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刻录符号出现于8000年前。但是，这些最早的符号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文字。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的文字产生于距今5000年左右。在地球的另一个地方，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考古发现和历史学家认为，希腊字母的出现距今不到3000年，也就是说。希腊文字的出现比中国文字晚了2000年左右。
　　古希腊的文字出现于公元前9世纪左右。古希腊最早的文字作品是《荷马史诗》。那么，在梭伦形成古希腊最早的成文法之前，古希腊社会的管理方式是否有迹可寻呢?《荷马史诗》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答案。在《荷马史诗》中，有很多争论和开会讨论的描述。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争论和讨论就是文字出现之前，古希腊人管理社会的方式，也可以说是原始的“民主”雏形。
　　《荷马史诗》中所描写的“民主”争论并没有名副其实的辩论，与会人物互不论证、互不回答问题。只是发表自己的看法。如果一个会议中有两个重要人物，这两个重要人物有可能会争吵辩论，例如阿加门农和阿基里斯，他们争论之后，也没有表决，最后总是权威者总结发言。形成最终的意见。这种现象也表明，“吵闹的民主”总是容易向独裁过渡。
　　古希腊的民主传统，从形式上说，就是在大众面前说话，以获得听众的支持。这种传统在文字出现以后依然保留，但是，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这就是诡辩和修辞学的出现。这种现象的结果是，所说的内容是否属于真理无关紧要，只要谁说得精彩，谁能够在现场用语言打动听众，谁就获胜。
　　柏拉图在他的一本著作《高尔吉亚》中记载了一个诡辩家的言论：“我肯定地说，多年来，还从来未有人提出过让我吃惊的问题。”这名诡辩家的这个论断很有意思，他是想说没有人能够在辩论中难倒他，但是，那是因为他掌握了真理和所有的知识吗?当然不是，他只掌握了辩论的技巧而已。这种技巧也成为诡辩家赚钱的手段。
　　当柏拉图问他，赖以赚钱的那些诡辩知识究竟是什么，他这样回答：“我的意思是通过演讲在法庭说服法官，在参政院说服参议员，在民众大会及其他由公民参加的会议说服人民，有了这种能力，你就会把医生变成你的奴隶，把体育教师变成你的奴隶……”
　　可见，辩论的技巧是关键，跟真理无关。辩论的技巧甚至可以把他人变成自己的奴隶，辩论技巧成为了一种武器。这也难怪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要反对这种所谓的“民主”。柏拉图之所以主张要办学校，是因为他希望大家先在文化知识和道德修养方面能够有一个平等的共同基础，然后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没有文字的年代，是一个崇尚高谈阔论的年代。之所以要有经常性的辩论和争论，是因为口头的决定不容易固定，甚至容易耍赖，因此，个人的名声和信誉就变得很重要。由于没有文字，发布命令和发表意见都需要当面进行，同时以信誉作为分手之后必须遵照执行的保证。如果只是口头传令，在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之前，就没有所谓信誉的约束。所以每当要做出一个新决定的时候，几乎都要重新“民主”一次，正因为如此，苏格拉底才会说古希腊的民主很“愚蠢”，太缺乏效率，离真理很远。
　　在这种习惯中，能言善辩的人自然占有优势。要想获得言论的优势，就需要耸动的效果。而文字的出现，使得冷静和深思熟虑变得重要，不会像语言那样稍纵即逝，文字可以仔细琢磨，并且铁证如山，无法抵赖。有了文字，才有了真正的理性。
　　欧洲很多主要民族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都没有文字，例如，英语、法语、德语等欧洲主要语言，产生的年代大约只在距今1000多年前左右。虽然这些民族在有自己的文字之前，一般都是用拉丁文，但是，作为与本民族语言脱节的外来文字，拉丁文在这些民族中只有极少数人懂得使用，绝大多数人都处于不识字的文盲状态。当世界很多民族早就有了文字的时候，没有文字的欧洲民族还在用争论、讨论的方式管理社会。
　　文字的出现使得无谓争论和辩论减少，形成法制，社会效率提高。但是，如果运用不当，必要的争论也被压制不见了，文字形成的不可改变的规定，便失去了共同的基础，就容易成为法制的暴政。我们可以看到，古今中外很多独裁都是严酷法制的结果。所以说，文字带来文明的进步，也带来独裁统治的方便。，世上真的没有十全十美、绝对正确的东西。只有这几个要素有机地融合，尤其还要加上道德，社会的整体秩序才能变得真正合理、和谐。
　　
　　编辑　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