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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官难见”，原因何在
“在中国，见个县官有多难？”日前，有媒体记者赴多个省份暗访，实地调查与县领导见面的难度，发现所调查的政府部门几乎都不挂牌办公，而不管以什么样的面见理由，几乎都被挡在了书记、县长的门外。
“有着‘无冕之王’之称的记者面见县长、县委书记都这么困难，可想而知，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想见书记、县长一面，那就更困难了。”有网友感叹。
“我活了60岁，只见过一回乡长，还是到家催交农业税时才见到的。”2013年1月20日，有记者在内蒙古自治区商都县农村采访时了解到，许多农民没有见过乡镇领导，不知道现任乡长、镇长是何许人。商都县屯垦队镇一农民摇头说道：“镇里的领导没来过我们村，现在谁是镇长也不知道。”一名村民小组的干部说：“乡镇领导确实很少走村串户，村里很多困难都不清楚。我有几次想向镇领导反映农民浇地用水困难，但是去了镇上，负责的领导总不在办公室。”
民众有事找不到官员，而在“民告官”案件中也难见“官员”的身影。据郑州中院相关人士介绍，2008年至2010年，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案件只有3起。记者从云南省昆明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获悉：在昆明市各级法院2008年审结的850件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的仅有15件，所占比例仅为1.76%。
宪法明确规定，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有的党政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既然是主仆关系，那么老百姓想见自己的“公仆”为何会如此之难。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黄红华表示，目前“县官难见”事件频频出现的根源是体制问题，是法治化程度不足的表现。他认为，第一，我国“县官”考核体制是“压力型”体制下的晋升“锦标赛”制度，官员的目标任务、考核指标和行政压力主要来自上级，所以官员眼睛向上看得多一点，向下看得少一点，对个体性的群众利益保障不够；第二，党政“一把手”权力太大，职能部门和“技术官僚”依照市场规律、科学规律、技术要求和法律法规办事的空间和权力受到“长官意志”的压缩；第三，司法权力太弱，当群众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权力不当侵害时，同级司法机关在处理行政诉讼案件时的独立性不够，导致群众“偏爱”行政维权途径，信访系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采访中，记者也发现，一些地方政府存在与民争利的行为，这就导致了民众不信任基层的办事人员，而想直接找“县官”告状。黄红华直言，“一些官员在‘公共利益’和‘地方大局’的幌子下，滥用行政权力、行使‘长官意志’、不按规律办事、漠视群众合法权益。在这种环境下形成了群众对行政权力的复杂感情：作为一般群众‘不关心’公共事务，但‘向往’行政权力；作为行政对象‘不信任’行政主体，畏惧行政权力；作为维权者不得不‘依赖’行政权力，诉诸‘清官’。”
可见，民与官之间的这种复杂情绪交织成了一张特殊的现实图景。对此，黄红华将“县官难见”的原因归结为两点：其一，不愿见，不愿承认和改正错误；其二，不敢见，即使见了面，问题仍然难以解决，即使解决了，群众也不一定信任、不一定满意。因此，“县官难见”主要还是一个体制性问题。
为什么要见县官
既然县官如此难见，那么为什么老百姓还要想方设法面见县官呢？
有调查显示“领导过问”好办事成了社会的普遍心态。群众有事习惯找领导，认为只要领导出面，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够解决的。有专家表示，这看似一种普通的社会心理，背后其实隐藏着“人治”大于“法治”的封建思想，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其实质是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的体现。时至今日，一些地方领导仍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人治”的方法解决具体问题，“人治”思想根深蒂固。
“老百姓要见县官或党政‘一把手’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一把手’手里有权，能解决问题。尤其是当行政权力行使过程中与群众权利和利益保障发生矛盾的时候，谁能解决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黄红华认为，由于体制缺陷和法治化程度不足，政府在行政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最终还是需要政府来解决，这是老百姓要见“县官”的主要原因。
“老大难，老大出面就不难。”评论员滕朝阳认为，群众想见县领导，总是有大事、难事，谁能闲着没事去找县领导呢？当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受到侵害时，无法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解决，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不得不走上了“体制外”的申诉途径。
百姓想见官员自然带有“人治”色彩和清官情结，但是撇开这些主观因素，政府机关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的顽疾则是无法推脱的客观原因。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利益多元、诉求多样，然而许多基层干部名义上打着“为民服务”的幌子，私底下却消极懒惰、精神涣散，对于老百姓的需求不闻不问，对自己的本职工作敷衍塞责，眼睛只盯着自己的“帽子”，心中只想着更好的“位子”，在日常工作中习惯“拖”、“推”、“躲”，造成工作中的被动。老百姓在找政府部门办事时，无法找准“有关部门”，只得向上求解。
不能仅仅责怪县官
记者了解到，“县官难见”现象背后，县官也有不少苦衷。
客观而言，当今社会日益复杂，县官要处理的公共事务堆积如山，如果事事都要找县官解决，肯定难以应付。黄红华认为，“县官”属于领导职位，通常管辖面积达数千平方公里，拥有几十万人口县域内的经济发展、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负责，想要事必躬亲，为每个老百姓解决他们的具体问题，是不现实的。
“基本上一上班，就有一大堆的事情输入你的大脑里，而且马上要决定，有时候就连对这些情况的分析判断时间都没有。”在采访中，有官员无奈地表示：“总是公务缠身，要处理的文山会海太多，上班时间除了开这会那会，布置这个部门那个部门的工作之外，还要接待上级下来检查与调研，即使一份小小的政府文件也需要领导签字审批，很少有闲暇时间来处理百姓的事。”
“不能因为‘县官难见’就否定这个群体的贡献。”黄红华说道，“县级政府是我国具有完整地方政府职能的基层政府，担负了落实上级政府政策和任务的重任，‘县官’们往往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做出了巨大的付出。” 有学者认为，如果任何事都要“一把手”亲自拍板、督办，不仅领导成了门卫、办事员，也反映出政府部门政务分工模糊，行政效率低下。试想如果人人一有事就都找县领导，那么即使再亲民的县官也会焦头烂额，应接不暇。比如，各地公布领导干部电话，往往成为新闻热点而被广泛关注。公众对领导电话的强烈现实需求，勾勒出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凡事必须找政府，搞不定就找“一把手”。山东省菏泽市公布领导电话后，一年之内各级领导干部接听的市民来电逾15万个，单单几个“一把手”的电话，就已经让政府领导忙得不可开交，更何况人人都要面见县官更是无法想象。
破解之道
“郡县治则天下治”，县一级在党和国家的机构设置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县一级的领导干部，有怎样的工作作风，直接与一个地方的发展稳定休戚相关。前不久，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当前，各级党组织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更将群众路线作为执政的生命线高度来认识和实践。因此，在“老百姓事事都要找县官”和“县官整天公务繁忙”的现状下，解决“县官难见”的关键还在于官员自身。
据悉，湖南省桂阳县在破解“县官难见”问题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县委书记、县长的手机号码和办公室门牌面向社会公布，挂牌开门办公，群众进门时登记身份证就能直接找他们，还可以直接拨打书记、县长的手机预约见面。除了县委书记和县长，其他县委、县政府领导，所有部门和职能科局都公开挂牌办公，方便群众直接找主管官员。正如桂阳县县委书记李向阳所说，“有些事情对我们来说可能并不是什么大事，但对老百姓来说可能就是天大的事了，开门办公并公布手机号码，有压力也是约束。”李向阳认为，送上门的群众工作，没有理由不做好做实。
滕朝阳认为，解决群众见县领导难的问题，首先就要拆除阻隔在官民之间的有形无形的藩篱，把设施、制度搞得有点人性化、亲和力。
采访中，有不少人建议，县领导要学会俯下身，用脚步丈量民情，深入到群众中去收集意见，要充分发挥好官员的干部驻村制度，官员要密切联系群众，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在干部驻村制度的实践上，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7月，浙江省已有24.4万名干部参与“进村入企”大走访，走访行政村近2.9万个、企业14.4万家、农户812.7万户，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77.2万个。
在浙江省缙云县，全县干部面对该办的要事、急事、民事都以“夜”为时限，日事日毕，为群众办实事8600多件。今年，该县对乡镇干部“再加码”，要求干部下班后在便民服务中心的值班办事时间，每周不能少于3小时，高效的办事作风受到百姓好评。
“白天交的表格，晚上就有了答复，前后不到10个小时，我的难题就解决了。”浙江芳华缝制设备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凯说起不久前自己去镇政府办事的经历，直言“干部办事效率高”。
解决“县官难见”现象，除了需要官员转变工作制度和办事理念，做到“透明办公”，“阳光政府”外，还需要充分发挥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有人认为，人大代表是人民通过法定程序选举产生的，自然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人大代表要承载民意，百姓的意见只要汇总到人大代表手中，自然不用见县官也可以办好事情。但黄红华认为缓解“县官难见”是个系统工程，其基本途径是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使行政权力回归法治的轨道。
黄红华具体谈道：第一，改革官员考核体制，从以前的上级考核为主向上级考核、同级评价和社会评价相结合的体制转变，改善社会评价的程序和方法，加强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代表评价官员的权重；第二，改革“信访”制度，在畅通信访渠道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信访”党政与人大联席会议处理制度；第三，加强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监督，适当提高司法权力的地位，增强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能力，切实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第四，加强对行政官员违法违规、违反程序、不按规律办事等行为的问责，适当提高职能部门和“技术官僚”在科学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要消除“县官难见”的表象，必须弥补背后的这些机制欠缺。让制度正常高效运转，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让官员真正以“公仆”自居，视人民为主人。如此，方有郡县治、天下治。
“在中国，见个县官有多难？”日前，有媒体记者赴多个省份暗访，实地调查与县领导见面的难度，发现所调查的政府部门几乎都不挂牌办公，而不管以什么样的面见理由，几乎都被挡在了书记、县长的门外。
“有着‘无冕之王’之称的记者面见县长、县委书记都这么困难，可想而知，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想见书记、县长一面，那就更困难了。”有网友感叹。
“我活了60岁，只见过一回乡长，还是到家催交农业税时才见到的。”2013年1月20日，有记者在内蒙古自治区商都县农村采访时了解到，许多农民没有见过乡镇领导，不知道现任乡长、镇长是何许人。商都县屯垦队镇一农民摇头说道：“镇里的领导没来过我们村，现在谁是镇长也不知道。”一名村民小组的干部说：“乡镇领导确实很少走村串户，村里很多困难都不清楚。我有几次想向镇领导反映农民浇地用水困难，但是去了镇上，负责的领导总不在办公室。”
民众有事找不到官员，而在“民告官”案件中也难见“官员”的身影。据郑州中院相关人士介绍，2008年至2010年，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案件只有3起。记者从云南省昆明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获悉：在昆明市各级法院2008年审结的850件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的仅有15件，所占比例仅为1.76%。
宪法明确规定，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有的党政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既然是主仆关系，那么老百姓想见自己的“公仆”为何会如此之难。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黄红华表示，目前“县官难见”事件频频出现的根源是体制问题，是法治化程度不足的表现。他认为，第一，我国“县官”考核体制是“压力型”体制下的晋升“锦标赛”制度，官员的目标任务、考核指标和行政压力主要来自上级，所以官员眼睛向上看得多一点，向下看得少一点，对个体性的群众利益保障不够；第二，党政“一把手”权力太大，职能部门和“技术官僚”依照市场规律、科学规律、技术要求和法律法规办事的空间和权力受到“长官意志”的压缩；第三，司法权力太弱，当群众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权力不当侵害时，同级司法机关在处理行政诉讼案件时的独立性不够，导致群众“偏爱”行政维权途径，信访系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采访中，记者也发现，一些地方政府存在与民争利的行为，这就导致了民众不信任基层的办事人员，而想直接找“县官”告状。黄红华直言，“一些官员在‘公共利益’和‘地方大局’的幌子下，滥用行政权力、行使‘长官意志’、不按规律办事、漠视群众合法权益。在这种环境下形成了群众对行政权力的复杂感情：作为一般群众‘不关心’公共事务，但‘向往’行政权力；作为行政对象‘不信任’行政主体，畏惧行政权力；作为维权者不得不‘依赖’行政权力，诉诸‘清官’。”
可见，民与官之间的这种复杂情绪交织成了一张特殊的现实图景。对此，黄红华将“县官难见”的原因归结为两点：其一，不愿见，不愿承认和改正错误；其二，不敢见，即使见了面，问题仍然难以解决，即使解决了，群众也不一定信任、不一定满意。因此，“县官难见”主要还是一个体制性问题。
为什么要见县官
既然县官如此难见，那么为什么老百姓还要想方设法面见县官呢？
有调查显示“领导过问”好办事成了社会的普遍心态。群众有事习惯找领导，认为只要领导出面，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够解决的。有专家表示，这看似一种普通的社会心理，背后其实隐藏着“人治”大于“法治”的封建思想，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其实质是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的体现。时至今日，一些地方领导仍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人治”的方法解决具体问题，“人治”思想根深蒂固。
“老百姓要见县官或党政‘一把手’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一把手’手里有权，能解决问题。尤其是当行政权力行使过程中与群众权利和利益保障发生矛盾的时候，谁能解决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黄红华认为，由于体制缺陷和法治化程度不足，政府在行政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最终还是需要政府来解决，这是老百姓要见“县官”的主要原因。
“老大难，老大出面就不难。”评论员滕朝阳认为，群众想见县领导，总是有大事、难事，谁能闲着没事去找县领导呢？当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受到侵害时，无法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解决，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不得不走上了“体制外”的申诉途径。
百姓想见官员自然带有“人治”色彩和清官情结，但是撇开这些主观因素，政府机关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的顽疾则是无法推脱的客观原因。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利益多元、诉求多样，然而许多基层干部名义上打着“为民服务”的幌子，私底下却消极懒惰、精神涣散，对于老百姓的需求不闻不问，对自己的本职工作敷衍塞责，眼睛只盯着自己的“帽子”，心中只想着更好的“位子”，在日常工作中习惯“拖”、“推”、“躲”，造成工作中的被动。老百姓在找政府部门办事时，无法找准“有关部门”，只得向上求解。
不能仅仅责怪县官
记者了解到，“县官难见”现象背后，县官也有不少苦衷。
客观而言，当今社会日益复杂，县官要处理的公共事务堆积如山，如果事事都要找县官解决，肯定难以应付。黄红华认为，“县官”属于领导职位，通常管辖面积达数千平方公里，拥有几十万人口县域内的经济发展、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负责，想要事必躬亲，为每个老百姓解决他们的具体问题，是不现实的。
“基本上一上班，就有一大堆的事情输入你的大脑里，而且马上要决定，有时候就连对这些情况的分析判断时间都没有。”在采访中，有官员无奈地表示：“总是公务缠身，要处理的文山会海太多，上班时间除了开这会那会，布置这个部门那个部门的工作之外，还要接待上级下来检查与调研，即使一份小小的政府文件也需要领导签字审批，很少有闲暇时间来处理百姓的事。”
“不能因为‘县官难见’就否定这个群体的贡献。”黄红华说道，“县级政府是我国具有完整地方政府职能的基层政府，担负了落实上级政府政策和任务的重任，‘县官’们往往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做出了巨大的付出。” 有学者认为，如果任何事都要“一把手”亲自拍板、督办，不仅领导成了门卫、办事员，也反映出政府部门政务分工模糊，行政效率低下。试想如果人人一有事就都找县领导，那么即使再亲民的县官也会焦头烂额，应接不暇。比如，各地公布领导干部电话，往往成为新闻热点而被广泛关注。公众对领导电话的强烈现实需求，勾勒出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凡事必须找政府，搞不定就找“一把手”。山东省菏泽市公布领导电话后，一年之内各级领导干部接听的市民来电逾15万个，单单几个“一把手”的电话，就已经让政府领导忙得不可开交，更何况人人都要面见县官更是无法想象。
破解之道
“郡县治则天下治”，县一级在党和国家的机构设置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县一级的领导干部，有怎样的工作作风，直接与一个地方的发展稳定休戚相关。前不久，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当前，各级党组织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更将群众路线作为执政的生命线高度来认识和实践。因此，在“老百姓事事都要找县官”和“县官整天公务繁忙”的现状下，解决“县官难见”的关键还在于官员自身。
据悉，湖南省桂阳县在破解“县官难见”问题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县委书记、县长的手机号码和办公室门牌面向社会公布，挂牌开门办公，群众进门时登记身份证就能直接找他们，还可以直接拨打书记、县长的手机预约见面。除了县委书记和县长，其他县委、县政府领导，所有部门和职能科局都公开挂牌办公，方便群众直接找主管官员。正如桂阳县县委书记李向阳所说，“有些事情对我们来说可能并不是什么大事，但对老百姓来说可能就是天大的事了，开门办公并公布手机号码，有压力也是约束。”李向阳认为，送上门的群众工作，没有理由不做好做实。
滕朝阳认为，解决群众见县领导难的问题，首先就要拆除阻隔在官民之间的有形无形的藩篱，把设施、制度搞得有点人性化、亲和力。
采访中，有不少人建议，县领导要学会俯下身，用脚步丈量民情，深入到群众中去收集意见，要充分发挥好官员的干部驻村制度，官员要密切联系群众，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在干部驻村制度的实践上，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7月，浙江省已有24.4万名干部参与“进村入企”大走访，走访行政村近2.9万个、企业14.4万家、农户812.7万户，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77.2万个。
在浙江省缙云县，全县干部面对该办的要事、急事、民事都以“夜”为时限，日事日毕，为群众办实事8600多件。今年，该县对乡镇干部“再加码”，要求干部下班后在便民服务中心的值班办事时间，每周不能少于3小时，高效的办事作风受到百姓好评。
“白天交的表格，晚上就有了答复，前后不到10个小时，我的难题就解决了。”浙江芳华缝制设备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凯说起不久前自己去镇政府办事的经历，直言“干部办事效率高”。
解决“县官难见”现象，除了需要官员转变工作制度和办事理念，做到“透明办公”，“阳光政府”外，还需要充分发挥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有人认为，人大代表是人民通过法定程序选举产生的，自然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人大代表要承载民意，百姓的意见只要汇总到人大代表手中，自然不用见县官也可以办好事情。但黄红华认为缓解“县官难见”是个系统工程，其基本途径是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使行政权力回归法治的轨道。
黄红华具体谈道：第一，改革官员考核体制，从以前的上级考核为主向上级考核、同级评价和社会评价相结合的体制转变，改善社会评价的程序和方法，加强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代表评价官员的权重；第二，改革“信访”制度，在畅通信访渠道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信访”党政与人大联席会议处理制度；第三，加强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监督，适当提高司法权力的地位，增强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能力，切实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第四，加强对行政官员违法违规、违反程序、不按规律办事等行为的问责，适当提高职能部门和“技术官僚”在科学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要消除“县官难见”的表象，必须弥补背后的这些机制欠缺。让制度正常高效运转，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让官员真正以“公仆”自居，视人民为主人。如此，方有郡县治、天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