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喜迎建党90周年的日子里，我专程来到深圳莲花山，瞻仰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铜像。
　　我带着家人驱车来到市中心的莲花山公园，拾级而上，兴致勃勃地登上鲜花盛开的莲花山顶，一眼就看到矗立在顶峰的邓小平铜像。这座铜像是我们所熟悉的身影：昂首挺胸，目光坚定，大衣迎风卷起，正甩开大步奔向辽阔的远方。它是深圳市政府为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而精心铸造的。从这里环顾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的深圳新城，只见高楼鳞次栉比，滨海大道车水马龙，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忙景象。此刻，我心中春潮涌动，仿佛又见到眼前这位时代伟人，正带领着亿万各族人民，高举旗帜，向着振兴中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退休后的今天，我如愿来到这座因改革开放而兴起的城市，瞻仰邓小平铜像，重温这位时代伟人的英姿和思想风貌，感到特别高兴。这是因为，像我这样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当了一辈子新闻记者的人，对老百姓常挂在嘴边的“毛主席让我们站起来，邓小平让我们富起来”这句话感到特别亲切。我出生在赣江边的一个贫苦农家，从小在乡间放牛种地。解放后，是党把我送进了学校，是政府的助学金助我完成了大学学业。1963年，我到北京进新华园成了一名新华社记者。抚今追昔，回顾自己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一名记者，确实从内心感受到是毛主席让我“站”起来，“站”到了党的新闻队伍里；回顾自己几十年新闻生涯，改革开放以来是我写新闻最多、最好的“黄金时期”。我又切身体会到。改革开放是记者的春天，是邓小平让我“富”起来的。
　　老百姓说，共产党好，改革开放好。改革中得到实惠的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前展示出“小平您好”的横幅，对此我感同身受，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常怀感激之情。这和我新闻工作生涯中一段特殊的经历有关。“文革”前，我就在新华总社新闻摄影部当编辑记者，经常要采编中央领导同志的图片新闻。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邓小平同志虽然被诬陷为“二号走资派”，受到严重冲击，但他仍在坚持工作，我们也仍在编发他的新闻照片。这一年的11月底，中央有一次重要外事活动。前往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拍摄了一张毛泽东、邓小平和陈毅在一起亲切交谈的照片。这张照片经时任中央常委、中宣部长的陶铸同志审阅同意发稿。当晚正好我值班负责签发稿件。接到这张图片稿后，我即向总社值班副社长王敏昭报告，按他指示，我便向全国各大新闻媒体签发了这张新闻照片。
　　按说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这张新闻照片竟触动了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神经。1967年1月7日晚，江青叫起准备睡觉的陈伯达，突然窜到新华社，大肆污蔑新华社“秉承陶铸的旨意搞‘换头术’保二号‘走资派’”。江青还当场下令抓走了副社长王敏昭，并对我这个部门发稿负责人点名批斗。后来，王敏昭同志被害死在监狱里，我也被停止了在总社的工作，离开北京来到了江西分社。
　　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后，我又被抽调到总社国内部，做了一段时间的政治报道，工作中有幸又见到了邓小平同志。那是1980年9月22日，全国政协五届三次常委会在北京召开茶话会，领导派我前去采访。当我走进全国政协礼堂会场时，一眼就看到满面春风的小平同志坐在主席台中央，不停地向出席茶话会的委员们招手致意。那天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增补政协领导成员。经过民主协商，新增补的政协副主席和常委很快就被确定下来了，邓小平主席当场宣布了名单，并向新当选的政协副主席和常务委员表示祝贺。他还风趣地大声说：“搞四化建设这样快就好了!”这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会后新老委员们边品茗边交谈，老红军何长工还用风琴弹起了《十送红军》，小平同志听了高兴地为他鼓掌。时令虽已近深秋，但会场上始终洋溢着春天般的气息。
　　作为国家通讯社记者，除因工作要同中央领导保持密切接触外，在新时期更多的是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贯彻执行中央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江西这块红土地上涌起一轮轮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的大潮，演绎着一幕幕历史变革、社会和谐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正剧。这一切正是我要捕捉和展示的重大新闻。改革开放以来，我采写的大量新闻报道，聚焦振兴中华、兴赣富民的豪迈壮举，描绘炎黄子孙、老区人民奋力奔小康所取得的成果，用手中的笔记录下江西改革开放一段段难忘的历史。这些报道，从一个方面体现了邓小平理论，对继续搞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新闻报道，也能给人以启迪。
　　回忆这些往事，让我更加怀念给予我机遇、智慧和力量的邓小平。作为一个老记者，在纪念建党90周年的特殊日子里，我毅然来到先行实践邓小平理论并取得辉煌成就的深圳，向矗立在莲花山上的邓小平铜像献上一束鲜花，愿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祝沐浴着邓小平理论阳光的新闻之树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