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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站着一个默默付出全部的女人。中国近代史上大师级人物梁启超背后的那位女人，梁启超从不曾公开叫过她的名字，即便在给家人或亲朋的信中提及她，他也只称她“王姑娘”或“三姨”。其实她有个好听的名字，而且还是他给她起的——王桂荃。
6岁时，她作为陪嫁，跟随时任京兆公李朝威的掌上明珠李惠仙嫁到梁家。风华正茂、才气纵横的梁启超嫌她的名字王来喜太恶俗，随口改成王桂荃。她虽不明白桂荃和来喜有什么不同，却满心欢喜，因为，她早听说她家姑爷是极有学问的人。她聪明勤快，懂进退，识大体，深得主人欢心。18岁时，在女主人李惠仙的主张下，她和梁启超圆了房。但梁启超是晚清政治名流、著名学者，当年，他和谭嗣同一起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他不能自食其言，因此，连小妾的名分，他都无法给她。但她心甘情愿，无怨无尤，在为他生下七个孩子后，她仍然不曾向他索取她应有的名分。
野百合也有春天，花样年华的她怎么会没有爱情？梁启超温和儒雅、才华横溢、风度翩翩，在她心里，他无异于仰止的高山。她爱他，能陪伴他，为他生儿育女，就是她莫大的幸福。没有所谓的“共同语言”，不能“夫唱妇随”，不能成为他的“闺中良友”，她就把心底里的爱，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诠释。在家中，她不辞辛劳，侍奉他的双亲，照顾他和他的妻子，养育他的儿女。梁启超偶尔心情好，会教她读书识字。她冰雪聪明，很快就能看书读报，甚至写信。
戊戌政变失败后，朝廷大肆捉拿维新党，梁启超只得剪掉辫子，穿上西服，东逃日本。她也跟随他一家人到日本避难，聪慧的她很快就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东京话，凡家务方面、对外联络大都由她操办，她得以接触了大和民族的现代文明，开阔了眼界。梁启超流亡海外十四年，主要靠卖文维持生计，生活相当清苦。李惠仙是千金小姐，又体弱多病，家中大小事务，甚至财务，便全都由她操持掌管。她把一大家人的饮食起居安排得妥妥帖帖，更用慈母的心养育他的孩子们。
有一年，李惠仙生的孩子染上了白喉，她守护在医院里，衣不解带，日夜不离左右，孩子终于转危为安。而其实她自己的亲生女儿也患白喉，正挣扎在死亡线上，她分身乏术，难以兼顾，因护理不周，女儿夭折了，她很伤心，偷偷地躲在卫生间里边洗衣服边痛哭流涕。
她爱得那么卑微，直低到尘埃里；她爱得又那么纯粹，在万物的低处，抵达繁盛的高贵。
正是有她这样卑微的爱，梁启超在晚清政坛，大展拳脚，改建进步党，出任司法总长。他毅然拒绝袁世凯20万元银票的封笔费，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讨伐袁世凯称帝。他主张光大中华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1924年，李惠仙因乳腺癌去世，梁启超悲痛万分，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寄托对“闺中良友”的哀思。王桂荃百般劝慰，更加精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绵力抚平他的心伤。她细心管教他们的孩子，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可是，5年后的深秋，他仍撒手人寰。临终前，他拉住她的手说：“对不起，让你受苦了，孩子们就拜托你了。”她的泪夺眶而出，却坚定地说：“先生放心，孩子们有我呢！”
梁启超并没有留下多少遗产，却留给她九个尚未成年的儿女，最小的儿子梁思礼只有四岁半。她成了梁家的顶梁柱。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她不以为苦，他临终前的托付，对她而言，是责任，更是信任，她没有什么遗憾的，爱他，就是按他的意愿，抚养他的孩子们。
她豁达开朗，乐观爱笑，从不抱怨，称一大群孩子是她可爱的宝贝。她千方百计让孩子多读书，每天督促孩子们做作业，她坐在一旁默默地听孩子们读书时，有时她也跟着读。孩子做了错事或不认真读书，她总是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们。
多年后，子女们回忆起她，都说一辈子也忘不了她的话：“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你们看哪样好？不怕笨，就怕懒。人家学一遍，我学十遍。马马虎虎不刻苦读书将来一事无成。看你爹很有学问，还不停地读书。”子女们不顾梁启超的忌讳，称呼李惠仙为“妈”，却发自内心称呼她为“娘”。李惠仙生的大儿子梁思成动情地说：“娘是一个头脑清醒、有见地、有才能，既富于感情又十分理智的善良的人。”她勇敢地面对生活的磨难和考验，独自把孩子们抚养长大，其中的艰辛难以言说，她的勤奋坚忍潜移默化在孩子们身上，也成就了这九个子女的人生，他们成年后皆为才俊，其中三位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小儿子梁思礼高中毕业后，家里的经济状况已举步维艰。但是她仍竭尽所能为他争取到赴美国留学的机会，变卖仅剩的一点家产，又不惜放下自尊向老友借贷，凑足400美元作为去美国的路费和开销。新中国刚成立，小儿子匆匆回国，白发苍苍的她亲自到天津码头迎接，因为没有确切归来日期，她在寒风凛冽的码头整整守候了半个月。
“文革”期间，作为“保皇党梁启超的老婆”，家被抄尽，她与孩子们四散分离，风烛残年的她被遣送回乡下。1968年冬天，她在一间阴暗破旧的牛棚里，孤零零地走完85年的人生。死后三天，好心的乡亲们才偷偷找了一张破草席，把她草草地埋在山坡上，几年后，山坡因另作他用被夷为平地，她的埋骨之处也消失了。“文革”结束，她的儿女们找来，只能顺着乡亲所指，在平地上，于想象中，在她杂草丛生的坟前哀哭。
后来，在北京香山漫山的红叶林，梁启超和妻子李惠仙的合葬墓旁，儿女们为她立了一块卧碑，碑后植一株白皮松，碑上刻有她的名字——王桂荃。她的名字终于与梁启超联系在一起。
人世间的情爱姹紫嫣红，风情万种，一个“情”字可以让人上天堂，也可以下地狱。但有一种爱卑微而无私，像深谷里的野百合，纯净又高贵。
6岁时，她作为陪嫁，跟随时任京兆公李朝威的掌上明珠李惠仙嫁到梁家。风华正茂、才气纵横的梁启超嫌她的名字王来喜太恶俗，随口改成王桂荃。她虽不明白桂荃和来喜有什么不同，却满心欢喜，因为，她早听说她家姑爷是极有学问的人。她聪明勤快，懂进退，识大体，深得主人欢心。18岁时，在女主人李惠仙的主张下，她和梁启超圆了房。但梁启超是晚清政治名流、著名学者，当年，他和谭嗣同一起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他不能自食其言，因此，连小妾的名分，他都无法给她。但她心甘情愿，无怨无尤，在为他生下七个孩子后，她仍然不曾向他索取她应有的名分。
野百合也有春天，花样年华的她怎么会没有爱情？梁启超温和儒雅、才华横溢、风度翩翩，在她心里，他无异于仰止的高山。她爱他，能陪伴他，为他生儿育女，就是她莫大的幸福。没有所谓的“共同语言”，不能“夫唱妇随”，不能成为他的“闺中良友”，她就把心底里的爱，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诠释。在家中，她不辞辛劳，侍奉他的双亲，照顾他和他的妻子，养育他的儿女。梁启超偶尔心情好，会教她读书识字。她冰雪聪明，很快就能看书读报，甚至写信。
戊戌政变失败后，朝廷大肆捉拿维新党，梁启超只得剪掉辫子，穿上西服，东逃日本。她也跟随他一家人到日本避难，聪慧的她很快就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东京话，凡家务方面、对外联络大都由她操办，她得以接触了大和民族的现代文明，开阔了眼界。梁启超流亡海外十四年，主要靠卖文维持生计，生活相当清苦。李惠仙是千金小姐，又体弱多病，家中大小事务，甚至财务，便全都由她操持掌管。她把一大家人的饮食起居安排得妥妥帖帖，更用慈母的心养育他的孩子们。
有一年，李惠仙生的孩子染上了白喉，她守护在医院里，衣不解带，日夜不离左右，孩子终于转危为安。而其实她自己的亲生女儿也患白喉，正挣扎在死亡线上，她分身乏术，难以兼顾，因护理不周，女儿夭折了，她很伤心，偷偷地躲在卫生间里边洗衣服边痛哭流涕。
她爱得那么卑微，直低到尘埃里；她爱得又那么纯粹，在万物的低处，抵达繁盛的高贵。
正是有她这样卑微的爱，梁启超在晚清政坛，大展拳脚，改建进步党，出任司法总长。他毅然拒绝袁世凯20万元银票的封笔费，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讨伐袁世凯称帝。他主张光大中华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1924年，李惠仙因乳腺癌去世，梁启超悲痛万分，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寄托对“闺中良友”的哀思。王桂荃百般劝慰，更加精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绵力抚平他的心伤。她细心管教他们的孩子，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可是，5年后的深秋，他仍撒手人寰。临终前，他拉住她的手说：“对不起，让你受苦了，孩子们就拜托你了。”她的泪夺眶而出，却坚定地说：“先生放心，孩子们有我呢！”
梁启超并没有留下多少遗产，却留给她九个尚未成年的儿女，最小的儿子梁思礼只有四岁半。她成了梁家的顶梁柱。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她不以为苦，他临终前的托付，对她而言，是责任，更是信任，她没有什么遗憾的，爱他，就是按他的意愿，抚养他的孩子们。
她豁达开朗，乐观爱笑，从不抱怨，称一大群孩子是她可爱的宝贝。她千方百计让孩子多读书，每天督促孩子们做作业，她坐在一旁默默地听孩子们读书时，有时她也跟着读。孩子做了错事或不认真读书，她总是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们。
多年后，子女们回忆起她，都说一辈子也忘不了她的话：“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你们看哪样好？不怕笨，就怕懒。人家学一遍，我学十遍。马马虎虎不刻苦读书将来一事无成。看你爹很有学问，还不停地读书。”子女们不顾梁启超的忌讳，称呼李惠仙为“妈”，却发自内心称呼她为“娘”。李惠仙生的大儿子梁思成动情地说：“娘是一个头脑清醒、有见地、有才能，既富于感情又十分理智的善良的人。”她勇敢地面对生活的磨难和考验，独自把孩子们抚养长大，其中的艰辛难以言说，她的勤奋坚忍潜移默化在孩子们身上，也成就了这九个子女的人生，他们成年后皆为才俊，其中三位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小儿子梁思礼高中毕业后，家里的经济状况已举步维艰。但是她仍竭尽所能为他争取到赴美国留学的机会，变卖仅剩的一点家产，又不惜放下自尊向老友借贷，凑足400美元作为去美国的路费和开销。新中国刚成立，小儿子匆匆回国，白发苍苍的她亲自到天津码头迎接，因为没有确切归来日期，她在寒风凛冽的码头整整守候了半个月。
“文革”期间，作为“保皇党梁启超的老婆”，家被抄尽，她与孩子们四散分离，风烛残年的她被遣送回乡下。1968年冬天，她在一间阴暗破旧的牛棚里，孤零零地走完85年的人生。死后三天，好心的乡亲们才偷偷找了一张破草席，把她草草地埋在山坡上，几年后，山坡因另作他用被夷为平地，她的埋骨之处也消失了。“文革”结束，她的儿女们找来，只能顺着乡亲所指，在平地上，于想象中，在她杂草丛生的坟前哀哭。
后来，在北京香山漫山的红叶林，梁启超和妻子李惠仙的合葬墓旁，儿女们为她立了一块卧碑，碑后植一株白皮松，碑上刻有她的名字——王桂荃。她的名字终于与梁启超联系在一起。
人世间的情爱姹紫嫣红，风情万种，一个“情”字可以让人上天堂，也可以下地狱。但有一种爱卑微而无私，像深谷里的野百合，纯净又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