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民主意识既体现在它对于公共领域的建构上,也体现在谈话空间、嘉宾以及话题的双重性上。这使得谈话节目从形式和内容上具有了民主的色彩,即让公众意见进入到公共论坛中产生碰撞、交流,并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最终实现在国家空间、私人空间中产生思想观念的协商和情感的交流。
关键词:电视谈话节目 民主意识 公共领域 双重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的发展经历了以电视剧和综艺节目为主的娱乐性、以社会纪实报道为主的纪实性、以谈话和讨论类节目为主的思考性三个阶段,其凸显的是电视功能的变化,即从满足受众单纯的休闲娱乐需求到为受众获取社会信息进而给受众提供表达观点、交流思想的空间。其中,作为思考性代表的电视谈话节目尽管仅有十多年的历史,但它的出现不只意味着说话主体的变化,普通人开始从“听电视说”逐渐转换到“我在电视上说”,而且无论从国家还是从公众的角度而言,它都预示着一种民主意识的凸显。
社会转型与谈话节目对公共领域的建构
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出现与当代社会转型有着极大的关系,其本身就是对联结国家与个人的公共领域的建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电视谈话节目从出现之日起就不断凸显出一种民主意识。
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公共领域是一个话语空间,它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充当二者的调节器和修正仪。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尽管存在着古代议事厅和火塘这样的准公共领域,但从整体上而言,中国传统的话语方式是私人言说,表达的仅仅是私人的观念,追求的是个人境界的提升,通过克己、复礼、修身、齐家等自我修养途径,实现所谓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理想。尽管其中也或多或少地涉及与公共意见相关的话语表述,但却从未实现过从私人化向公共化的转化,而一贯是以私人方式解决公共问题,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
新中国成立30年间,高度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直接导致了“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的形成。“‘国家——民众’的二元结构取代了‘国家——社会——民众’的三元结构,导致意见传通渠道和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席,民众无法发挥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的建构作用”。公共话语空间的缺失使得国家和民众之间不存在任何的意见缓冲、调适与反馈,典型的表现就是包括电视、报纸、广播在内的所有媒体信息都为国家意识形态宣传服务,民众只能作为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全面的结构性调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轨、集权政治制度向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型、单一封闭的传统文化向多元开放的现代文化的转变。在此宏观社会背景下,“人的主体意识不断提高,人的主体意识与主体精神开始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尊重”,电视媒体单一的宣传功能越来越无法满足多元文化的需要,加之受到国外“脱口秀”节目的影响,中国电视谈话节目逐渐成型,并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形成了一股席卷中国电视界的潮流。同时,在社会全面转型的过程中,国家也开始由原来的一切社会事务的包揽者转向公共事务的服务者,并对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内的某些激进的改革探索保持着适当宽容的态度,这种态度给中国电视媒体的改革和创新提供了可能性。2000年12月,《实话实说》开始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对于这样的节目,首先保证一个边缘的位置才是行之有效的策略,即先有言说的合法性才可能有意义、内容的合法性”。而正是在《实话实说》得到政府的“质量认可”之后,国内其他电视媒体才开始仿效,相继推出自己的访谈节目。
此外,在谈话节目出现之前,中国电视的话语权一直掌握在国家手中并由国家赋予媒体实施,对于普通受众而言,只有听话权而没有说话权。谈话节目倡导“尊重人”,“让人说话”,从此普通受众也有了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出现,一方面预示着国家管理观念的民主化趋势,另一方面通过塑造公众论坛给普通受众以说话权,而说话的过程无疑增强了受众的自我意识,“使得广大受众不愿意总是处在一种被动接受的地位上,而是希望由‘接受者’到‘参与者’的转换”,换言之,电视谈话节目在给予少数受众说话权的同时,唤起了大多数受众的表达欲望,从而唤醒受众的民主参与意识。“它不仅提供了一个人们说话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即每个人都有平等说话、表达权利的机会”。
谈话:培养民主参与意识的土壤
电视谈话节目的民主意识除了体现在它对于公共领域的建构上,还体现在谈话空间、嘉宾以及话题的双重性上。正是这种双重性使得谈话节目从形式和内容上具有了民主的色彩——让公众意见进入(参与)到公共论坛中产生碰撞、交流,并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最终实现在国家空间、私人空间中产生思想观念的协商和情感的交流。
谈话空间的双重性。电视谈话节目以人际交流的即时互动构成节目内容,在心理层面上满足并延伸了人们面对面交谈的愿望。同时,谈话节目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充分结合在一起,以人际传播的形式来实现大众传播目的,最终达到对人际传播的平等性、协商性和大众传播的广泛性的有机整合。在整个节目的播出过程中,人际传播是谈话节目获得传播效果的核心——谈话空间具有人际性,而传播方式是大众的。也就是说,谈话空间具有人际传播的性质,主持人、嘉宾、演播室受众共同处于一个虚拟的客厅当中,以彼此平等的身份进行交谈,展开实时的思想观念和情感的交流,这就在形式上打破了大众传播单向的信息传递方式,使节目具有了民主协商和民主参与的色彩。同时,谈话空间作为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经过电视媒体的放大,创造了一种广阔的人际传播空间,成为现代社会里的自我与他人、与世界建立联系,加强沟通的重要渠道,因而也具有了大众传播的性质。
嘉宾的双重身份与公共意见的形成。电视谈话节目中的嘉宾包括事件当事人和演播室受众。他们“既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媒体接收者群体,同时又是基于其自身社会经验与认知结构的思想和意见的传播者。节目外的受众,既是节目中那一部分特殊受众的受传者,又是以特殊受众为代表的意见表达者”。电视谈话节目所塑造的准公共领域担任着联结国家政治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功能。这种功能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嘉宾的双重身份——作为传者,嘉宾可以将国家政治空间中的一些公共政策进行个人化的解释,以非常个性化的手段传达到以家庭形式存在的私人领域,并因为嘉宾的公众身份而得到认同;作为普通公众中的一员,谈话节目所形成的观点具有了社会普遍意味,通过大众传播,一方面可以与私人领域中的公众形成交流,形成更大范围的公众意见;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公众意见传递给国家政治空间,引起政策制定者的重视,从而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
话题的双重性与公众民主参与意识的互动。中国目前的谈话节目所涉及的话题一般可以分为公共事件和私人事件。公共事件包括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变化、经济改革、市场行情、股市涨落等,这类事件是能够被每个人所看见和听见的,往往为公众的政治、经济、工作、生活的日常决策所必需。因为与人们的直接利益或间接利益关联,有关这些事实的意见或主张自然也就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比如:风景区该不该建索道?一块钱的官司值不值得打?谁来养老?航空大通道、世博会大步朝我们走来。而私人事件则是发生在私人领域的,具有隐秘性和排他性。例如:孩子受了欺负怎么办?怎么告诉孩子父母离婚的事实等。
无论是公共事件还是私人事件,一旦进入到谈话节目中,经过媒介转换后就会具有双重性——公共事件的私人化以及私人事件的公共化。就公共事件而言,“它们原本发生在一个处于公共领域内的机构化的背景中,但是它们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记录与传递而获得了新的情形:变得公开化并面向大量的接收者——这些接受者并不在现场,也不曾目击事件的原始发生,他们只是通过传播而获得关于公共事件的知识”。尤其是当公共事件作为访谈节目的话题时,访谈的人际传播环境赋予话题以个性化色彩,并在公众接受时形成了个性化的理解,具有了私人色彩。同样,就私人事件而言,“它们原先发生在私人的领域,但通过大众传播记录、报道与传播获得了公共性”。私人事件进入到谈话节目后,被赋予了合理性,而且,处于私人领域中的其他受众在解读过程中会唤起并与自己的私人经验进行协商,形成自我认同和反思,从而使得私人事件获得公共色彩。
从整体上而言,公共事件的私人化与私人事件的公共化本身是在为公众提供参与空间,并在由私人组成的公众群体中引起广泛的交流和协商,激发不同的思维角度、不同的思维层面、不同的思维方法、不同的判断标准和不同的价值取向之间的交流和碰撞,从而提升群体的民主参与意识,摆脱传统电视节目那种灌输式的传播方式。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谈话节目具有了一定的民主意识。
结语
大众传媒背景下的公共领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传统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是类似于巴黎和伦敦的俱乐部、广场、沙龙和咖啡馆等场所。在这些场所中,参加讨论的个体一般是资产阶级或上层社会精英,人数少、话题单一,公共意见的形成是通过面对面的方式、以口语为媒介的对话性交流;而由大众传媒创造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几乎是没有空间限度的,也不必然地维系于对话性交谈,它已经能够被无限多的、可能是处于私人化的家庭空间中的个人所接触”。从现代公共领域的“解空间化”特征来看,现代的大众传媒本身就凸显了一定的民主意识。
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属性的牵制,早期的中国电视并没有发挥出构建公共领域的功能。直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电视谈话节目的滥觞,中国电视才开始履行起这一责任:谈话节目鼓励公众参与对公众生活的讨论、履行表达各自意见的自由权利。当然,由于国家并没有为公众提供进入主流话语的途径和制度保证,处于转型期的公众也缺乏相应的社会责任感和民主参与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谈话节目的出现,仅仅是意味着民主意识的萌生,并不能促使现代公共领域的形成。
但另一方面,值得充分肯定的是,电视谈话节目与公众的民主意识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由于电视谈话节目的谈话空间、嘉宾以及话题具有双重性,它的滥觞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到讨论当中,并在公众中形成积极的反应,从而增强公众的社会责任感和民主意识;而一旦公众的民主意识增强了,就会有更多的公众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参与到谈话节目中,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样的良性循环有利于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此外,“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这是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完善将为大众传媒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此举将会提高公众的民主意识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
参考文献:
1.徐舫州、徐帆:《电视节目类型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载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2005年版。
3.凌燕:《可见与不可见: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文化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郝朴宁:《话语空间——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5.何勇、潘可武:《电视是让人说话的》,《现代传播》,1998(2)。
6.陶东风:《大众传播·民主政治·公共空间》,王岳川主编《媒介哲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肖青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博士;李宇峰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助教,硕士)
编校:董方晓
关键词:电视谈话节目 民主意识 公共领域 双重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的发展经历了以电视剧和综艺节目为主的娱乐性、以社会纪实报道为主的纪实性、以谈话和讨论类节目为主的思考性三个阶段,其凸显的是电视功能的变化,即从满足受众单纯的休闲娱乐需求到为受众获取社会信息进而给受众提供表达观点、交流思想的空间。其中,作为思考性代表的电视谈话节目尽管仅有十多年的历史,但它的出现不只意味着说话主体的变化,普通人开始从“听电视说”逐渐转换到“我在电视上说”,而且无论从国家还是从公众的角度而言,它都预示着一种民主意识的凸显。
社会转型与谈话节目对公共领域的建构
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出现与当代社会转型有着极大的关系,其本身就是对联结国家与个人的公共领域的建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电视谈话节目从出现之日起就不断凸显出一种民主意识。
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公共领域是一个话语空间,它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充当二者的调节器和修正仪。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尽管存在着古代议事厅和火塘这样的准公共领域,但从整体上而言,中国传统的话语方式是私人言说,表达的仅仅是私人的观念,追求的是个人境界的提升,通过克己、复礼、修身、齐家等自我修养途径,实现所谓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理想。尽管其中也或多或少地涉及与公共意见相关的话语表述,但却从未实现过从私人化向公共化的转化,而一贯是以私人方式解决公共问题,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
新中国成立30年间,高度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直接导致了“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的形成。“‘国家——民众’的二元结构取代了‘国家——社会——民众’的三元结构,导致意见传通渠道和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席,民众无法发挥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的建构作用”。公共话语空间的缺失使得国家和民众之间不存在任何的意见缓冲、调适与反馈,典型的表现就是包括电视、报纸、广播在内的所有媒体信息都为国家意识形态宣传服务,民众只能作为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全面的结构性调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轨、集权政治制度向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型、单一封闭的传统文化向多元开放的现代文化的转变。在此宏观社会背景下,“人的主体意识不断提高,人的主体意识与主体精神开始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尊重”,电视媒体单一的宣传功能越来越无法满足多元文化的需要,加之受到国外“脱口秀”节目的影响,中国电视谈话节目逐渐成型,并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形成了一股席卷中国电视界的潮流。同时,在社会全面转型的过程中,国家也开始由原来的一切社会事务的包揽者转向公共事务的服务者,并对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内的某些激进的改革探索保持着适当宽容的态度,这种态度给中国电视媒体的改革和创新提供了可能性。2000年12月,《实话实说》开始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对于这样的节目,首先保证一个边缘的位置才是行之有效的策略,即先有言说的合法性才可能有意义、内容的合法性”。而正是在《实话实说》得到政府的“质量认可”之后,国内其他电视媒体才开始仿效,相继推出自己的访谈节目。
此外,在谈话节目出现之前,中国电视的话语权一直掌握在国家手中并由国家赋予媒体实施,对于普通受众而言,只有听话权而没有说话权。谈话节目倡导“尊重人”,“让人说话”,从此普通受众也有了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出现,一方面预示着国家管理观念的民主化趋势,另一方面通过塑造公众论坛给普通受众以说话权,而说话的过程无疑增强了受众的自我意识,“使得广大受众不愿意总是处在一种被动接受的地位上,而是希望由‘接受者’到‘参与者’的转换”,换言之,电视谈话节目在给予少数受众说话权的同时,唤起了大多数受众的表达欲望,从而唤醒受众的民主参与意识。“它不仅提供了一个人们说话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即每个人都有平等说话、表达权利的机会”。
谈话:培养民主参与意识的土壤
电视谈话节目的民主意识除了体现在它对于公共领域的建构上,还体现在谈话空间、嘉宾以及话题的双重性上。正是这种双重性使得谈话节目从形式和内容上具有了民主的色彩——让公众意见进入(参与)到公共论坛中产生碰撞、交流,并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最终实现在国家空间、私人空间中产生思想观念的协商和情感的交流。
谈话空间的双重性。电视谈话节目以人际交流的即时互动构成节目内容,在心理层面上满足并延伸了人们面对面交谈的愿望。同时,谈话节目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充分结合在一起,以人际传播的形式来实现大众传播目的,最终达到对人际传播的平等性、协商性和大众传播的广泛性的有机整合。在整个节目的播出过程中,人际传播是谈话节目获得传播效果的核心——谈话空间具有人际性,而传播方式是大众的。也就是说,谈话空间具有人际传播的性质,主持人、嘉宾、演播室受众共同处于一个虚拟的客厅当中,以彼此平等的身份进行交谈,展开实时的思想观念和情感的交流,这就在形式上打破了大众传播单向的信息传递方式,使节目具有了民主协商和民主参与的色彩。同时,谈话空间作为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经过电视媒体的放大,创造了一种广阔的人际传播空间,成为现代社会里的自我与他人、与世界建立联系,加强沟通的重要渠道,因而也具有了大众传播的性质。
嘉宾的双重身份与公共意见的形成。电视谈话节目中的嘉宾包括事件当事人和演播室受众。他们“既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媒体接收者群体,同时又是基于其自身社会经验与认知结构的思想和意见的传播者。节目外的受众,既是节目中那一部分特殊受众的受传者,又是以特殊受众为代表的意见表达者”。电视谈话节目所塑造的准公共领域担任着联结国家政治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功能。这种功能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嘉宾的双重身份——作为传者,嘉宾可以将国家政治空间中的一些公共政策进行个人化的解释,以非常个性化的手段传达到以家庭形式存在的私人领域,并因为嘉宾的公众身份而得到认同;作为普通公众中的一员,谈话节目所形成的观点具有了社会普遍意味,通过大众传播,一方面可以与私人领域中的公众形成交流,形成更大范围的公众意见;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公众意见传递给国家政治空间,引起政策制定者的重视,从而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
话题的双重性与公众民主参与意识的互动。中国目前的谈话节目所涉及的话题一般可以分为公共事件和私人事件。公共事件包括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变化、经济改革、市场行情、股市涨落等,这类事件是能够被每个人所看见和听见的,往往为公众的政治、经济、工作、生活的日常决策所必需。因为与人们的直接利益或间接利益关联,有关这些事实的意见或主张自然也就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比如:风景区该不该建索道?一块钱的官司值不值得打?谁来养老?航空大通道、世博会大步朝我们走来。而私人事件则是发生在私人领域的,具有隐秘性和排他性。例如:孩子受了欺负怎么办?怎么告诉孩子父母离婚的事实等。
无论是公共事件还是私人事件,一旦进入到谈话节目中,经过媒介转换后就会具有双重性——公共事件的私人化以及私人事件的公共化。就公共事件而言,“它们原本发生在一个处于公共领域内的机构化的背景中,但是它们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记录与传递而获得了新的情形:变得公开化并面向大量的接收者——这些接受者并不在现场,也不曾目击事件的原始发生,他们只是通过传播而获得关于公共事件的知识”。尤其是当公共事件作为访谈节目的话题时,访谈的人际传播环境赋予话题以个性化色彩,并在公众接受时形成了个性化的理解,具有了私人色彩。同样,就私人事件而言,“它们原先发生在私人的领域,但通过大众传播记录、报道与传播获得了公共性”。私人事件进入到谈话节目后,被赋予了合理性,而且,处于私人领域中的其他受众在解读过程中会唤起并与自己的私人经验进行协商,形成自我认同和反思,从而使得私人事件获得公共色彩。
从整体上而言,公共事件的私人化与私人事件的公共化本身是在为公众提供参与空间,并在由私人组成的公众群体中引起广泛的交流和协商,激发不同的思维角度、不同的思维层面、不同的思维方法、不同的判断标准和不同的价值取向之间的交流和碰撞,从而提升群体的民主参与意识,摆脱传统电视节目那种灌输式的传播方式。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谈话节目具有了一定的民主意识。
结语
大众传媒背景下的公共领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传统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是类似于巴黎和伦敦的俱乐部、广场、沙龙和咖啡馆等场所。在这些场所中,参加讨论的个体一般是资产阶级或上层社会精英,人数少、话题单一,公共意见的形成是通过面对面的方式、以口语为媒介的对话性交流;而由大众传媒创造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几乎是没有空间限度的,也不必然地维系于对话性交谈,它已经能够被无限多的、可能是处于私人化的家庭空间中的个人所接触”。从现代公共领域的“解空间化”特征来看,现代的大众传媒本身就凸显了一定的民主意识。
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属性的牵制,早期的中国电视并没有发挥出构建公共领域的功能。直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电视谈话节目的滥觞,中国电视才开始履行起这一责任:谈话节目鼓励公众参与对公众生活的讨论、履行表达各自意见的自由权利。当然,由于国家并没有为公众提供进入主流话语的途径和制度保证,处于转型期的公众也缺乏相应的社会责任感和民主参与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谈话节目的出现,仅仅是意味着民主意识的萌生,并不能促使现代公共领域的形成。
但另一方面,值得充分肯定的是,电视谈话节目与公众的民主意识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由于电视谈话节目的谈话空间、嘉宾以及话题具有双重性,它的滥觞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到讨论当中,并在公众中形成积极的反应,从而增强公众的社会责任感和民主意识;而一旦公众的民主意识增强了,就会有更多的公众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参与到谈话节目中,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样的良性循环有利于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此外,“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这是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完善将为大众传媒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此举将会提高公众的民主意识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
参考文献:
1.徐舫州、徐帆:《电视节目类型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载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2005年版。
3.凌燕:《可见与不可见: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文化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郝朴宁:《话语空间——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5.何勇、潘可武:《电视是让人说话的》,《现代传播》,1998(2)。
6.陶东风:《大众传播·民主政治·公共空间》,王岳川主编《媒介哲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肖青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博士;李宇峰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助教,硕士)
编校:董方晓