继承的基础上，相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质疑，力图去创设一些新的理论以改造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若干结论。这种做法无疑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科学性，也误解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性与时代发展相联系的特征。196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开始被异化，只是作为“自由国度”的多元思想之一而存在。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科学性一直被推崇备至。1980年代以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更多的是受到如何确立和维护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困扰，甚至出现了“修正主义”与“反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域论争。1980年代以后，苏联与中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各自不同的阐述与解读。戈尔巴乔夫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等所谓马克思主义“新思维”的指导下将苏联引向覆灭，改革变成了彻底的“改向”，在苏联飘扬了70多年的社会主义红旗轰然落地。而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创造，成功地实践着马克思主义的理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并对之进行了创新。这种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阐释，使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结合得更为紧密。
二、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继承与发展创新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预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历史过程，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以及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但是，马克思不是万能的预言家，他无法一一预见人类发展进程中的所有问题并给出具体的现成答案，真正具有指导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所建立的理论原则和立场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继承，主要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对其具体论述进行符合时代特征的创新性解读和理解，“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7］，而不是对马克思著作和论证不加分析地全盘照抄照搬。
毛泽东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是因为他充分认识到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的差距，进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思路。但是，在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正统继承与发展创新之间的确存在着何谓正统性标准的纷争。王明曾讥讽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为“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以此证明他对马克思主义正统继承的权威地位。毛泽东则对之进行了有力地回击，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8］“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中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9］强调脱离实践的理论教条定会有损于中国革命。随后中国革命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点。同样，1960年代以后，中共在国际和国内开展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正统权威地位的体认和维护。而问题在于，当毛泽东晚年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既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但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或许正是毛泽东晚年的悲剧所在。
从社会理论发展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对其进行发展创新，既是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更是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实践的需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往往在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眼中不具有正统性，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研究往往囿于纯学术领域，更重要的在于理论思辨与马克思主义本质——革命性、实践性纲领相背离。如果这种观念不能得到意识形态上的解决，那么，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永远不能对当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警示性或者指导性作用，终究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尽管我们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反思是很有意义的。
理论创新来自于两种动力，一种是外在的，一种是内在的。外在的表现为被动的应付，内在的表现为主动的迎接。外在的创新动力是指马克思主义者为了维护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受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的压力做出的适应性解释；而内在的创新动力是指马克思主义者主动地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符合时代发展的创造性解释。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这两种阐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已经发挥过并仍在发挥着作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创新无疑属于后者。例如，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社会主义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冲击和挑战的结果，是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贡献之一。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创造性的阐释就是：它从根本上验证了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不可逾越”的结论。因为马克思设想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前提是经历了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制度形态的变革和革命，并不能回避社会物质基础和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客观需要。因此，对于中国思想理论界而言，如何适应时代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的阐释，而不是先前的被动适应性阐释，理应成为今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主流方向。
三、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本土化”虽然是一个泛地域概念，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俄国化、马克思主义古巴化等，但更多的需要考虑国家和社会的文化背景与政治因素。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点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认识中并不一致，这往往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倾向。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中，各民族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及其领导人的思想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实践的结果看，目前执掌国家权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基本上都在严格意义上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理论与实践。通过共产党领袖人物权威地位的确立，以及行之有效的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影响，最后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深深植入全社会的思想基础之中。
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兴起与传播，并未真正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美国化的进程。甚至于1930年代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兴盛时期，美国思想界依旧是围绕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开展大论战，只是罗斯福新政前的资本主义经济滞胀使得马克思主义获得更多的事实支持。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来到美国，更多地是经历了一个理论多元化时期，这个时期基本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工人运动割裂开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只是其多元主义价值观、多元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支流。从“新马克思主义”的称谓便可看出，这些思想流派已经不再属于马克思所倡导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如果一定要贴上一个“本土化”的标签，那么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实现的本土化仅是思想领域的本土化，并且充其量也只能是思想理论型的本土化。这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本不能相提并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的本土化不仅是思想理论的本土化，而且是意识形态的本土化，是理论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紧密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正是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本土化方式，最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美国与在中国的不同命运。
列宁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并用以指导俄国革命实践的伟大先驱。他在《国家与革命》的论述中就体现和反映了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思想取向。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光辉典范，是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在俄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十月革命后，列宁又适时地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新经济政策”，并在随后的“政治遗嘱”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构想和纲领，丰富和最后完成了“新经济政策”思想。列宁满怀信心地指出：“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10］列宁这些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理论，不但没有悖谬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反是继承、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具体体现。因为在列宁看来，实现共产主义需要考虑俄国的客观经济条件，“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与列宁一样创造性地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并将之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需要，毛泽东着重研究和阐发的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理论，并卓有成效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而对马克思主义建设理论缺乏系统的中国化分析。19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共产党试图对中国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和建设，结果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正统性与本土化的矛盾。在此过程中，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虽然结合中国的经济社会现实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阐释，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终因各种原因不断遭受挫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大幕刚刚开启就迅速地关闭。只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切合时代的崭新解释，才重新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才有了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姿态、新图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利益主体、就业方式等日益多元化，在此历史场景下，创造性地阐释马克思主义和坚持经过实践验证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已经成为当代中国赋予马克思主义者最艰巨的使命之一。无论从历史经验抑或现实需求来看，进一步推动复杂国际环境和时代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已是世界上所有共产党政权的必然趋势。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或正在不断推进本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在进一步展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所取得的丰功伟绩的同时，也深刻地表明当代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依然不能忽视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的存在，或者说“意识形态并未终结”。
参考文献：
［1］ 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350.
［2］ 帅能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历史与现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247.
［3］ 李大钊全集:第3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306.
［4］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5.
［5］ 施利格•佩尔曼.劳工主义理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110.
［6］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44.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8.
［8］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
［9］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7.
［10］ 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02.
［11］ 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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