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民国前期，上海滩曾发生过一起大买办勾结租界当局、华界军阀以及不法洋商实施流血强拆的事件，引起沪上43个团体一致强烈抗议，包括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在内的沪上多家报刊纷纷对该事件予以强烈谴责。本文现向读者详尽披露该事件的始末……
夜色下的百两黄金
1924年2月27日晚，名列中国十大买办第七的郑伯昭，前去拜访当时主督沪上军事兼管民政的皖系军阀淞沪护军使何丰林。郑伯昭，广东香山（1925年改为中山县）人氏，早年来到沪上，在“永泰栈”做“跑街”，因给英美烟草公司代销品牌香烟而走上发迹之道。外商允其以代理商的名义加入公司股东会，接着又把上海和浙江地区所有的市场委托给他，由此郑伯昭成为外国烟草在这些地区的独家代理商。至此，郑伯昭每年代理销售香烟的佣金可高达50万两白银。手头有了钱，郑伯昭就投资房地产，又赚了个盆满钵溢。
郑伯昭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认为要发财，必须倚仗洋人。他在投资房地产方面也这样。民国早期，他斥资在北四川路、虬江支路、邢家桥路交界处买下地皮建造了一个小区，那是一条由沿街门面和弄堂石库门房子（共250幢）组成的旧式里弄，名唤宜乐里。郑伯昭将该产业委托英国建筑师白兰泰与英商跑马总会跑马场驯马师出身的上海滩“马车大王”陶如增合开的泰利洋行出面领取道契，并代为经租。
随着公共租界势力的扩张和越界筑路，宜乐里所在地段虽然仍是华界范围，但因为租界越界筑路的缘故，其繁荣程度已经等同于租界。郑伯昭于是就想把宜乐里那250幢弄堂房子推倒，腾出地皮另外开发房产，必可大赚一笔。他把主意向白兰泰一透露，就获得支持。于是，两人就商量具体如何操办此事。首先是得把那250户房客撵走，这是有相当难度的，因为每个房客都是签了租约的，租期未到要赶走房客那实在没有道理。不过，这个问题在郑伯昭和白兰泰眼里似乎不是一桩事儿，两人想出了一个主意：用增加房租的方式将房客逼走。
一干房客自是不愿增加房租，纷纷反对。这正中了郑伯昭、白兰泰的圈套，泰利洋行于是在1923年11月10日以宜乐里业主名义发布公告：鉴于房租过低，房东利益受到损害，故决定把宜乐里全部拆除，改建成其他建筑，要求房客在年底前必须搬离。与此同时，郑伯昭让白兰泰以泰利洋行名义向华界主管官厅沪北工巡捐局领取了房屋翻造执照。此举得到了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支持，经与泰利洋行商量，该洋行决定乘宜乐里推倒重建之际，出资买下与宜乐里相邻的北四川路沿街一长片地产。
宜乐里居民一致反对这种无理强逼搬离的行径，在沪北公学校长冯明权等知识分子房客的串连下，于1923年11月24日以250户房客的名义向上海地方审判庭递呈民事诉状，请求维持租约；并于1923年12月27日、1924年1月8日，先后两次向管辖北四川路的江苏省宝山县署呈报，恳求保护。1924年1月16日，宝山县署发布[（民国十三年）第七号]告示，明令房产业主在诉讼结束以前，不得擅自动工、胁迫迁移。
宝山县署的这纸告示在郑伯昭、白兰泰眼里，那就是一枚眼中钉了。郑伯昭、白兰泰为向房客显示他们的强硬态度，决定采取行动。1924年1月20日，郑伯昭携同泰利洋行大班白兰泰、买办陶让卿（陶如增之子）驱车来到宜乐里弄口，由陶让卿动手把宝山县署的告示撕下，用手杖挑起竖在所乘汽车外，在北四川路一带招摇过市，并叫嚷：“你们胆敢伪造告示。再不搬走，外国老板定要把房子烧个干净。”
此举引起宜乐里房客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愤怒。1924年2月中旬，沪北五区商业联合会、海员工会、上海工会、国土维持会等43个团体，联名呈文淞沪护军使署，要求与领事署交涉，捍卫国体和国民的尊严。淞沪护军使何丰林行伍出身，对管民政并无多大兴趣，但面对着社会舆论，也只好接受了上述团体呈递的文书，派员去领事署交涉。
英国领事称领事署没有听说曾经发生过“揭撕县署布告之事”，在中方交涉人员的坚持下，该领事只好当场电邀泰利洋行派员前来解释此事。泰利洋行大班白兰泰过来后，辩称：“确有此事，但并非藐视中国官府，而是因本人不识中文，揭下该告示是为了带回洋行让人翻译。”
交涉也就只能到此为止了。弱国无外交，当时的对外交涉基本都是这样的。郑伯昭从白兰泰那里得知何丰林派员向领事署交涉宜乐里强拆之事后，心里颇有些忐忑。何丰林此刻执掌着上海华界的兵权，如若对宜乐里事件稍有不满，派兵到现场来个“驻守”什么的，公共租界工部局不可能出动武装跟部队对抗，因为那里毕竟是华界地盘，那往下他郑伯昭就没戏唱了。所以，郑伯昭就想到要搞定何丰林。如何做法？只有行贿了。郑伯昭备下了百两黄金，这天晚上让司机、保镖驱车送他去拜访何丰林。
何丰林却不肯露面，派副官宋斯伯代其接待郑伯昭。郑伯昭下午跟何丰林通过电话说晚上要去拜访的，于是知道这是何丰林故意回避。他没跟宋副官说关于宜乐里的事情，只是说了些场面上的套话，留下黄金后就告辞了。
大买办的新伎俩
两天后，淞沪警察厅机要处杨姓警官来访。杨警官没落座，也没寒暄，只对郑伯昭说了一句话就告辞了——这句话是：“奉陆厅长之命告知郑先生，宜乐里之事你自己考虑，不要给华界官方出难题！”
郑伯昭纵然再精明，也吃不准杨警官的来访意味着什么。说是向何丰林送了百两黄金起到了作用吧？似乎没有依据；要么是行贿何丰林之事已经被淞沪警察厅代厅长陆荣篯察知，这位新上任的厅长大人也想从中捞一笔，派人前来提醒？左思右想又觉得不合官场情理：这位陆代厅长是由何丰林任命的，直接受何丰林的领导，即使他察知何受贿，也不敢公然跟进。这是向何丰林叫板，那是自讨苦吃。郑伯昭精通英语，便把杨警官的那句话翻译给白兰泰后请对方相帮分析。最后，两人竟然猜中了这个哑谜：这是陆荣篯奉何丰林之命来提醒应该另想办法解决宜乐里问题，以给何丰林有一个不予干涉甚至公开支持的理由。 郑伯昭据此思路反复盘算后，终于想出了一个解决此事的伎俩。他随即把已向沪北工巡捐局申领到的翻建宜乐里的执照退回，并把沪北工巡捐局出具的退照收条拿到照相馆去拍照并放大，将其张贴在宜乐里弄堂口。此举给众多房客制造了一个心理假象：43个华界团体组织联名呈递护军使公署的文书发挥了作用，何丰林已经跟英国领事交涉过了，英国领事被迫向泰利洋行施加了压力，所以郑伯昭只好把翻建执照退回沪北工巡捐局了。善良的人们低估了郑伯昭的奸猾，此刻他其实已经完成了其伎俩中的另一部分：由泰利洋行出面跟公共租界工部局沟通，获得工部局的首肯与郑伯昭签订了假合同，“买下”宜乐里小区，然后委托白兰泰为拆迁人，重新由沪北工巡捐局出具翻建执照。
郑伯昭办妥上述手续后，向淞沪警察厅和沪北工巡捐局要求发布相关布告。那行贿的百两黄金的效能随即发挥出来了，3月30日，宜乐里弄堂口张贴了淞沪警察厅和沪北工巡捐局发出的会衔布告，限宜乐里整条弄堂的住户及相应沿街商家“於即日起一个月内自行另觅房屋迁居，俾业主得以兴工改造，毋再阻挠延宕”，“已预付房租，可向业主追索，但不得要求给付顶费”。所谓“顶费”，系民国时租房的一种额外费用，即新房客在租房时应向老房客支付一笔顶费，这笔顶费老房客也不是白拿的，他们另觅房子租用时也得向原房客支付顶费。这笔顶费数额不菲，如鲁迅1930年5月从景云里搬迁至大陆新村时，就向原房客支付了500元顶费。
可以想象，这纸布告一张贴，宜乐里的房客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而郑伯昭那边则乘房客们还没回过神来时，随即派遣施工队伍来到北四川路，运来大批毛竹、篱笆，准备打桩架设篱笆墙，布置工地。宜乐里千余房客哪肯就此罢休？当下自发组织力量跟施工队进行拉锯式对峙，你前脚打篱笆墙，我后脚就拆掉，把拆下的一根根毛竹、一片片篱笆拖到北四川路上扔掉，让四周的居民捡去当柴薪。郑伯昭和白兰泰闻讯自是恼怒，让营造行包工头命令施工队伍“针锋相对”，郑伯昭公然扬言“出了事由我郑某人负责”。于是，那些工匠、小工在包工头的怂恿下跟房客频频发生冲突。
这当然进一步激起了房客们的愤怒，越来越多的人奋起反抗。最初还是清一色的成年男子，渐渐妇女、未成年人以及老头老太都站出来阻止施工。附近的居民也纷纷前来加入反抗行列。之前联名向护军使公署呈递要求跟领事署交涉以维护国体和国民尊严的沪北五区商业联合会、海员工会、上海工会等43个团体得知上述情况后，纷纷行动，除了向何丰林、陆荣篯以及沪北工巡捐局局长、宝山县知事连连上书外，还在沪北一些城镇、马路张贴抗议标语，并组织游行，谴责、声讨郑伯昭、白兰泰和公共租界工部局。
这等声势浩大、影响广泛的强烈反应是郑伯昭和白兰泰等人始料莫及的，连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内部对此也产生了不同意见。面对这种情势，郑伯昭与白兰泰以及公共租界工部局方面反复磋商后，决定实施新的伎俩。首先，由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开派代表出面前往当时上海最高地方行政机构沪海道尹公署下辖的沪北工巡捐局，退回了之前由工部局出面向该局领取的宜乐里翻建执照。该代表面对着众多记者的询问，一律以“无可奉告”作为回答，给大众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
这个不解之谜的谜底是：公共租界工部局决定在退回华界主管部门沪北工巡捐局的翻建执照后，自己给自己发一纸允许宜乐里小区翻建的执照。这就奇怪了：当时的宜乐里所在的北四川路、虬江支路、邢家桥路一带明明是华界，由沪海道下辖的宝山县管辖，公共租界工部局有什么权力可以给在那里进行建筑施工的任何哪方颁发执照呢？这就要说到帝国主义租界为扩张势力范围而一搞再搞的越界筑路了。公共租界的越界筑路早在1861年就已开始，到1890年已经在界外筑路20公里。到1899年公共租界扩张时，这些道路所在的区域绝大部分都划进了租界范围。租界当局尝到了甜头，扩张野心越发不可收拾，从1900年到1925年，工部局越界筑路共39条，总长度约75公里。
越界筑路不单单是建筑道路的问题，而是筑路之后，租界当局在变相扩张的区域内设置巡捕房、税务署，马路两侧沿街商店住家的治安、税收概由工部局掌管，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宜乐里当时所在的北四川路区域，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工部局的主意是：宜乐里弄口在北四川路，马路管理权已经被他们掠夺了，凡是跟马路相连的属于租界居民或者机构的产业，该当由工部局出面提供保护。因此，工部局就给宜乐里翻建工程发了有史以来非租界范围建筑工程的第一张执照。
即将发生的流血强拆事件，由此而发生。
失败的流血抗争
1924年5月1日，郑伯昭指使泰利洋行大班白兰泰开始行动。强拆先从属于宜乐里的沿街（北四川路）商铺开始。这天上午，公共租界北四川路巡捕房出动一律荷枪实弹的西捕12人、印度巡捕25人、骑警16人，包工头则召集了150名小工，由白兰泰指挥着来到宜乐里。印度巡捕先在该地段马路上列队来回游行一圈以示威，然后包工头一声令下，众小工便动手对北四川路沿街商铺打竹篱笆分隔。竹篱笆打起后，西捕督领小工强行闯入店内拆屋。顿时，随着一声声大锤重击，顿时尘土飞扬，门窗破碎，梁柱断裂，瓦砾乱飞。
巡捕挥舞警棍驱赶不肯离开现场的房客和赶来呼喊口号声援宜乐里居民的市民，人们如有反抗，则被警棍殴打、砖瓦掷击。混乱中，69号房客陈更生头颅被击，重伤昏迷；65号苏克云被警棍砸伤后致残，其两个未成年人儿子一死一伤，39人中度轻度伤。为首的西捕朝天鸣枪以示警告，并命令印度巡捕作好向人群开枪射击的准备。与此同时，数十名受郑伯昭指使的地痞流氓到场阻挠房客、群众进入现场，并乘机浑水摸鱼抢劫被拆商店的钱款、货物。后据媒体记者向被抢商户调查，总共被抢损失价值3万余元。
当天晚上，更多的巡捕、骑警由白兰泰率领进入宜乐里，指挥小工强行拆房。房客中带头反对强拆坚持维权的“房客联合会”成员中医左朝鑫、铁路局职员金炳琨等六人当场被捕，会长、沪北公学校长冯明权则被泰利洋行派人前往学校将其骗出校门绑架送至北四川路巡捕房关押。当晚强拆中，9名坚决对抗强拆的房客被当场打死，47人被打伤，其中有4名未成年人被打得四肢残废。次日，强拆继续，公共租界巡捕房仍派遣西捕6名率领一队印度巡捕来到宜乐里巡逻，随时准备弹压。
宜乐里血腥强拆事件发生后，遭到了舆论的谴责声讨，上海的数家中国报刊纷纷刊文抨击，由蔡和森担任主编的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刊物《向导》的文章提出严厉责问：“工部局遵何条约？有何权力派武装巡捕到完全华界拆毁房屋？”
一些社会团体也对此作出反应，纷纷以多种方式对工部局进行谴责，国土维持会在致中国官方外交交涉员的函件中明确表明观点：宜乐里是中国土地，“应受中国官署之保护”，“应受中国法律之拘束”，是否以工部局一纸执照，便可出动武装巡捕“闯入里内，拆屋毁人”？
早在1864年6月1日便创办的沪上第一份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因长期刊登代表工部局立场的文章而该报主笔李泰立曾三次当选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而被公众认为系“工部局的宣传机器”，该报则为工部局百般辩护，因而受到了沪上中文报纸的强烈反驳，最后理屈词穷之下，竟然对主持正义的中国报纸予以威胁，称：“如果本地报纸的编辑们还不停止在报纸上发表激烈的文章，那么这是租界警务当局应该过问的时候了。”
宜乐里事件最后以房客维权失败、郑伯昭阴谋得逞而告终。半个月内，该弄250幢房屋被夷为平地成为一片废墟，随后在上面建造的新建筑物中有上海滩著名的“广东大戏院”（建国后改称“群众影剧院”）。被捕的维权带头人冯明权等7人，除冯之外的6人在关押一周后被释放。冯明权则转至租界会审公廨审讯。北洋政府特派驻沪交涉使员许沅派代表到庭据理力争，要求将本案移转中国官署审理。经过辩论后，法官仍决定审讯。这案子经会审公廨拖了两个月，最后以“被告行为不合，但原告自用手段越捕，亦殊、不当”而予撤销。
（谢绝转载，违者侵权）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
夜色下的百两黄金
1924年2月27日晚，名列中国十大买办第七的郑伯昭，前去拜访当时主督沪上军事兼管民政的皖系军阀淞沪护军使何丰林。郑伯昭，广东香山（1925年改为中山县）人氏，早年来到沪上，在“永泰栈”做“跑街”，因给英美烟草公司代销品牌香烟而走上发迹之道。外商允其以代理商的名义加入公司股东会，接着又把上海和浙江地区所有的市场委托给他，由此郑伯昭成为外国烟草在这些地区的独家代理商。至此，郑伯昭每年代理销售香烟的佣金可高达50万两白银。手头有了钱，郑伯昭就投资房地产，又赚了个盆满钵溢。
郑伯昭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认为要发财，必须倚仗洋人。他在投资房地产方面也这样。民国早期，他斥资在北四川路、虬江支路、邢家桥路交界处买下地皮建造了一个小区，那是一条由沿街门面和弄堂石库门房子（共250幢）组成的旧式里弄，名唤宜乐里。郑伯昭将该产业委托英国建筑师白兰泰与英商跑马总会跑马场驯马师出身的上海滩“马车大王”陶如增合开的泰利洋行出面领取道契，并代为经租。
随着公共租界势力的扩张和越界筑路，宜乐里所在地段虽然仍是华界范围，但因为租界越界筑路的缘故，其繁荣程度已经等同于租界。郑伯昭于是就想把宜乐里那250幢弄堂房子推倒，腾出地皮另外开发房产，必可大赚一笔。他把主意向白兰泰一透露，就获得支持。于是，两人就商量具体如何操办此事。首先是得把那250户房客撵走，这是有相当难度的，因为每个房客都是签了租约的，租期未到要赶走房客那实在没有道理。不过，这个问题在郑伯昭和白兰泰眼里似乎不是一桩事儿，两人想出了一个主意：用增加房租的方式将房客逼走。
一干房客自是不愿增加房租，纷纷反对。这正中了郑伯昭、白兰泰的圈套，泰利洋行于是在1923年11月10日以宜乐里业主名义发布公告：鉴于房租过低，房东利益受到损害，故决定把宜乐里全部拆除，改建成其他建筑，要求房客在年底前必须搬离。与此同时，郑伯昭让白兰泰以泰利洋行名义向华界主管官厅沪北工巡捐局领取了房屋翻造执照。此举得到了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支持，经与泰利洋行商量，该洋行决定乘宜乐里推倒重建之际，出资买下与宜乐里相邻的北四川路沿街一长片地产。
宜乐里居民一致反对这种无理强逼搬离的行径，在沪北公学校长冯明权等知识分子房客的串连下，于1923年11月24日以250户房客的名义向上海地方审判庭递呈民事诉状，请求维持租约；并于1923年12月27日、1924年1月8日，先后两次向管辖北四川路的江苏省宝山县署呈报，恳求保护。1924年1月16日，宝山县署发布[（民国十三年）第七号]告示，明令房产业主在诉讼结束以前，不得擅自动工、胁迫迁移。
宝山县署的这纸告示在郑伯昭、白兰泰眼里，那就是一枚眼中钉了。郑伯昭、白兰泰为向房客显示他们的强硬态度，决定采取行动。1924年1月20日，郑伯昭携同泰利洋行大班白兰泰、买办陶让卿（陶如增之子）驱车来到宜乐里弄口，由陶让卿动手把宝山县署的告示撕下，用手杖挑起竖在所乘汽车外，在北四川路一带招摇过市，并叫嚷：“你们胆敢伪造告示。再不搬走，外国老板定要把房子烧个干净。”
此举引起宜乐里房客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愤怒。1924年2月中旬，沪北五区商业联合会、海员工会、上海工会、国土维持会等43个团体，联名呈文淞沪护军使署，要求与领事署交涉，捍卫国体和国民的尊严。淞沪护军使何丰林行伍出身，对管民政并无多大兴趣，但面对着社会舆论，也只好接受了上述团体呈递的文书，派员去领事署交涉。
英国领事称领事署没有听说曾经发生过“揭撕县署布告之事”，在中方交涉人员的坚持下，该领事只好当场电邀泰利洋行派员前来解释此事。泰利洋行大班白兰泰过来后，辩称：“确有此事，但并非藐视中国官府，而是因本人不识中文，揭下该告示是为了带回洋行让人翻译。”
交涉也就只能到此为止了。弱国无外交，当时的对外交涉基本都是这样的。郑伯昭从白兰泰那里得知何丰林派员向领事署交涉宜乐里强拆之事后，心里颇有些忐忑。何丰林此刻执掌着上海华界的兵权，如若对宜乐里事件稍有不满，派兵到现场来个“驻守”什么的，公共租界工部局不可能出动武装跟部队对抗，因为那里毕竟是华界地盘，那往下他郑伯昭就没戏唱了。所以，郑伯昭就想到要搞定何丰林。如何做法？只有行贿了。郑伯昭备下了百两黄金，这天晚上让司机、保镖驱车送他去拜访何丰林。
何丰林却不肯露面，派副官宋斯伯代其接待郑伯昭。郑伯昭下午跟何丰林通过电话说晚上要去拜访的，于是知道这是何丰林故意回避。他没跟宋副官说关于宜乐里的事情，只是说了些场面上的套话，留下黄金后就告辞了。
大买办的新伎俩
两天后，淞沪警察厅机要处杨姓警官来访。杨警官没落座，也没寒暄，只对郑伯昭说了一句话就告辞了——这句话是：“奉陆厅长之命告知郑先生，宜乐里之事你自己考虑，不要给华界官方出难题！”
郑伯昭纵然再精明，也吃不准杨警官的来访意味着什么。说是向何丰林送了百两黄金起到了作用吧？似乎没有依据；要么是行贿何丰林之事已经被淞沪警察厅代厅长陆荣篯察知，这位新上任的厅长大人也想从中捞一笔，派人前来提醒？左思右想又觉得不合官场情理：这位陆代厅长是由何丰林任命的，直接受何丰林的领导，即使他察知何受贿，也不敢公然跟进。这是向何丰林叫板，那是自讨苦吃。郑伯昭精通英语，便把杨警官的那句话翻译给白兰泰后请对方相帮分析。最后，两人竟然猜中了这个哑谜：这是陆荣篯奉何丰林之命来提醒应该另想办法解决宜乐里问题，以给何丰林有一个不予干涉甚至公开支持的理由。 郑伯昭据此思路反复盘算后，终于想出了一个解决此事的伎俩。他随即把已向沪北工巡捐局申领到的翻建宜乐里的执照退回，并把沪北工巡捐局出具的退照收条拿到照相馆去拍照并放大，将其张贴在宜乐里弄堂口。此举给众多房客制造了一个心理假象：43个华界团体组织联名呈递护军使公署的文书发挥了作用，何丰林已经跟英国领事交涉过了，英国领事被迫向泰利洋行施加了压力，所以郑伯昭只好把翻建执照退回沪北工巡捐局了。善良的人们低估了郑伯昭的奸猾，此刻他其实已经完成了其伎俩中的另一部分：由泰利洋行出面跟公共租界工部局沟通，获得工部局的首肯与郑伯昭签订了假合同，“买下”宜乐里小区，然后委托白兰泰为拆迁人，重新由沪北工巡捐局出具翻建执照。
郑伯昭办妥上述手续后，向淞沪警察厅和沪北工巡捐局要求发布相关布告。那行贿的百两黄金的效能随即发挥出来了，3月30日，宜乐里弄堂口张贴了淞沪警察厅和沪北工巡捐局发出的会衔布告，限宜乐里整条弄堂的住户及相应沿街商家“於即日起一个月内自行另觅房屋迁居，俾业主得以兴工改造，毋再阻挠延宕”，“已预付房租，可向业主追索，但不得要求给付顶费”。所谓“顶费”，系民国时租房的一种额外费用，即新房客在租房时应向老房客支付一笔顶费，这笔顶费老房客也不是白拿的，他们另觅房子租用时也得向原房客支付顶费。这笔顶费数额不菲，如鲁迅1930年5月从景云里搬迁至大陆新村时，就向原房客支付了500元顶费。
可以想象，这纸布告一张贴，宜乐里的房客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而郑伯昭那边则乘房客们还没回过神来时，随即派遣施工队伍来到北四川路，运来大批毛竹、篱笆，准备打桩架设篱笆墙，布置工地。宜乐里千余房客哪肯就此罢休？当下自发组织力量跟施工队进行拉锯式对峙，你前脚打篱笆墙，我后脚就拆掉，把拆下的一根根毛竹、一片片篱笆拖到北四川路上扔掉，让四周的居民捡去当柴薪。郑伯昭和白兰泰闻讯自是恼怒，让营造行包工头命令施工队伍“针锋相对”，郑伯昭公然扬言“出了事由我郑某人负责”。于是，那些工匠、小工在包工头的怂恿下跟房客频频发生冲突。
这当然进一步激起了房客们的愤怒，越来越多的人奋起反抗。最初还是清一色的成年男子，渐渐妇女、未成年人以及老头老太都站出来阻止施工。附近的居民也纷纷前来加入反抗行列。之前联名向护军使公署呈递要求跟领事署交涉以维护国体和国民尊严的沪北五区商业联合会、海员工会、上海工会等43个团体得知上述情况后，纷纷行动，除了向何丰林、陆荣篯以及沪北工巡捐局局长、宝山县知事连连上书外，还在沪北一些城镇、马路张贴抗议标语，并组织游行，谴责、声讨郑伯昭、白兰泰和公共租界工部局。
这等声势浩大、影响广泛的强烈反应是郑伯昭和白兰泰等人始料莫及的，连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内部对此也产生了不同意见。面对这种情势，郑伯昭与白兰泰以及公共租界工部局方面反复磋商后，决定实施新的伎俩。首先，由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开派代表出面前往当时上海最高地方行政机构沪海道尹公署下辖的沪北工巡捐局，退回了之前由工部局出面向该局领取的宜乐里翻建执照。该代表面对着众多记者的询问，一律以“无可奉告”作为回答，给大众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
这个不解之谜的谜底是：公共租界工部局决定在退回华界主管部门沪北工巡捐局的翻建执照后，自己给自己发一纸允许宜乐里小区翻建的执照。这就奇怪了：当时的宜乐里所在的北四川路、虬江支路、邢家桥路一带明明是华界，由沪海道下辖的宝山县管辖，公共租界工部局有什么权力可以给在那里进行建筑施工的任何哪方颁发执照呢？这就要说到帝国主义租界为扩张势力范围而一搞再搞的越界筑路了。公共租界的越界筑路早在1861年就已开始，到1890年已经在界外筑路20公里。到1899年公共租界扩张时，这些道路所在的区域绝大部分都划进了租界范围。租界当局尝到了甜头，扩张野心越发不可收拾，从1900年到1925年，工部局越界筑路共39条，总长度约75公里。
越界筑路不单单是建筑道路的问题，而是筑路之后，租界当局在变相扩张的区域内设置巡捕房、税务署，马路两侧沿街商店住家的治安、税收概由工部局掌管，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宜乐里当时所在的北四川路区域，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工部局的主意是：宜乐里弄口在北四川路，马路管理权已经被他们掠夺了，凡是跟马路相连的属于租界居民或者机构的产业，该当由工部局出面提供保护。因此，工部局就给宜乐里翻建工程发了有史以来非租界范围建筑工程的第一张执照。
即将发生的流血强拆事件，由此而发生。
失败的流血抗争
1924年5月1日，郑伯昭指使泰利洋行大班白兰泰开始行动。强拆先从属于宜乐里的沿街（北四川路）商铺开始。这天上午，公共租界北四川路巡捕房出动一律荷枪实弹的西捕12人、印度巡捕25人、骑警16人，包工头则召集了150名小工，由白兰泰指挥着来到宜乐里。印度巡捕先在该地段马路上列队来回游行一圈以示威，然后包工头一声令下，众小工便动手对北四川路沿街商铺打竹篱笆分隔。竹篱笆打起后，西捕督领小工强行闯入店内拆屋。顿时，随着一声声大锤重击，顿时尘土飞扬，门窗破碎，梁柱断裂，瓦砾乱飞。
巡捕挥舞警棍驱赶不肯离开现场的房客和赶来呼喊口号声援宜乐里居民的市民，人们如有反抗，则被警棍殴打、砖瓦掷击。混乱中，69号房客陈更生头颅被击，重伤昏迷；65号苏克云被警棍砸伤后致残，其两个未成年人儿子一死一伤，39人中度轻度伤。为首的西捕朝天鸣枪以示警告，并命令印度巡捕作好向人群开枪射击的准备。与此同时，数十名受郑伯昭指使的地痞流氓到场阻挠房客、群众进入现场，并乘机浑水摸鱼抢劫被拆商店的钱款、货物。后据媒体记者向被抢商户调查，总共被抢损失价值3万余元。
当天晚上，更多的巡捕、骑警由白兰泰率领进入宜乐里，指挥小工强行拆房。房客中带头反对强拆坚持维权的“房客联合会”成员中医左朝鑫、铁路局职员金炳琨等六人当场被捕，会长、沪北公学校长冯明权则被泰利洋行派人前往学校将其骗出校门绑架送至北四川路巡捕房关押。当晚强拆中，9名坚决对抗强拆的房客被当场打死，47人被打伤，其中有4名未成年人被打得四肢残废。次日，强拆继续，公共租界巡捕房仍派遣西捕6名率领一队印度巡捕来到宜乐里巡逻，随时准备弹压。
宜乐里血腥强拆事件发生后，遭到了舆论的谴责声讨，上海的数家中国报刊纷纷刊文抨击，由蔡和森担任主编的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刊物《向导》的文章提出严厉责问：“工部局遵何条约？有何权力派武装巡捕到完全华界拆毁房屋？”
一些社会团体也对此作出反应，纷纷以多种方式对工部局进行谴责，国土维持会在致中国官方外交交涉员的函件中明确表明观点：宜乐里是中国土地，“应受中国官署之保护”，“应受中国法律之拘束”，是否以工部局一纸执照，便可出动武装巡捕“闯入里内，拆屋毁人”？
早在1864年6月1日便创办的沪上第一份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因长期刊登代表工部局立场的文章而该报主笔李泰立曾三次当选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而被公众认为系“工部局的宣传机器”，该报则为工部局百般辩护，因而受到了沪上中文报纸的强烈反驳，最后理屈词穷之下，竟然对主持正义的中国报纸予以威胁，称：“如果本地报纸的编辑们还不停止在报纸上发表激烈的文章，那么这是租界警务当局应该过问的时候了。”
宜乐里事件最后以房客维权失败、郑伯昭阴谋得逞而告终。半个月内，该弄250幢房屋被夷为平地成为一片废墟，随后在上面建造的新建筑物中有上海滩著名的“广东大戏院”（建国后改称“群众影剧院”）。被捕的维权带头人冯明权等7人，除冯之外的6人在关押一周后被释放。冯明权则转至租界会审公廨审讯。北洋政府特派驻沪交涉使员许沅派代表到庭据理力争，要求将本案移转中国官署审理。经过辩论后，法官仍决定审讯。这案子经会审公廨拖了两个月，最后以“被告行为不合，但原告自用手段越捕，亦殊、不当”而予撤销。
（谢绝转载，违者侵权）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