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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与黄华，一位是撰写《西行漫记》的著名美国记者，一位是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的杰出外交家。两个异国人在几十年的交往中，经历了从一二九运动到中美关系的解冻等重大历史事件，见证了中共从延安走向全国、融入世界的历史。
黄华等在斯诺家筹划参与一二九运动
以“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为校训的燕京大学是解放前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驾齐驱的著名学府，首任校长系美国人司徒雷登。为了提高燕大的知名度和吸引力，校方重金聘请中外知名学者任教。学校对所聘教师，只问有没有真才实学，不问种族、国籍，也不问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和学术观点。因此学术空气十分自由，许多教师有比较开明、进步的思想，中国籍进步教师有陈翰笙、翦伯赞、吴文藻、费孝通、吴宓、钱玄同等；外籍进步教师有埃德加·斯诺、林迈可、范天详、谢迪克等。他们能够理解与同情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学生的抗日爱国主张，并能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学生们的革命活动。
埃德加·斯诺1928年来到中国，担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他兼任燕大新闻系讲师，讲授《新闻特写》和《旅行通讯》两门课程。斯诺夫妇当时住北平盔甲厂13号，黄华、龚澎、萧乾、蒋南翔、黄敬、姚依林等进步学生经常来此聚会，其客厅经常借给进步学生开会用，学生的抗日思想在此得到自由地抒发，他们把斯诺的家比喻为“呼吸新鲜空气的窗口”。黄华于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被选为燕大学生会执委会主席。在校期间，黄华阅读了一些进步刊物和书籍，从事了抗日救亡活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华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实行新闻封锁，黄华等进步学生经常到斯诺家中打听时局动态，和斯诺夫妇一道分析形势，商讨对策。斯诺在北平的住所成了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碰头的地点和庇护所。斯诺曾骄傲地说：“我的住所已成了地下工作者的工作总部了，我再也不是中立者了。”在斯诺家的小客厅里，黄华等人讨论过“怎么办”的问题。斯诺建议，给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领导人宋庆龄写信求援。于是黄华等人以“燕京大学同学”的名义给宋庆龄写了封信。信是用英文写的，由斯诺夫人海伦-斯诺打字形成正式文件，斯诺托住在他家的史沫特莱去上海带给宋庆龄。宋庆龄不几天便回了信，信也是用英文写的。宋庆龄在信中赞扬了同学们的爱国精神，斥责了蒋介石的卖国行为。经过反复讨论，北平学联决定发动示威大游行。
一二九运动已载入史册。黄华参加了这次抗日救亡运动，把游行日期和路线告诉了斯诺夫妇，斯诺又通知了在北京的许多西方记者和朋友。为真实记录这次历史性事件，斯诺还特地购买了一台摄影机，不顾危险奔赴现场了解情况，向国内外发出了大量客观报道。斯诺后来回忆道：“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所表现出来的极大的政治勇气，情景振奋人心。”
黄华陪斯诺访问陕北苏区
1936年6月中旬，埃德加-斯诺秘密地告诉黄华，年初他通过宋庆龄提出了采访陕北苏区的意愿，中共中央已同意他的请求。斯诺虽然会说一些汉语，但还不怎么行，问黄华愿不愿意陪他去陕北采访，帮助他做翻译。黄华爽快地说：“只要你敢到陕北去，我就去给你当翻译。”当时，黄华临近大学毕业，去陕北就不能参加考试，就拿不到文凭，但有机会去陕北参加红军，那张文凭对黄华来说已经不太重要了。
两人随即商量了去陕北的计划：斯诺先去西安，办好有关黄华去那边的手续后，即按约定的密语电告他在北平的妻子海伦，黄华即从北平动身，到西安同斯诺见面。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斯诺携带用隐形墨水写的介绍信、两架相机、24个胶卷和许多笔记簿离开北平，前往陕北。斯诺离开一些日子后，海伦通知黄华：收到斯诺的电报，他可以动身了。临行前，黄华发现手里的钱不足以保证西北之行的需要，便向海伦·斯诺借了30块银元。后来黄华到达陕北，还剩下15块银元，他觉得这是个累赘，便把银元交给了苏区政府财政部长林伯渠。林伯渠高兴地说：“谢谢，这是苏区金库的第一笔个人捐款。”
黄华坐车到达西安，按照约定找到斯诺下榻的旅馆——西京招待所，这是当时西安唯一的一家较现代化的高级饭店。房间里除了斯诺外还有一位外国人。斯诺介绍，这是美国人乔治-海德姆医生，也是经宋庆龄推荐去陕北的。海德姆就是后来献身苏区和新中国卫生事业而举世闻名的马海德大夫。3人都是第一次到西安，在等待出发去陕北的通知之际，还一同去游览了开元寺、碑林、大雁塔等名胜古迹。7月中旬，斯诺和海德姆先期到达陕甘宁苏区的保安县(今志丹县)，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随后的日子里，黄华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称赞“一二九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还说北京的年轻人干得好哇，并指示黄华：陪斯诺到前线采访。
在黄华的帮助下，斯诺在保安访谈了上百位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周恩来还亲自帮斯诺制订了采访计划。8月下旬，斯诺在陕北的采访计划基本上完成，准备去宁夏的前线，那里有国民党的20万大军同红军对峙着，战斗频繁。斯诺和黄华去向毛泽东告别。斯诺提议给毛泽东照一张相。当时毛泽东头发比较乱，斯诺就把自己头上缀有红星的八角帽摘下给毛泽东戴上。这张照片成为斯诺最得意的作品，后来更成为全中国家家户户最喜欢摆放的毛泽东像。1971年冬，斯诺病重，他的好友玛丽·戴蒙德女士到他瑞士的家探望，拍下了他凝视这张照片的镜头。透过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深深地沉浸在对那段往事的回忆之中。
离开保安前，毛泽东曾交代：请斯诺先把他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与政策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要黄华译成中文，当即派通信员专程送回保安，以便他核定。利用去前线路上的中午休息时间，斯诺用打字机打出笔记记录，黄华译成中文，译完一篇就卷起封好，由红军的通信员送给在保安的毛泽东。他们这样工作了3次，完成了毛泽东交代的任务。
黄华、斯诺与马海德3人被护送到了宁夏前线豫旺堡。8月22日，一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为斯诺等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在欢迎会上斯诺高兴地说：“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拥护你们。我这次要把你们几年未艰苦奋斗的经过，去告诉全世界无产阶级，最后你们应努力用中国的革命模范来推动和领导全世界革命。”讲演结束时，他又激动地高呼：“中国革命万岁!”“红军胜利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斯诺的讲话经黄华翻译后，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事后，住在豫旺堡附近杨家堡子的红军把斯诺的讲演摘要用毛笔写在一所民房的墙壁上，一直保留到20世纪60年代。 在采访中，斯诺十分注重眼见为实，并拍摄了大量照片。他原想把黄华和海德姆也纳入镜头，但黄华和海德姆一到苏区即下决心不再离去，所以向斯诺提出，要他在报道中不要提及他俩的名字，也不要照相。因为海德姆还有亲属在美国，黄华也考虑，如果组织上派他到国统区做秘密工作，斯诺的照片和文字报道对他以后的工作都是不利的，所以黄华叮嘱斯诺写文章不要用他的名字和照片。斯诺答应了黄华的要求，并且忠实履行自己的诺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西行漫记》再版时才提到黄华的参与。
1936年9月初，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30万国民党军试图从南、西、北三面出击，“剿灭”即将会师的红军。斯诺必须及时离开前线和陕北苏区，不然通往西安的公路可能被切断，他就不能回到北平。得知二、四方面军即将到达甘南同一方面军会合，黄华和马海德留下跟随部队去观看红军3个方面军胜利会师的场面。9月7日，在豫旺堡，斯诺要动身回保安了。一起度过不寻常的马背生活的3个“赤匪”——斯诺、马海德和黄华就要分手了，3个人相互热烈拥抱。离别之际，黄华对斯诺表示了感激，说斯诺让他有别人无法得到的机会，参与了这次对红军和苏区的采访，并称自己从中共领导人、红军干部和战士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精髓，受到了巨大的震动，得到了最深刻的教育。斯诺说他很幸运应邀采访红军，他的许多问题得到了解释和答复，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斯诺感谢黄华给他的帮助，希望黄华在红军中快速成长，不要太久再见面。
斯诺回到北平后，根据他掌握的情况，给英美各大报刊发出许多报道，宣传红军的事迹和主张，在此基础上发表了《西行漫记》(又称《红星照耀中国》)。此书在进步知识分子中广泛地秘密传阅，成为一本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反击对中共诬蔑的书，也是一本为读者开阔视野、认识革命、引导人们追求光明的书。成千上万名爱国青年读了它以后投笔从戎，不远千里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在国外，《红星照耀中国》是第一本外国记者根据现场采访和照片，以第一手材料写就的关于毛泽东、周恩未等中共领导人和中国红军以及苏区人民真实情况的书。这本书在英国出版后一个月内就再版了5次，震惊了世界。
黄华陪同斯诺第三次访华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曾于1960年和1964年两度访华。1960年的那一次，黄华正要去非洲的加纳担任大使，同斯诺的一些老朋友到机场去接他，但没有时间同他多接触。1964年，任加纳大使的黄华远在非洲，也没有机会同斯诺见面。
“文革”爆发后，西方传媒关于中国“文革”的报道使斯诺迷惑、忧虑，他想亲自到中国来看一看。他写信给在中国的老朋友，甚至写信给毛泽东，询问访华的可能性。1970年6月，中央决定以毛泽东的名义邀请埃德加·斯诺夫妇访华，斯诺便成为“文革”后来中国的第一位西方记者。周恩来通知调黄华回北京参加接待工作，当时黄华被下放在湖北钟祥干校参加劳动。《华盛顿邮报》的观察家说，斯诺的这次访华是中国人有兴趣发展与美国关系的信号。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称，这次访华有利于创造中美关系的奇迹。
1970年8月，斯诺夫妇抵达北京。去迎接他们的除了黄华夫妇外，还有斯诺的老朋友路易·艾黎和马海德大夫等人。斯诺一下飞机，就同黄华热烈拥抱，两人已有10年没见面了。斯诺告诉黄华，他和现在的夫人洛伊斯结婚也有20年了。洛伊斯原来是纽约市的一位话剧演员，对中国的舞台艺术很感兴趣，早想来中国，但是以前一直没有机会。还说，他们有两个孩子，男的叫克里斯多弗，女的叫西安，现在都在瑞士。斯诺性子很急，也很坦率，一开口就要老朋友们向他介绍最近5年中国的情况，并说说这次邀请他访华的原因。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从8月下旬起，黄华夫妇陪同斯诺夫妇参观了清华、北大和反帝医院(即协和医院)，然后参观有光荣革命历史的二七机车厂和河北省遵化县那个靠三条驴腿起家的“穷棒子社”，接着访问了延安和保安。斯诺像回到故乡一样，充满怀旧的深情。他寻找毛泽东当年住过的窑洞、红军大学旧址和他当年住过的招待所，还同黄华在毛主席旧居前照了张相。保安的负责同志在新建的政府办公楼热烈欢迎斯诺一行，欢迎宴会在露天举行。大家一起吃新鲜的玉米、烤红薯、陕西式的大米捞饭、辣子鸡和红烧猪肉。老区的干部和群众对斯诺这位美国老朋友是有真情的。
接着，斯诺一行先后到沈阳、鞍山、广州、杭州、上海、南京和武汉访问。斯诺对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武汉长江大桥和成昆铁路高度赞赏，他没有想到在完全没有外援的条件下中国完成了这些伟大的工程。
10月1日，黄华陪斯诺夫妇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游行。毛泽东与斯诺站在天安门城楼中间，交谈了大约40分钟。事后毛泽东说，这是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作为记者，斯诺重视实地调查，爱同各种人接触交谈，他这次访华也是如此。他喜欢一个人到街上走走，用他那半通不通的普通话同人聊天。据黄华回忆：有一天晚上，斯诺走出北京饭店到后面的小街散步，看见一些人在排队买烤白薯，那是他最喜欢吃的，于是也排在人群中。轮到他买的时候，老头儿向他要粮票，他才明白在中国那时买粮食包括买白薯不仅要付钱，还要付粮票!他赶忙回饭店向黄华要了粮票，才吃上香甜的烤白薯。
12月7日，周恩来给黄华写了封信，要他报告斯诺夫妇访问了什么地方、工厂、学校，接触了什么人，还有多长时间留在北京，以便毛泽东考虑何时见斯诺并同他谈些什么问题。1970年12月18日晚，毛泽东请斯诺去中南海谈话，一直谈到中午。谈到中美关系时，毛泽东做了那个著名的表态：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黄华没有参加这次会见，但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由他负责初审斯诺关于毛泽东这次谈话的“纪要”，以便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全党和全国各基层单位。12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通栏位置报道了毛泽东12月18日会见斯诺“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的消息，并刊出10月1日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时的合影照片，再一次用含蓄的方式向美国发出信息。
12月的北京，天气寒冷，斯诺还只穿一件毛衣和单裤，周恩来建议给斯诺做一件呢子大衣和买一件丝棉袄，以黄华的名义送给他。中国方面知道斯诺手头并不宽裕，原先要全程免费招待斯诺夫妇，但斯诺为了避免国外有人说他受中共贿赂，在离开北京回瑞士前，硬是把几个月的房费交给了北京饭店。1971年2月，斯诺结束对华访问， 回到瑞士。他的访华报道，尤其是毛泽东同他的谈话，陆续在欧美的重要报刊上发表，引起世人瞩目。之后不久，美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尼克松总统已经注意到斯诺文章传达的信息，他希望有一天能访问中国。
两个“赤匪”的最后一面
1971年下半年，斯诺因患胰腺癌住进了医院。为治好丈夫的病，斯诺夫人给在中国的老朋友马海德写信。马海德复信给她，请斯诺考虑到北京接受治疗。她还收到周恩来的信，其中附有毛泽东的问候。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北京日坛医院为斯诺准备好了病房，等候斯诺一家人的到来。中国政府还包租了法航班机的一等舱，供斯诺一家乘坐。去瑞士迎接斯诺的六人医疗小组，由马海德率领，于1972年1月抵达日内瓦斯诺家。医疗小组为斯诺作了检查，认为他的胰腺癌在手术后广泛转移，肝功能衰竭，只好改变计划，把病房设在斯诺家中，就地治疗。
2月初，黄华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正在亚的斯亚贝巴出席安理会会议，接到北京的特急电报，说斯诺病危，周恩来要黄华赶往瑞士去看望斯诺，代毛泽东和周恩来本人向斯诺问候。黄华赶到时，斯诺刚从前几天的昏迷中清醒过来，马海德对他说：“你看谁未了?是黄华!”斯诺立即睁大眼睛，脸上出现极兴奋的笑容。他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紧抓住黄华和马海德，用尽全身的气力说：“啊!咱们3个‘赤匪’又凑到一起来了。”1936年，他们3人一起在保安时，斯诺常把反动派咒骂红军为“赤匪”当作笑料。黄华在斯诺家停留了两天，同斯诺的儿女谈了很久。黄华向他们讲述了斯诺如何同情中国人民在旧社会遭受的苦难，如何不畏艰险去偏远的中国西北，探访和了解中国的革命道路，他是报春的燕子，向全世界传播了中国的革命伟业。黄华问斯诺的女儿：“知不知道她为什么叫西安?”她回答：“中国有座古城叫西安，爸爸年轻时就是从那里出发去寻找毛泽东，寻找东方的魅力的。”儿子克里斯多弗说：“妹妹的名字多好，那么我的名字就叫延安吧!爸爸也去过延安。”望着两个即将失去慈父的孩子，黄华心里很难过，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到中国去看看，那里是你们父亲的第二故乡，那里的人民热爱你们的父亲，也热爱你们。”
1972年2月15日，是中国农历春节，这天斯诺与世长辞。这距离尼克松访华只有6天了。黄华出席了一个月后在纽约举行的追悼会，并讲了话。斯诺在遗言中写道：“我热爱中国，希望死后我的一部分仍像生前一样能留在中国。美国抚育我成长，希望死后我也有一部分安置在哈德逊河畔。”遵照斯诺遗嘱，其骨灰一部分埋葬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墓碑上面镌刻着叶剑英的题字：“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另一部分骨灰埋葬在纽约市哈德逊河东岸的林间空地。
1984年，黄华等社会知名人士倡议：为了永远记住在战争年代为中国革命作出卓越贡献的国际友人，应该成立一个组织，去研究其事迹和著作，弘扬其优秀品质与献身精神。选出了3位知名度高的友人埃德加-斯诺、安娜一路易斯-斯特朗和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因其英文姓都以s打头，便采用了三s的名称，成立中国“三s研究会”，黄华任会长。在黄华及“三s研究会”的倡导下，国内外举办了多次与斯诺有关的学术研讨会，出版了斯诺所有重要的著作。2005年，90高龄的黄华在斯诺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致词：“斯诺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当然，斯诺也将永远活在患难永共的挚友黄华心里。
(压题照片为：1970年8月，黄华陪伴斯诺重访保安，在毛泽东旧居前留影)
黄华等在斯诺家筹划参与一二九运动
以“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为校训的燕京大学是解放前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驾齐驱的著名学府，首任校长系美国人司徒雷登。为了提高燕大的知名度和吸引力，校方重金聘请中外知名学者任教。学校对所聘教师，只问有没有真才实学，不问种族、国籍，也不问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和学术观点。因此学术空气十分自由，许多教师有比较开明、进步的思想，中国籍进步教师有陈翰笙、翦伯赞、吴文藻、费孝通、吴宓、钱玄同等；外籍进步教师有埃德加·斯诺、林迈可、范天详、谢迪克等。他们能够理解与同情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学生的抗日爱国主张，并能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学生们的革命活动。
埃德加·斯诺1928年来到中国，担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他兼任燕大新闻系讲师，讲授《新闻特写》和《旅行通讯》两门课程。斯诺夫妇当时住北平盔甲厂13号，黄华、龚澎、萧乾、蒋南翔、黄敬、姚依林等进步学生经常来此聚会，其客厅经常借给进步学生开会用，学生的抗日思想在此得到自由地抒发，他们把斯诺的家比喻为“呼吸新鲜空气的窗口”。黄华于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被选为燕大学生会执委会主席。在校期间，黄华阅读了一些进步刊物和书籍，从事了抗日救亡活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华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实行新闻封锁，黄华等进步学生经常到斯诺家中打听时局动态，和斯诺夫妇一道分析形势，商讨对策。斯诺在北平的住所成了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碰头的地点和庇护所。斯诺曾骄傲地说：“我的住所已成了地下工作者的工作总部了，我再也不是中立者了。”在斯诺家的小客厅里，黄华等人讨论过“怎么办”的问题。斯诺建议，给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领导人宋庆龄写信求援。于是黄华等人以“燕京大学同学”的名义给宋庆龄写了封信。信是用英文写的，由斯诺夫人海伦-斯诺打字形成正式文件，斯诺托住在他家的史沫特莱去上海带给宋庆龄。宋庆龄不几天便回了信，信也是用英文写的。宋庆龄在信中赞扬了同学们的爱国精神，斥责了蒋介石的卖国行为。经过反复讨论，北平学联决定发动示威大游行。
一二九运动已载入史册。黄华参加了这次抗日救亡运动，把游行日期和路线告诉了斯诺夫妇，斯诺又通知了在北京的许多西方记者和朋友。为真实记录这次历史性事件，斯诺还特地购买了一台摄影机，不顾危险奔赴现场了解情况，向国内外发出了大量客观报道。斯诺后来回忆道：“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所表现出来的极大的政治勇气，情景振奋人心。”
黄华陪斯诺访问陕北苏区
1936年6月中旬，埃德加-斯诺秘密地告诉黄华，年初他通过宋庆龄提出了采访陕北苏区的意愿，中共中央已同意他的请求。斯诺虽然会说一些汉语，但还不怎么行，问黄华愿不愿意陪他去陕北采访，帮助他做翻译。黄华爽快地说：“只要你敢到陕北去，我就去给你当翻译。”当时，黄华临近大学毕业，去陕北就不能参加考试，就拿不到文凭，但有机会去陕北参加红军，那张文凭对黄华来说已经不太重要了。
两人随即商量了去陕北的计划：斯诺先去西安，办好有关黄华去那边的手续后，即按约定的密语电告他在北平的妻子海伦，黄华即从北平动身，到西安同斯诺见面。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斯诺携带用隐形墨水写的介绍信、两架相机、24个胶卷和许多笔记簿离开北平，前往陕北。斯诺离开一些日子后，海伦通知黄华：收到斯诺的电报，他可以动身了。临行前，黄华发现手里的钱不足以保证西北之行的需要，便向海伦·斯诺借了30块银元。后来黄华到达陕北，还剩下15块银元，他觉得这是个累赘，便把银元交给了苏区政府财政部长林伯渠。林伯渠高兴地说：“谢谢，这是苏区金库的第一笔个人捐款。”
黄华坐车到达西安，按照约定找到斯诺下榻的旅馆——西京招待所，这是当时西安唯一的一家较现代化的高级饭店。房间里除了斯诺外还有一位外国人。斯诺介绍，这是美国人乔治-海德姆医生，也是经宋庆龄推荐去陕北的。海德姆就是后来献身苏区和新中国卫生事业而举世闻名的马海德大夫。3人都是第一次到西安，在等待出发去陕北的通知之际，还一同去游览了开元寺、碑林、大雁塔等名胜古迹。7月中旬，斯诺和海德姆先期到达陕甘宁苏区的保安县(今志丹县)，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随后的日子里，黄华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称赞“一二九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还说北京的年轻人干得好哇，并指示黄华：陪斯诺到前线采访。
在黄华的帮助下，斯诺在保安访谈了上百位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周恩来还亲自帮斯诺制订了采访计划。8月下旬，斯诺在陕北的采访计划基本上完成，准备去宁夏的前线，那里有国民党的20万大军同红军对峙着，战斗频繁。斯诺和黄华去向毛泽东告别。斯诺提议给毛泽东照一张相。当时毛泽东头发比较乱，斯诺就把自己头上缀有红星的八角帽摘下给毛泽东戴上。这张照片成为斯诺最得意的作品，后来更成为全中国家家户户最喜欢摆放的毛泽东像。1971年冬，斯诺病重，他的好友玛丽·戴蒙德女士到他瑞士的家探望，拍下了他凝视这张照片的镜头。透过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深深地沉浸在对那段往事的回忆之中。
离开保安前，毛泽东曾交代：请斯诺先把他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与政策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要黄华译成中文，当即派通信员专程送回保安，以便他核定。利用去前线路上的中午休息时间，斯诺用打字机打出笔记记录，黄华译成中文，译完一篇就卷起封好，由红军的通信员送给在保安的毛泽东。他们这样工作了3次，完成了毛泽东交代的任务。
黄华、斯诺与马海德3人被护送到了宁夏前线豫旺堡。8月22日，一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为斯诺等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在欢迎会上斯诺高兴地说：“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拥护你们。我这次要把你们几年未艰苦奋斗的经过，去告诉全世界无产阶级，最后你们应努力用中国的革命模范来推动和领导全世界革命。”讲演结束时，他又激动地高呼：“中国革命万岁!”“红军胜利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斯诺的讲话经黄华翻译后，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事后，住在豫旺堡附近杨家堡子的红军把斯诺的讲演摘要用毛笔写在一所民房的墙壁上，一直保留到20世纪60年代。 在采访中，斯诺十分注重眼见为实，并拍摄了大量照片。他原想把黄华和海德姆也纳入镜头，但黄华和海德姆一到苏区即下决心不再离去，所以向斯诺提出，要他在报道中不要提及他俩的名字，也不要照相。因为海德姆还有亲属在美国，黄华也考虑，如果组织上派他到国统区做秘密工作，斯诺的照片和文字报道对他以后的工作都是不利的，所以黄华叮嘱斯诺写文章不要用他的名字和照片。斯诺答应了黄华的要求，并且忠实履行自己的诺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西行漫记》再版时才提到黄华的参与。
1936年9月初，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30万国民党军试图从南、西、北三面出击，“剿灭”即将会师的红军。斯诺必须及时离开前线和陕北苏区，不然通往西安的公路可能被切断，他就不能回到北平。得知二、四方面军即将到达甘南同一方面军会合，黄华和马海德留下跟随部队去观看红军3个方面军胜利会师的场面。9月7日，在豫旺堡，斯诺要动身回保安了。一起度过不寻常的马背生活的3个“赤匪”——斯诺、马海德和黄华就要分手了，3个人相互热烈拥抱。离别之际，黄华对斯诺表示了感激，说斯诺让他有别人无法得到的机会，参与了这次对红军和苏区的采访，并称自己从中共领导人、红军干部和战士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精髓，受到了巨大的震动，得到了最深刻的教育。斯诺说他很幸运应邀采访红军，他的许多问题得到了解释和答复，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斯诺感谢黄华给他的帮助，希望黄华在红军中快速成长，不要太久再见面。
斯诺回到北平后，根据他掌握的情况，给英美各大报刊发出许多报道，宣传红军的事迹和主张，在此基础上发表了《西行漫记》(又称《红星照耀中国》)。此书在进步知识分子中广泛地秘密传阅，成为一本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反击对中共诬蔑的书，也是一本为读者开阔视野、认识革命、引导人们追求光明的书。成千上万名爱国青年读了它以后投笔从戎，不远千里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在国外，《红星照耀中国》是第一本外国记者根据现场采访和照片，以第一手材料写就的关于毛泽东、周恩未等中共领导人和中国红军以及苏区人民真实情况的书。这本书在英国出版后一个月内就再版了5次，震惊了世界。
黄华陪同斯诺第三次访华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曾于1960年和1964年两度访华。1960年的那一次，黄华正要去非洲的加纳担任大使，同斯诺的一些老朋友到机场去接他，但没有时间同他多接触。1964年，任加纳大使的黄华远在非洲，也没有机会同斯诺见面。
“文革”爆发后，西方传媒关于中国“文革”的报道使斯诺迷惑、忧虑，他想亲自到中国来看一看。他写信给在中国的老朋友，甚至写信给毛泽东，询问访华的可能性。1970年6月，中央决定以毛泽东的名义邀请埃德加·斯诺夫妇访华，斯诺便成为“文革”后来中国的第一位西方记者。周恩来通知调黄华回北京参加接待工作，当时黄华被下放在湖北钟祥干校参加劳动。《华盛顿邮报》的观察家说，斯诺的这次访华是中国人有兴趣发展与美国关系的信号。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称，这次访华有利于创造中美关系的奇迹。
1970年8月，斯诺夫妇抵达北京。去迎接他们的除了黄华夫妇外，还有斯诺的老朋友路易·艾黎和马海德大夫等人。斯诺一下飞机，就同黄华热烈拥抱，两人已有10年没见面了。斯诺告诉黄华，他和现在的夫人洛伊斯结婚也有20年了。洛伊斯原来是纽约市的一位话剧演员，对中国的舞台艺术很感兴趣，早想来中国，但是以前一直没有机会。还说，他们有两个孩子，男的叫克里斯多弗，女的叫西安，现在都在瑞士。斯诺性子很急，也很坦率，一开口就要老朋友们向他介绍最近5年中国的情况，并说说这次邀请他访华的原因。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从8月下旬起，黄华夫妇陪同斯诺夫妇参观了清华、北大和反帝医院(即协和医院)，然后参观有光荣革命历史的二七机车厂和河北省遵化县那个靠三条驴腿起家的“穷棒子社”，接着访问了延安和保安。斯诺像回到故乡一样，充满怀旧的深情。他寻找毛泽东当年住过的窑洞、红军大学旧址和他当年住过的招待所，还同黄华在毛主席旧居前照了张相。保安的负责同志在新建的政府办公楼热烈欢迎斯诺一行，欢迎宴会在露天举行。大家一起吃新鲜的玉米、烤红薯、陕西式的大米捞饭、辣子鸡和红烧猪肉。老区的干部和群众对斯诺这位美国老朋友是有真情的。
接着，斯诺一行先后到沈阳、鞍山、广州、杭州、上海、南京和武汉访问。斯诺对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武汉长江大桥和成昆铁路高度赞赏，他没有想到在完全没有外援的条件下中国完成了这些伟大的工程。
10月1日，黄华陪斯诺夫妇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游行。毛泽东与斯诺站在天安门城楼中间，交谈了大约40分钟。事后毛泽东说，这是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作为记者，斯诺重视实地调查，爱同各种人接触交谈，他这次访华也是如此。他喜欢一个人到街上走走，用他那半通不通的普通话同人聊天。据黄华回忆：有一天晚上，斯诺走出北京饭店到后面的小街散步，看见一些人在排队买烤白薯，那是他最喜欢吃的，于是也排在人群中。轮到他买的时候，老头儿向他要粮票，他才明白在中国那时买粮食包括买白薯不仅要付钱，还要付粮票!他赶忙回饭店向黄华要了粮票，才吃上香甜的烤白薯。
12月7日，周恩来给黄华写了封信，要他报告斯诺夫妇访问了什么地方、工厂、学校，接触了什么人，还有多长时间留在北京，以便毛泽东考虑何时见斯诺并同他谈些什么问题。1970年12月18日晚，毛泽东请斯诺去中南海谈话，一直谈到中午。谈到中美关系时，毛泽东做了那个著名的表态：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黄华没有参加这次会见，但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由他负责初审斯诺关于毛泽东这次谈话的“纪要”，以便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全党和全国各基层单位。12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通栏位置报道了毛泽东12月18日会见斯诺“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的消息，并刊出10月1日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时的合影照片，再一次用含蓄的方式向美国发出信息。
12月的北京，天气寒冷，斯诺还只穿一件毛衣和单裤，周恩来建议给斯诺做一件呢子大衣和买一件丝棉袄，以黄华的名义送给他。中国方面知道斯诺手头并不宽裕，原先要全程免费招待斯诺夫妇，但斯诺为了避免国外有人说他受中共贿赂，在离开北京回瑞士前，硬是把几个月的房费交给了北京饭店。1971年2月，斯诺结束对华访问， 回到瑞士。他的访华报道，尤其是毛泽东同他的谈话，陆续在欧美的重要报刊上发表，引起世人瞩目。之后不久，美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尼克松总统已经注意到斯诺文章传达的信息，他希望有一天能访问中国。
两个“赤匪”的最后一面
1971年下半年，斯诺因患胰腺癌住进了医院。为治好丈夫的病，斯诺夫人给在中国的老朋友马海德写信。马海德复信给她，请斯诺考虑到北京接受治疗。她还收到周恩来的信，其中附有毛泽东的问候。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北京日坛医院为斯诺准备好了病房，等候斯诺一家人的到来。中国政府还包租了法航班机的一等舱，供斯诺一家乘坐。去瑞士迎接斯诺的六人医疗小组，由马海德率领，于1972年1月抵达日内瓦斯诺家。医疗小组为斯诺作了检查，认为他的胰腺癌在手术后广泛转移，肝功能衰竭，只好改变计划，把病房设在斯诺家中，就地治疗。
2月初，黄华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正在亚的斯亚贝巴出席安理会会议，接到北京的特急电报，说斯诺病危，周恩来要黄华赶往瑞士去看望斯诺，代毛泽东和周恩来本人向斯诺问候。黄华赶到时，斯诺刚从前几天的昏迷中清醒过来，马海德对他说：“你看谁未了?是黄华!”斯诺立即睁大眼睛，脸上出现极兴奋的笑容。他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紧抓住黄华和马海德，用尽全身的气力说：“啊!咱们3个‘赤匪’又凑到一起来了。”1936年，他们3人一起在保安时，斯诺常把反动派咒骂红军为“赤匪”当作笑料。黄华在斯诺家停留了两天，同斯诺的儿女谈了很久。黄华向他们讲述了斯诺如何同情中国人民在旧社会遭受的苦难，如何不畏艰险去偏远的中国西北，探访和了解中国的革命道路，他是报春的燕子，向全世界传播了中国的革命伟业。黄华问斯诺的女儿：“知不知道她为什么叫西安?”她回答：“中国有座古城叫西安，爸爸年轻时就是从那里出发去寻找毛泽东，寻找东方的魅力的。”儿子克里斯多弗说：“妹妹的名字多好，那么我的名字就叫延安吧!爸爸也去过延安。”望着两个即将失去慈父的孩子，黄华心里很难过，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到中国去看看，那里是你们父亲的第二故乡，那里的人民热爱你们的父亲，也热爱你们。”
1972年2月15日，是中国农历春节，这天斯诺与世长辞。这距离尼克松访华只有6天了。黄华出席了一个月后在纽约举行的追悼会，并讲了话。斯诺在遗言中写道：“我热爱中国，希望死后我的一部分仍像生前一样能留在中国。美国抚育我成长，希望死后我也有一部分安置在哈德逊河畔。”遵照斯诺遗嘱，其骨灰一部分埋葬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墓碑上面镌刻着叶剑英的题字：“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另一部分骨灰埋葬在纽约市哈德逊河东岸的林间空地。
1984年，黄华等社会知名人士倡议：为了永远记住在战争年代为中国革命作出卓越贡献的国际友人，应该成立一个组织，去研究其事迹和著作，弘扬其优秀品质与献身精神。选出了3位知名度高的友人埃德加-斯诺、安娜一路易斯-斯特朗和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因其英文姓都以s打头，便采用了三s的名称，成立中国“三s研究会”，黄华任会长。在黄华及“三s研究会”的倡导下，国内外举办了多次与斯诺有关的学术研讨会，出版了斯诺所有重要的著作。2005年，90高龄的黄华在斯诺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致词：“斯诺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当然，斯诺也将永远活在患难永共的挚友黄华心里。
(压题照片为：1970年8月，黄华陪伴斯诺重访保安，在毛泽东旧居前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